“中国制造”要向“中国创新”转向--专访江涌
国家经济安全与风险防范系列访谈之二
新华网消息，圣诞节的钟声刚刚敲响过，西方国家的人们在热闹的节日 气氛中互赠礼物传递美好的祝愿。毋庸置疑,这些礼物大多是来自“中国制造”。“中国制造”一词在2007年频频闪现,“中国制造”风波引起世界的关注。12月26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做客新华网，就“中国制造的是与非”与广大网友进行交流。
“中国制造”意味深长
主持人：“中国制造”对中国、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呢？
江涌：“中国制造”说起来比这四个字复杂得多。因为一般我们说的“中国制造”的英语翻译就是“Made in China”，但很多名义上的中国制造，其实是中国加工制造、中国贴牌制造，真正是中国自主知识产权制造的产品比例很小，所以我们不能把中国制造的内涵等同于日本制造、德国 制造，这个概念是大不一样的。所以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国制造对“中国制造”今年在国际上掀起的风波和摩擦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制造”一般理解只是“中国制造”的工业产品，而我更倾向把它理解为一个全方位的商品，它不仅包括物质产品，也包括文化成分和人文内涵。只有这样，才能深刻透视“中国制造”危机的内涵。中国制造在进行物质产品出口的同时，也将人文文化和国内的商业文明连带出口到国外。
对中国而言,“中国制造”体现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中国有能力制造，有能力整合各类资源（自然、环境、人力、智力）向世界输出，中国为世界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对世界而言,“中国制造”意味着廉价工业品供给。从积极方面来讲,"中国制造"提高了消费者福利；压低世界通货膨胀；减少环境污染；缓解资源紧张；保护劳动者的生命健康；一些以“中国制造”为半成品的企业因而会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从消极方面来讲,"中国制造"使得企业之间以及劳动者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一些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或工资福利降低等。
具体来讲，对生产者而言，因为中国生产的产品，特别是中间产品和半成品，作为原料对继续加工企业而言降低了生产成本，因此在世界上更具有竞争力；就宏观经济来说，中国国家经济不断发展，结构性物价不断上涨，而在国际上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很小，西方原来说通货膨胀苗头增加，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中国制造”压低了国外的通货膨胀，使他们的通货膨胀率在低位运行。从其他角度讲，中国制造还缓解了外国的资源紧张，减少了他们的环境污染。他们的高污染、高排放、高消耗产业都转移到中国来了。另外他们劳动者的福利也得到保障了,因为一些高危产业转移到中国了，所以他们的劳动者的生命健康、环境质量、资源等方面都得到了保障。
而中国这些年解决了很多随着经济发展出现的问题，但有些问题依然存在,其原因就是很多问题都是从国外转移过来的，所以“中国制造”对中国和对世界而言是不一样的。
和“中国制造”绝缘在短期内是很困难的
主持人：世界消费者是不是离不开“中国制造”呢？
江涌：不好说，短暂地说恐怕离不开。比如说圣诞节，原来西方政客宣扬没有“中国制造”的圣诞节，但是现在看来短时间内不可能。短时间内把货架上“中国制造”的东西拿掉，和“中国制造”绝缘在短期内是很困难的。原来媒体上美国的一个女记者做了一个实验，没有“中国制造”的日子一年中给她的生活带来了诸多的不便。
有这样一个报道，说世界离不开“中国制造”了，离开“中国制造”这个世界肯定是一个混乱的世界。 从长期而言,我认为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短期的意识很难调整，但是从长期来说中国制造都是一些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这种产品从经济学角度讲它的消费弹性是非常大的，就是可替代性特别强，因为你的产品没有垄断性，所以“中国制造”的这些产品的可替代性很强。所以如果真的中国和欧盟、美国打上贸易战，美国可以组织他的厂商不进中国的产品，他可以把生产线转移到东南亚、印度尼西亚、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 、孟加拉等国，他们的制造业成本比我们都低。所以如果真正打起贸易战的话中国就没有什么筹码，当然这个贸易战还没有打起来，所以西方国家在短期内可能是离不开“中国制造”，但如果就中长期而言，他们根据情况也是可以调整供应链的。
主持人:发达国家有没有经历过类似产品质量与安全问题？
江涌: 从世界经济史来看，产品质量以及由此带来的安全问题，首先是经济发展阶段性问题，某种意义上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的阶段性产物。由于监管总是偏向滞后，利益的驱动会推动生产者造假，造假的历史与贸易史一样悠久，发达国家其实都有轻重不同的造假历史。一个世纪前，美国消费者就无法放心使用本国产品。从糖果、肉类到药品，很少能令他们放心购买使用。报纸每天都在揭露造假丑闻，连知名百货商场也在销售含银量低于广告宣传的餐具，而所谓的胡桃木家具其实是胶树材制成的。顾客必须小心，否则就会上当乃至中毒。到20世纪初，正是消费者无法忍受的怒火，促使美国政府和企业积极增强与完善产品质量管理。我们的近邻日本与韩国在二战后的经济起飞阶段先后都面临过“日本制造”与“韩国制造”危机。
