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钱学森同志百年诞辰到来之际，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和每一个了解他的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正直人士，无不深切怀念这位为科学革命和社会进步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在他的晚年，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每年都去看望他，以示关怀。“人民科学家”对于钱老这个实至名归的称号，就是我们党的主要负责人所称呼的，并且发出了向他学习的号召。
可是，我们到底向钱学森同志学习什么呢?
笔者在此不顾本人学问浅陋、视野狭窄，谈谈自己学习钱学森同志的著述和其他有关著述的一点体会，以求教于大家。
钱学森同志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享有盛誉的自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而且是一位在哲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造诣都很深的全面人才，可以把他称之为当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科学家。他自己讲：“我从工程技术走到技术科学，又走到社会科学，再走去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门。”“感到只是理与工是不够的，不懂得社会科学不行，所以开始下工夫学社会科学，也涉及哲学。当然这时早已懂得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是真理。”
钱学森自从退出国防科研领导一线后，二十多年来，他构筑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提出并亲自指导和参加研究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等科学大部门，提出了科学革命和“第二次文艺复兴”的命题，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超越还原论，发展整体论，构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论，提出了从定性到定量、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综合集成法、研讨厅体系和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的构想，提出了大成智慧学，大成智慧工程和大成智慧教育，等等。钱学森的科研活动，几乎涉及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在其构筑的开放的和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到目前就有11个大的科学部门，在每个大部门中，他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创新和建树，有着非常宝贵的思想理论观点。可以说，钱学森是一座挖掘不尽的思想理论宝库。
钱学森在学术上之所以取得如此卓著的成绩，与其具备的科学精神有着必然的联系。
科学精神是从哪里来?既不是科学家头脑里固有的，也不是上天的恩赐。科学精神是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实践活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科学家本身实践活动所反映和体现的一种精神。在科学上有重大发现、发明和创造的科学研究者，必定有科学精神，而钱学森在科学上的发明创造是全世界科技界有目共瞩的，所以今天我们探讨、学习和发扬钱学森的科学精神，既是对这位人民科学家的最好的纪念，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革命和建设实践的需要。
钱学森的科学精神，以笔者目前认识到的，概括起来，包括：
一、勇于探索未知的精神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清楚说道：“科学就是要研究我们不认识的东西。”世界上只有未被认识的事物，而没有不可认识的事物。科学研究就是探讨和揭示世界未知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钱学森说：“科学之所以为科学，科学家之所以为科学家，就是在于追求真理，在于他们能为人类指示对事物的真理性认识。”
最能体现钱学森科学探索精神的，莫过于他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提倡的人体科学研究了。自从四川省大足县发现少年唐雨“耳朵认字”开始，一场所谓“科学”还是搞“伪科学”之争就开始了。包括钱学森在内的凡是积极参与研究这一现象的科学家和学者，对于“耳朵认字”开始几乎都是不相信的，都是认为违背传统的科学原理的。可是后来，钱学森和一批科学家、学者终于在事实面前被说服了。
当时面对各种不理解和冷嘲热讽，如何办?有所谓立论高的反对者，引经据典，说研究类似“耳朵认字”这些人体“特异”功能现象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第一，他不看这种现象，说“不能弄脏眼睛”，即闭眼不看事实;第二，他主张，在所有实验中，只要有一个是假的，就断定全部实验都是假的。
是坚决排除阻力和障碍继续研究这一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未知现象呢?还是偃旗息鼓，打退堂鼓?
