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信息风险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2007年11月15日 世界知识
我国金融信息安全正面临严重威胁。
世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已控制了中国的会计审计业，中国企业发生的一些问题很难说与此无涉。
我们的许多大企业和银行已没什么商业秘密可言。
８月２８日，中央领导同志集体学习，安排的内容是关注世界金融形势和深化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这是继年初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高层再次聚焦于金融领域。根据有关部门的总结，我国金融改革的成绩可谓靓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和内部机制改革稳步推进，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得到加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顺利实施……按理说，有了这么一大堆成绩，中国的金融安全理应能得到很好保障了，中央领导不必对金融放心不下。然而事实是，中国的金融风险与报道的金融改革成绩一样不断上升。
风险丛生
高层聚焦于金融风险，并非偶然。除了美国冷不丁闹了个次债危机、引起国际金融市场一片恐慌外，大凡稍有理性的人，都会对中国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外汇市场所累积的风险惴惴不安。他们担心的不只是一般的市场风险，更是监管者对这些风险的判断以及应对措施。
中国现在的金融风险，除了普遍关注的金融市场风险外，另类金融风险——不当开放带来的金融信息风险则被普遍忽略。信息是信息时代的关键要素，金融信息是金融市场的稀缺资源。一个有效的金融信息，足可令金融市场潮起潮落，相关财富转瞬间即实现重新分配。因此，有效金融信息不仅是金融监管当局、金融机构以及投资者孜孜以求的一般要素资源，更是企业与企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竞争的战略资源。国际金融机构、金融大国都通过各种途径尽其所能地获取有效金融信息。
中国金融信息安全正面临日趋严重的威胁，集中表现在：世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已经控制并试图垄断中国的会计审计业，三大评级机构在中国的积极展业如入无人之境，国际投行对中资企业境外上市的咨询承销已形成垄断，国际战略投资者的引进使中资金融机构的投资经营活动近乎无密可保。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集中论述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对中国信息安全的影响。
天赐良机
与信用评级机构一样，会计师事务所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金融服务行业，通常被看成是金融服务的中枢。１９３２年《财富》杂志推出的排行榜，首次凸显出“八大”会计师事务所，后来合并为“六大”、“五大”，即普华永道、安达信、安永、毕马威、德勤，清一色的美资。由于它们拥有悠久的历史、完善的管理制度、遍布全球的业务网络、全方位的服务以及许多成功的案例，“五大”成为国际知名品牌。上世纪９０年代初，“五大”陆续登陆中国大陆，获准在华设立合资会计师事务所。后因安达信２００１年卷入安然等大公司财务丑闻从而导致破产，“五大”变成了“四大”。
９．１１后，世界经济低迷，企业经营活动放缓，欧美资本市场的股票承销和并购业务剧减。屋漏偏遭连阴雨。２００１年美国一些巨型公司倒闭，对审计欺诈的恐惧，不仅结束了安达信的风光，也令“四大”陷入困境。然而，天佑“四大”。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审计以及财务咨询市场越来越大，国内市场对会计师事务所的需求前所未有，整个行业的规模几乎每年都以不低于１０％的速度增长。２００１年，中国一些本土会计师事务所陆续卷入“银广夏”、“郑百文”、“蓝田股份”等会计丑闻，中国证监会由此颁布“补充审计１６号文”，要求上市公司ＩＰＯ（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及再融资时，财务报告除国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法定审计外，还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一些银行也相继规定，贷款的公司必须到指定的外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信用审计。