19世纪，快速工业化的美国在法律上也提供版权保护，但仅仅是保护美国的公民和居民，外国作品被肆意出版，廉价销售。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的作品《圣诞颂歌》在美国仅售6美分一本，而英国为2.50美元。这种侵犯外国知识产权的行为一直持续到1891年，当美国出版业迫切需要他们的知识产权在海外得到保护时，美国国会才通过了知识产权延展发案，使国外作品享受美国作者同等待遇。
“中国制造”风波实质上是又一轮“中国威胁论”
主持人：今年中国产品质量在国际社会受到质疑，在海外引起了风波，您认为这是正常现象吗？
江涌：我认为这个现象即正常也不正常。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不能笼统地看这个风波，这轮风波有几种类型。第一是反倾销，反补贴，形成事实上的替代性的贸易壁垒。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不同行业以个案性的方式应对中国制造不同行业所谓的堵漏行为，实际上是一种企业之间的行为围堵行为。第二是压制人民币升值，则是政府之间的博弈，它是改变国家之间贸易力量对比的一种一揽子性质的制度安排。
一些西方国家要求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以降低中国的竞争力。因为中国加入WTO后竞争势头太猛了，出口每年都是以30%左右的速度递增，人家承受不了了，为了减缓你的扩张势头就采取一些措施。由于反倾销、反补贴等手段都看不到明显的效果，也没有看到人民币快速升值，所以就采取了第三个手段——给中国产品抹黑，在中国产品的技术与质量上做文章，放大或者捏造中国产品的技术质量问题，来组织中国产品在这些国家的销售，这是针对中国制造打出的第三张卑劣的贸易牌。
我所说的出现“中国制造”这场风波是正常的理由：一是“中国制造”存在明显的软肋。产品质量真的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技术、管理的欠缺，这种知识和经验上的欠缺往往会影响到产品质量。第二是生产设备上的欠缺，硬件落实也会影响产品质量。第三是劳动力素质的欠缺，大批年轻的外来工、临时工，有时不能保证产品质量的过硬。第四是知识产权和无形资产的欠缺，由于中国是后发的工业化国家，国家缺少知名企业和知名商业品牌，这种无形资产的欠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制造的声誉。
我所说的不正常则是指一些发达国家把经济摩擦与政治绑在一起。在发达国家对中国制造打出了反倾销与货币升值两张贸易牌之后，中国制造已经快速开始转型，而这种转型则会加速中国制造的品牌形成，而在这个节点对中国制造进行技术质量的道德性摸黑，主要用意就是在防止中国制造在这些国家正在进行品牌化发育。
产品质量与安全问题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前些年，国际上也发生过多起影响巨大的质量安全事件。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发表声明说，他们每个月收到200份来自193个成员国的食品安全报告。根据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提供的资料，尽管每年中国输美食品数额巨大，但被FDA拒收的中国食品，其比例远远低于从丹麦和多米尼加的输美食品数量。206年，多米尼加输美食品中有817批次在边境被拒收，主要原因是杀虫剂含量超标；丹麦输美糖果有520批次因质量不合格被拒于美国大门之外；因质量问题被美方拒收的中国食品不过391批次。在向美国出口污染产品的国家当中，2006年印度和墨西哥 被美国拒绝接受入境的食品超过中国。
但是，国际社会（主要指美国）惟独盯住“中国制造”不放，不排除有"中国威胁论"情结。以牙膏产品为例，2006年中国出口额为8000万美元，不到中国9700亿美元出口总额的万分之一，被查出含二甘醇的牙膏为330万美元，占三十万分之一。日本厚生省公布2006年日本进口食品合格率，其中自中国进口的食品合格率为99.42％，与欧美不相上下，美国是98.69％，欧盟是99.38％。纽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就此分析，即使对当年欧洲的疯牛病 、墨西哥的伪劣产品，美国媒体也不曾如此大肆渲染，此次针对“中国制造”的负面报道实质上是又一波“中国威胁论”。
“中国制造”要向“中国创新”转向
主持人：您认为“中国制造”海外风波的根由是什么呢？
江涌：我觉得根由是两方面，一方面的确是中国自己的问题，在这方面有三点：一是信任危机。“中国制造”的确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但是他通过放大镜来看你，给中国制造了一轮信任危机。信任危机主要给企业带来很大的压力；二是文化危机。由于中国东方的劳动力生产出来价廉物美的东西，而现在东方制造的东西不美了，而且有一系列的质量问题。因为在信任背后是文化价值观的问题。第三，从这轮“中国制造”危机来看，我们在机制上还有些方面不能适应经济的国际化，对这方面的反映有些滞后。同时我们的企业存在忽视产品质量，忽视服务意识的现象。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整个自由资本主义的危机。现在资本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扩张的核心就是经济自由、贸易自由。这是发达国家、美国打出的最高旗帜，就是要让货币自由流动。本来是自由贸易的，但现在看来受到了挑战，因此现在他们在对自己搞“经济爱国主义”，也就是市场保护主义。因此“中国制造”危机也体现出整个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危机。