钱学森当时明确地指出：“对于一些新东西，新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能闭着眼睛不看。……我们不要把脑子框住了，事实就是事实，这些很奇特的特异功能现象，还是应该注意的，不要关门。”
钱学森还指出：“气功、中医理论和人体特异功能孕育着人体科学最根本的道理，不是神秘的，而是同现代科学技术最前沿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因而它们本身就是科学技术的重大研究课题。”“人体特异功能、气功和中医，真正把它科学化，你就必须同时改造现代科学，只用现在的科学是不够的……我们要完成的任务，与绝大多数人的文化水平是很不相称的，可以说我们要在愚昧的环境当中，来进行这场革命。”他说，科学是不完善的，如果科学完善了，还要科学研究干什么。
钱学森说，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的一个必然现象。这项研究所遇到的问题，绝不是中国特有的，这种情况是全世界都差不多，有它的共性。在国外，对这个问题争论也很激烈。在历史上每次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样的新现象，都必然为大多数科学工作者所不承认，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违反已建立的科学规律这个体系的。
钱学森告诫人们说，人体科学是现代科学里面一个前沿的问题，是有长远的意义和很强的理论意义的，人体科学研究是一场“硬仗”，人体科学是科学的“珠穆朗玛峰”。
钱学森一直主张，所谓“特异”与“不特异”是相对的，只是在人们没有认识、理解和作出科学解释之前，叫“特异”，而一旦认识了、理解了和科学解释了，它就不“特异”了。他还举出过去的类似实例予以说明。
钱学森对研究特异功能现象的科研机构的科技人员说：“我们所已经证明了特异功能这个事实;这不是传说，也不是作假。这里包含许多东西值得探讨。……我们在做这件事情时应该考虑这些问题，实际上这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一次大飞跃。……我们所从事的这项工作是有远大前途的，我要说这是要震憾历史的。但我们干这件事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们什么困难都不应该怕。”
钱学森说：“我们要在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其结果就是新的科学革命和文化革命。那是不是又一次的文艺复兴?这不是简单问题，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再一次的出现跟文艺复兴一样的大事。我们不要简单地看问题，情况是很复杂的。但是前景又那么诱人，现在的确有一个人体科学的幽灵在我们之中徘徊。我们作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科技工作人员，就应该审时度势，善自为之，要很谨慎地，不光是一股热情。要有热情，还要有科学，要制定开展人体科学研究的战略。我们自己也要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改造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人类。”
钱学森说：在前进的道路中，会有一些无理取闹的非议，我们不必为它分心;也会看到一些人在讥笑，我们也不必理睬，这种人在五六十年前也有过。只要我们踏踏实实苦干，终将作出贡献。
钱学森引用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批判马赫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物质消失了”这个“基本的典型”观点时讲的，“‘物质正在消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迄今我们认识的物质所达到的那个界限正在消失，我们的认识正在深化，那些从前认为是绝对的、不变的、原本的物质特性(不可入性、惯性、质量等等)正在消失，现在它们显现出是相对的、仅为物质的某些状态所特有的。因为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哲学唯物主义是同这个特性分不开的。”“运动着的物质会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在我们看来似乎和它不可调和的另一种状态”，不管从“常识”看来多么稀奇，多么奇异，都“不过是再一次证实了辩证唯物主义”。钱学森接着列宁的话说：“列宁的这些教导给我们人体科学研究指出了方向，坚定了我们的信念，任何所谓‘伪科学’、‘灵学’的指责都不值得我们理睬，而是要用科学的态度，在实践中进行勇敢无畏的探索!”
科学就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包括认识人类自己的知识和学问;而探索未知领域的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就是科学的任务。对未知其所以然的现象，是视而不见采取鸵鸟政策，甚至对别人的研究和探索冷嘲热讽，称之谓什么“伪科学”呢，还是追根溯源，刨根问底，揭示其本质和规律，这是鉴别是否科学态度的试金石和分水岭。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态度绝对不是因为社会上有大量弄虚作假的现象，就否认真实存在的某种现象;相反，是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它，认认真真地去研究它。
二、密切联系实际的精神
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倡导的优良作风。作为揭示客观世界未知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研究，目的是对未知现象作出符合客观真理的描述和说明。那么，科学研究就必须联系实际，目的就是解释和解决社会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
1984年10月27日他说：“无论出国考察还是在国内工作，只有一条，联系实际。”1992年10月他说，“实践是人认识客观的唯一途径。”1993年9月钱学森说，“我一生工作的中心就是理论联系实际。”
在1991年他说，现在大家都说当务之急的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但这在社会科学哲学界已是老问题了，反对本本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已经几十年了，怎么老解决不了?毛泽东同志的《反对本本主义》写于1930年，后来又有《实践论》、《矛盾论》，1941年5月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最后是1963年5月的《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前后33年!到现在是超出半个世纪了!而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解决得比较好的，脱离实际的理论是没有市场的。
钱学森讲：“我研究系统科学、系统论，从系统工程开始，与实际联系起来。中间层次是技术科学。我把控制论、信息论放在技术科学这个层次，它研究信息的传递、系统的控制。在这个层次还有运筹学，等等。再上边的一个层次，就是系统学，然后就到了桥梁———系统论。再上边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之，要结合实际。脱离了实际，你还谈什么呢?当然，我不是反对理论。理论脱离不了实际，实际也脱离不了理论。理论跟实际是冷与热的结合。搞理论的头脑一定冷静，但完全学院式的研究是不行的，一定要投入到火热的实际斗争中去，一冷一热，要结合。”
正如钱学敏教授所说：“钱学森固然对文学艺术有着广泛而浓厚的兴趣，但他在晚年，并不像王安石晚年那样去‘细数落花’、‘缓寻芳草’，也不像牛顿晚年那样去诵经说神，而是把每一思虑都与祖国人民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那么，钱学森所关注的实际是什么呢?