这里不仅有中央监管部门、大金融机构，还有一向对外资“无比友善”的地方政府。如２００４年１月底，深圳市就要求深圳基础产业国有企业年度审计工作全部由“四大”承担。借助这些优惠政策，“四大”在中国狂飙突进。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２００４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全国百家信息”显示，普华永道中天、毕马威华振、德勤华永、安永华明分别以９亿、４．３亿、３．７亿和３．２亿元位居业务收入前四名，而位居其后的国内会计师事务所中收入超过１亿元的仅有上海立信长江一家。“２００５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全国百家信息”显示，普华永道中天、毕马威华振、德勤华永、安永华明分别以１２．４亿、７．１亿、６．５亿和６．２亿的收入位居前四名。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统计，“四大”在中国的业务总收入２００２年为１６．９４亿元，占该年度中国百强事务所业务总收入的３８．２３％；２００５年占４９．４６％。“四大”已几乎垄断了中国高端会计审计业务，垄断了我国海外上市企业的所有审计业务。在１４００多家Ａ股上市公司审计业务中，“四大”审计的资产超过４０％。当中行、建行、工行分别以数亿计的费用主动向普华永道、毕马威、安永投怀送抱时，５６００多家本土会计师事务所正为每笔几万元甚至几千元的业务打得头破血流。
神话戳穿
长期以来，中国相关主管部门与企业自信心严重不足，对“四大”崇拜有加，都想借助其所谓“卓越声誉”在国内外市场中树立起信誉。但审计实践却表明，“四大”并没有能够提供更高质量审计服务的证据。
早在２００１年财政部公布的会计信息质量抽查公告中，毕马威就因为中石化河南分公司、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的会计报表数据失真等受到通报批评，２００１年更因为锦州港事件而创造了国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在华成为被告等三项第一。安永因为２００４年的中航油事件风险手册而广为诟病。２００６年安永全球发布《不良贷款报告》，在遭到中方严正驳斥后宣布收回报告，承认其中关于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的数额估计“没有根据，是个错误”。２００５年财政部公布例行的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普华永道因上市公司“黄山旅游”的问题而被责令整改。紧随其后，普华永道因失察而被Ｇ外高桥提起仲裁，要求追究审计责任并赔偿巨额损失。德勤则深陷“科龙门”事件，因在存货、应收账款、销售收入等审计过程中执行的审计程序不充分而遭受普遍指责，并因科龙资不抵债而成为诉讼重点。此外，德勤在中芯国际、古井贡、创维等多个审计事项中不断为自己的清白辩护。
国内很多媚外人士很善于自我解剖，认为“四大”在中国遭遇的诚信问题根源在于我国司法制度不健全，社会风气不好，诚信普遍不足，使得外资事务所难免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境况。虽然自我解剖精神可嘉，但妄自菲薄实在不可取。作为垄断资本，“四大”逐利而且是暴利之本性丝毫没有因国而异。其实，“四大”在美国本土与西方世界“独立、客观、公正”的神话早已被戳穿。
２００５年８月，德勤因涉嫌为罗孚汽车公司避税而获取额外报酬，从而受到英国会计调查与纪律委员会的独立调查。２００５年９月，持续数年的日本保险公司状告德勤一案有了结果，德勤至少付出２亿美元，成为有史以来全球审计公司中为诉讼和解付出的最昂贵代价。２００６年５月，普华永道的日本公司被日本金融厅责令停止最大客户审计业务两个月，原因是该公司的内部控制措施松懈，导致化妆品公司嘉娜宝出现会计欺诈行为……
即便在美国本土，随着越来越多的参假涉假丑闻被曝光，美国监管机构也越来越难以包庇纵容这些会计师事务所。近乎每个大公司（如世界通讯、安然、施乐、微软、ＩＢＭ、波音、朗讯等）财务丑闻的背后都有“四大”的身影，但几乎没有一个重大财务舞弊案是由“四大”自己发现的。２００５年８月，美国司法部着手调查毕马威涉嫌妨碍司法公正和非法避税问题。美国国税局称，避税策略使２０多家公司至少少缴了１７亿美元的税款。
在２０００年安达信从安然公司获取的收入中，审计收入为２５００万美元，竟然低于２７００万美元的非审计收入；毕马威２００２年从通用电气公司得到的审计收入仅为２３９０万美元，而咨询服务费收入则高达７９７０万美元。大量的非审计服务收费引起市场的广泛批评，甚至连美国证监会（ＳＥＣ）主席也不由感慨：“如果审计收入只占事务所收入的３０％，那事务所的独立性又怎能保证？”