主持人：“中国制造”海外风波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江涌：启示是有很多的。首先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只有加强国内劳动者的基本权利，提高国内劳动者的劳动待遇和工资水平，才会提高国内消费水平，扩大国内就业，才会摆脱中国企业对国际市场的绝对依赖，才会将资源留在国内，为中国人民谋福利。其次是加快后工业化产业发展。对国际市场产生冲击的同时，中国制造对国内的生产环境和自然资源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破坏。这种以破坏国内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廉价生产是决不能持续的。中国必须改变这种出力不讨好的发展战略。第三，合理定价。中国企业下一步要做的是让自己的产品售价向真实的价格靠拢。譬如，有些产品的真实成本被隐瞒了，或被低估了，对外出售卖得太便宜，这时就要把价格涨上来。这些年来，我国的矿产品也不收资源税，使我国的能源价格十分低廉，电费、油费都相对便宜，从而导致所有在中国生产的出口商品价格都相对低廉。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保证中国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必须提高本国的资源税率，避免外国企业过度廉价利用中国资源。
第四，自主创新很重要。一个芭比娃娃在美国的零售价可以卖到9.9美元，但在芭比娃娃最大的产地珠三角地区，生产一个芭比娃娃，中国企业却只能获得0.35美元加工费。出口一个79美元的MP3，利润只有1.5美元。人们难以想象8亿件中国衬衫才能换回一架美国波音飞机，这就是“中国制造”的尴尬。我们生产出全世界绝大部分DVD，但是跨国公司利用“DVD专利使用联盟”，迫使中国的DVD碟机生产企业交了几十亿元的专利费。DVD的核心技术均从国外进口，高额的技术专利费已使国内生产企业被迫退出生产领域，或沦为外资的贴牌生产企业。2006年汽车自主品牌销量已占全部销量的57%。而实际情形是，中国的自主品牌是“中国贴牌”。因此，我认为“中国制造”应该向“中国创造”转向，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它的附加值，使我们更加主动。
挺起“中国制造”的脊梁
主持人：很多人都说“中国制造”是中国发给世界消费者的一张名片，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防范和采取怎样的措施使“中国制造”成为优质产品的代名词呢？
江涌：首先，对企业和企业家来说应当要有紧迫感，因为现在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中国市场已经成为国际市场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企业家要有一个国际竞争的紧迫感。 第二，就是企业家有一个社会责任感，不能唯利是图。“资本来到人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就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是马克思描述资本丑陋的一面。这里面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人文道德的问题，“中国制造”应该高含人文道德。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应当凝聚到“中国制造”里面。第三，就是“中国制造”强国的使命感，把中国从现在的一个加工厂变成真正的世界工厂和设计室，也就是从一个毛毛虫到蝴蝶的蜕变过程，企业家应当有一个把中国变成一个制造强国的使命感。
对媒体来说，他们也应当有几个意识：一，有一个看门意识。西方媒体是一个“看门狗”（watch dog），为大众当好“看门狗”。媒体要有这种意识，二、要有引导舆论的能力。媒体有媒体的作用，应当很好地引导舆论、教育大众。三，媒体还要起到鼓舞人心的作用，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在目前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下媒体应该有一个危机意识。
另外就是在政府机制上，我国政府在应对“中国制造”海外风波问题上已经行动起来了，比如和国际接轨，出台了很多严格的管理、监督措施，现在看来都比较有效。在美国市场，70%-80%的圣诞产品都是中国制造的，都没有大的危机。所以现在看来官方和企业联手起来开展的措施还是很有效的。
因为我们现在全球化了，进入了摩擦的时代，你不能期待中国的对外交往一帆风顺，这是不可能的，大国的崛起都伴随着一个曲折的过程，中国在经济的发展，对外的交往都有着不断的摩擦，通过这个摩擦会使中国从官员到企业家，到老百姓都越来越成熟。解决问题不可能一劳永逸，随着中国的发展这些问题还会不断的出现，这就要考验中国的企业家和官员的智慧。
（访谈策划：周锡生 主持：王妍 编辑: 余申芳 王妍 终审:曹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