通过研读钱学森的著述和了解他的科研活动，可知他关注的实际，都是国家和民族遇到的最大的、最迫切的需要解决的实际。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国时，他关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从学习铁道专业转向了航空，研制与飞机和航天有关的学问;五十年代回国后，面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他服从组织安排，从事“两弹一星”和国防工业的科研，大力加强了我国的国防实力，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国家的外交斗争;从科研领导一线退下来之后，他关注的都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最大的实际。他把创建系统科学看作是一次科学革命，是为了发挥国家的“整体”功能，他写的文章的题目就是“要用现代科学技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从整体上考虑和解决问题”和“社会主义建设要有长远打算”等;为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为计算技术的提高，提倡研究思维科学;为开发人的潜能，提高人的智慧，提倡研究人体科学，提出了大成智慧学和大成智慧教育;他看到我国沙漠很多，提出了“沙产业”，等等。这无不说明，钱学森的科研活动是紧密联系实际的，并且是联系国家和人民面对的最重要的、最大的实际。
他写道：“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教导：研究客观世界必须用实践，不能靠凭空想。”在1995年的一封信中他批评说：“今天的‘国学热’和‘人学热’大概也源于现在我国社会风气不佳，人们不从中国今天的实际出发，从而流入旁道了!这样不对!”
笔者认为，我们谈问题做文章，必须联系实际。空谈理论，说得天花乱坠，但是与实际不相干，又有何用呢?当然有的人怕联系实际，怕用社会实践来检验自己宣扬和鼓吹的理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改革开放以来，大力赞美和极力推崇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学者和专家，特别是推崇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专家们，那些宣扬和鼓吹“华盛顿共识”，大肆鼓吹经济私有化、思想多元化，政治自由化，宣扬市场神话和市场拜物教，栽赃、抹黑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说什么国有企业是“所有者缺位”啦、“国家所有人人没有”啦，国有企业“压制人的积极性”啦，是“效率低”啦，抹杀存在了数十年的铁的事实，制造了一系列的谎言和谬论。可他们就是害怕实践的检验，就怕接触具体的实例，就怕戳穿那些被私有化了的企业的老底和发展的真相。因为，先别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的效率远比私有制企业的效率高得多，就连世界上同样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资本主义的国有企业也都比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效率高!这是历史的事实，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那么，对于南街村、华西村、韩村河、南山集团公司等等那些坚持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典型，那里经济的发展，政治的进步，文化的繁荣，他们是瞎子，是永远也看不见的。相反，却在那里一方面对之竭尽污蔑、攻击和栽赃之能事，同时，又总是在那里唠叨那实在是扶也难以扶起来的私有化的典型，欺蒙广大人民群众。
三、始终坚持革命的精神
钱学森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始终坚持革命的伟大的思想家。
凡是科学理论，无不都是科学性(真理性)和革命性的统一。革命性精神，表现为顺应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促进事物从旧到新的质的转化的鲜明立场和彻底批判旧事物、拥护新生事物的精神;科学性表现为正确揭示事物的本质或规律，发现和正确表述事物的客观真理。
在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说：“革命是一种与其说受平时决定社会发展的法则支配，不如说在更大程度上受物理定律支配的纯自然现象。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法则在革命时期具有大得多的物理性质，必然性的物质力量表现得更加强烈。”这里说的是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列宁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这样说过。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像现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制度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这里说的是革命的作用。当然，以上说的是社会革命。