美国在安然事件后成立的“上市公司会计监督理事会”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２月间对“四大”的审计业务进行了抽查，发现了大量的审计错误。根据其提供的报告，“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２００３年审查账户中错误地使一些客户低估其债务和歪曲其财务状况”，“错误地解释一项已经九年的规范”。美国证监会的首席会计师称，“四大”个个都需要改善其审计质量。
当安达信陷入危机时，其执行总裁贝拉迪诺在给雇员的信中写过这么一句话：“我们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陷入这种困境的大机构。”
祸害深远
“四大”进入中国后，通过各类公关活动，与中国相关政府部门保持良好关系。特别是通过与政府合作方式，把自己和监管部门紧密联系在一起。德勤从１９９３年开始，就作为项目顾问参与财政部制定中国会计准则，此后长期协助财政部推进此发展方案。此外，德勤还与国家税务总局、国资委等政府部门有着密切的合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还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起草《风险导向审计程序》，以此“构建更完善的政策制度”。自１９９５年起，毕马威上海首席合伙人萧伟强就担任中国会计审计准则外国专家顾问，安永的中国区合伙人邱家赐担任证监会发审委委员。由于和政府部门关系密切，“四大”在华受到的监管很少，因此可以便利地谋取更多更广泛的利益。
诸多国家和地区都制定相关措施限制外资会计师事务所于境内展业，如台湾对外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较为严格的限制，外资事务所的会计师必须考取当地的资格后才能执业。印度除此以外还要求外资事务所做上市公司业务后须经本土事务所复核。日本、韩国等国家也对本地的会计师事务所采取保护措施。而像中国这样多个政府部门与一个始终对中国不很友善国家的机构保持如此密切关系、并使其享受多种“特许经营”，在国际上是罕见的。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罕见的关系，使中国监管部门宁愿牺牲本国机构的利益，来讨好满足这一特殊群体的需要。正是在中国相关监管部门的帮助下，“四大”几乎垄断了中国大企业，尤其是金融企业、跨国企业的审计业务。“四大”也因为这种“特许经营”而获取高额垄断收益。研究显示，同一个审计项目，“四大”的收费高出国内所２～５倍很正常。以收费标准最高的北京为例，国内所的主任、副主任会计师每小时收费３００元，而安永为２７５０元。随着审计事务所并购加速，行业集中度会越来越高，＂四大＂的优势将越来越明显，获取的垄断利润也会越来越大。
跨国垄断资本的本性是获取暴利与实施控制。控制是为了更好、更稳定地获取暴利，而暴利则更便利、更有条件实施控制。在华垄断地位不断强化的“四大”不只是获取丰厚的市场利润，而且是获取更具有战略性的资源——信息。“四大”审计的大型企业特别是金融类企业，关系着中国经济命脉。这些企业完全由“四大”来审计，无疑将中国经济的重要数据暴露给了外资。据中国银行一经理人员透露，在中行上市审计期间，中行高层专门指示各部门必须为普华永道提供一切可以提供的资料，而很多资料本来对自己的研究人员都实行保密。不仅如此，还由“四大”来设计企业改革、融资模式，如普华永道为中国工商银行规划了未来八年的公司治理机制和全面风险管理改革路线图，这意味着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弱点毫无保留地展现给了外资。近年来，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屡屡遭遇不顺，巨额经济损失时有发生，相关专业人士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缺乏经验；另一方面，恐怕也是最重要方面，就是我们的企业已经无商业秘密可保。外资审计、评级、咨询、承销，还有战略投资、管理顾问等，已经使中国企业乃至部分政府部门在近乎透明的状态下运作。
早在２００２年初，也就是中国证监会颁布那“一纸文书”后不久，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先生就撰文指出了“必须请外国公司补充审计”这一规定的荒谬。五年多过去了，董先生也已作古，相关监管部门非但不迷途知返，反而变本加厉，使外资审计机构对华审计行业的控制日甚一日。去年以来，中国股市如脱缰野马，狂奔不止，急速膨胀的风险日益令人不安。有业内人士指出，这相当一部分归于“会计革新”，即上市公司可以合法交叉持股，拉抬股价。本人不甚清晰这是哪家机构使出的“高招儿”，也不清楚监管者为什么会接受这一“妙计”，但我知道的是，当初日本就是因为允许企业交叉持股而使股市迅速走向泡沫，而随着泡沫的破灭，到来的是十多年的经济萧条。本人不敢猜测这其中是否有什么人的预谋，但可以设想，这极有可能使中国股市走向危局。(江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