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门利益膨胀正在影响中国经济安全
本报记者 叶建国 王 娜
部门利益膨胀影响社会经济基础稳定
《21世纪》：在您关于中国经济安全的系统研究中，从哪些方面来定义中国“经济安全”的概念？
江涌：经济安全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主观感受，一种是客观状况。
闭关自守下，我们实行“鸵鸟政策”，没有意识到诸多安全问题，而且那时的经济安全内涵十分有限。
如今，安全的主观感受与客观状况都要比当初来得直接与强烈。
现在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更加不安全，是因为首先我们的意识是全球化下的全方位意识，中国的国家利益遍及世界各地，世界任何角落的经济发生变化都有可能影响我们的经济利益，触动我们越来越敏感的安全神经。
另外，经济安全客观上体现在两方面：即经济的基础稳定和持续增长。一些部门和地方的利益膨胀导致了社会矛盾的集中突发，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基础稳定和持续增长。外资企业的敌意并购和垄断妨碍有效竞争，扭曲市场资源配置，削弱中资企业的竞争力，威胁了中国现有的经济基础稳定和未来经济持续增长。
《21世纪》：现在的情况是，提到“经济安全”，大家很自然的就和外资联系在一起，甚至要求对中国改革开放战略进行反思，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江涌：开放政策实行这么多年来，一方面使我们看到了一些积极的因素，如人民生活改善，经济质量提高，但另一方面是，由于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的不均衡性，其负面的因素也越来越明显，已经损害了经济的基础稳定和未来的可持续增长。如内外企业税不统一，使得内企无法跟外企平等竞争，外企享受补贴，并利用由此获得的超额利润进行行业并购，从而扭曲了国内市场正常的资源配置，对中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非常不公。
所以，中国的经济开放思路需要进一步完善，不能等到一些问题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再来收拾，要是等到民族企业岌岌可危之时才来解决，往往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如果我们仍然片面强调以外贸拉动经济增长、以不正常的优惠政策盲目引进外资并任由外资在中国市场为所欲为，中国经济肯定是不安全的。
中国的利益集团没有得到很好发育
《21世纪》：您的意思是，变革应该首先从我国政府内部来展开。
江涌：境外的利益集团在中国已经非常成熟了，并形成了一定的体系。另外，在运作上非常得心应手，对中国的部门决策和立法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应该说，这些利益集团在西方就很擅长游说，这无可厚非，但到了中国就有一个问题，西方的博弈有两方甚至多方参与，这样就比较容易达成一种平衡的局面，而中国不一样，中国的利益集团没有得到很好的发育，所以境外利益集团在中国一直唱“独角戏”，其利益在我们的部门决策和立法当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纷纷进入政协和人大，这种现象是正常的。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中国的利益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格局的变化必然会反映到意识形态中来。但有一个问题是要规范它，不能让这种话语权一家独大。
现在是“黄金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由于没有一个很好的渠道让社会矛盾在公开激化之前就得到很好的降解或消解，因此大量的矛盾往往以激进的方式表现出来。这集中体现在弱势群体身上，他们没有代言人，话语权体现不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使弱势群体的声音有所反映，利益有所体现。弱势群体不仅有农民和农民工、城市下岗工人和学生等自然人，而且还有像一些中小企业等法人，其生存与发展空间十分狭窄。
因此，要坚定地反对市场垄断，与此同时，鼓励各类商会、协会的发展；另外，要鼓励社会公益团体的发展，诸如律师界为无助者提供法律援助等，这样可以表达一些弱势群体的声音。
《21世纪》：民营企业也是您所指的弱势群体的一部分？
江涌：弱势群体中，较明显的有城市里的下岗职工、农民工和学生，另外还包括在大企业垄断下生存的中小企业。部门政策里本身就有对国外利益集团有利的方面，在法律上也有体现。民营企业没有足够的话语权与境外集团的垄断有很大的关系。
关于“经济爱国主义”
《21世纪》：“十一五”开局之年，中国全面调整发展战略，但我们却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所谓“经济爱国主义”的指责，对此您怎么看？
江涌：“经济爱国主义”由来已久。1841年，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提出，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一个落后国家如果没有保护，要想成为新兴的工业国家是不可能的。在此理论的指导下，德国最终实现了工业化，跃进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无独有偶，美国也是在保护幼稚产业的前提下，经济获得长足发展而成为世界巨人。因此，保护幼稚工业的理论与实践应算是“经济爱国主义”的滥觞。
近年来，一股抵御外资并购内资企业、防范本土商品服务遭遇外来冲击的市场保护主义声浪正在世界蔓延。以至于使“多哈回合”，这一将对世界贸易体制产生重大影响的谈判不得不中止。
事实上，所谓“经济无国界”只能是一种畅想。只要有国家边界，就有经济国界；只要有经济国界，就有“经济爱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