钱学森讲：“对部队的要求第一是革命化，第二是现代化，第三是正规化。这就把正规化的性质规定为革命化、现代化下的正规化。为什么要把革命化摆在第一位?我理解它是我国人民军队的本质所在。有了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就不迷失方向，所以第一位是革命化。”
关于革命的思想阐述得比较详细的，是在他1989年9月的一封信中。钱学森说：“我认为‘革命’是指发展中的飞跃变化，不是渐进的‘进步’或‘革新’。我认为在近代科学出现后，科学发展的飞跃是‘科学革命’，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及唯物史观是‘科学革命’;而‘科学革命’和科学进步又是‘技术革命’的先导。‘技术革命’也只影响生产力，还不是社会形态的飞跃，即‘社会革命’。‘社会革命’包括三个方面：经济的社会形态的飞跃是‘产业革命’，政治的社会形态的飞跃是‘政治革命’，意识的社会形态的飞跃是真正的‘文化革命’。……《辞典》中‘马克思主义’条写的是教科书的话;而日常生活中我们通俗的说法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道理’的。当然要干革命必须懂得马克思主义，但干革命也要业务知识，业务知识能同革命理论截然分开吗?我看不能截然分开。今天我们已经把人类对世界的知识组成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最高概括、十大部门(每一部门三个层次，一架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的开放体系，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
钱学森对于产业革命的观点，是一个独创。
他认为，产业革命第一次：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出现家牧业，对应于青铜器时代，一万年前;第二次：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奴隶社会后期，三千年前，出现商品经济，对应铁器时代;第三次：十八世纪末，出现蒸汽机，以机器为基础的近代工业时期;第四次：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电力技术革命以后的现代工业时代，大工业和垄断公司出现;第五次：目前正在发生的，以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为先导的信息革命时代;第六代：出现生物技术，用太阳能的、农业型的知识密集产业和吃的革命;第七次：人体科学，人的素质全面提高和新人的出现。
他说，生产力大发展是由生产技术的提高，而生产技术的提高则是技术革命引起的，而产业革命是由技术革命推动的。系统工程在管理技术和方法上的革命作用，也属于技术革命。技术革命是人改造世界的飞跃，是由科学革命引起的。人要改造世界必须先认识世界，而认识世界的学问知识即科学。16世纪的文艺复兴引出了现代意义的科学，即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飞跃，即科学革命。“人类社会的发展，事物的发展，当然不止于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还有社会革命，我们一般讲革命是指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是社会制度的飞跃，从原始社会的崩溃到奴隶社会的建立，从奴隶社会制度变为封建社会制度，从封建社会制度变为资本主义制度，都有是社会制度的变革、飞跃。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一次人类社会的飞跃。这是大家熟悉的，叫社会革命。”
钱学森说道：“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四种革命是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这是一门大学问，怎么来研究?这应该是我们现在社会科学方面的一大任务，要把它搞清楚，因为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常把水搅浑。……如果不把上述四种革命的概念搞清楚，我们就不能把问题看得很清楚，我们不仅看到新的技术革命，同时也要看到人认识客观世界的科学革命，还要看到生产体系的变化，这个非常重要，因为科学革命，技术革命，生产体系的变化或者叫产业革命，这些对我们的经济、国防建设和社会主义发展都有密切关系。新的科学革命，将会大大开阔我们的眼界，给我们新的力量。……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有科学的预见性，我们不是等着事情来了，再应付一下，我们要有预见，有计划地推动这些科学的发展，来迎接这些新的科学革命。”
1994年钱学森写道：“事物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革命任务也自然随着事物的发展和历史的演进而不断更新，有新的目标。今天在现代中国第二次社会革命的任务到建党100周年将基本完成，而到时世界形势由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大而有根本性的变化。所以我们又一次要更新我们的思想。我们要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按照第五次产业革命、第六次产业革命和第七次产业革命的内涵设计现代中国的第三次社会革命。”并说，“我们这个小集体是为此做些先行的探索工作。”
坚持科学性的科学家，必定坚持革命性。作为探讨客观事物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科学家，对于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之一———质的变化，即革命性变化，毫无疑问，既不能熟视无睹，也不能袖手旁观。科学的态度，只能是拥护、支持并大力促进的。
当社会上有人攻击和诅咒革命以至于喧嚷“告别革命”的时候，作为人民科学家的钱学森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旗帜鲜明地大谈技术革命、科学革命、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这种精神是是难能可贵的。
四、善于开拓创新的精神
钱学森经常讲：“科学是不完善的。如果科学真正是完善的，那就没有科学研究可做了，今天的东西就是昨天的东西，昨天的东西又是前天的东西，都是老一套了。科学是在不断前进的……”钱学森说，要发挥我们的优势，我们有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有中国人几千年文明的智慧，我们要敢于创新，不迷信洋人!“中国人为什么不敢闯?科学在于创新，在老圈子里兜是没有出路的。”
钱学森构建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所有的科学技术最高的概括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指导一切科学部门的研究，是一切。当然，这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僵化的。他说，恰恰不僵化。因为它通过各个桥梁与各门科学相联系，各门科学的发展又通过桥梁反映上去，发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说“我这个人‘离经’这个罪名是免不了的了，因为讲了些经典著作上没有的东西;但我不承认我是‘叛道’;我是坚决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道’的，可是我不迷信书本上讲的东西。”这就是他所谓的“离经叛道”。
钱学森认为，所谓新，就是并非已有科学规律所能预见到的，或者说不合常理的。他一向反对迷信外国人和迷信经典，并说，“科学研究并非都是逻辑思维。恰恰相反，科学创造性活动最核心的那一部分是形象思维，是在对事物的已知认识的基础上猜的。最后验证是逻辑思维。天才的发现是从不天才的工作得来的。不注意平常的一点一滴的积累，出不了大的突破。”他还说，“跨度越大，创新程度也越大。而这里的障碍是人们习惯中的部门分割、分隔、打不通。大成智慧教我们总揽全局，洞察关系，所以能促使我们突破障碍，从而做到大跨度地触类旁通，完成创新。”
正是由于钱学森具有极为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善于开拓创新的精神，他才对我国航天事业、对“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作出了杰出贡献。在上世纪退居国防科研领导岗位后，他有了许多的理论创新。他开创和积极参加了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等大的科学部门的研究。以他为首，创建了复杂性研究的中国学派，提出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概念;提出了超越还原论、发展整体论、完善和丰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系统论;创造了从定性到定量、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综合集成法、研讨厅体系和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提出了大成智慧学，等等。
正如于景元研究员所说的，钱学森到了晚年，他的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达到了新高度，形成了钱学森综合集成思想。这个思想在哲学层次上的体现就是大成智慧，在科学方法论层次上的体现就是综合集成方法，在工程技术层次上的体现就是综合集成技术(如系统工程)，在实践层次上的体现就是综合集成工程(如航天工程)。这样，综合集成思想、综合集成方法、综合集成理论、综合集成技术、综合集成工程就构成了钱学森综合集成体系，钱学森的这套体系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更有更大的科学价值，它孕育着一场新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上的革命，其意义和影响是广泛和深远的。
到底钱学森的主要创新是什么?笔者以为，说真知者少而又少，不知者多而又多，不为过。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整个社会太过于浮躁了，被“一切向钱看”和片面追求GDP搞得晕头转向了，还哪有工夫过问这个。
正如笔者在1995年《现代法理研究》一书的自序中所写的：“最近几年以来，某些早被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连进步的资产阶级学者们也批倒了的资产阶级早期法学思想，又在被少数人翻弄出来当成我们必须信奉的真理在宣扬和传播，真是应验了一位女诗人在《逻辑病者的春天》这首诗中的话，即‘把老祖母的嫁妆翻出来，可以开一爿时装店。’然而可笑的是，这些货色竟然还被少数人当成理论的什么创新和思想的开拓受着吹捧和崇拜呢!”
那时我是仅指法学领域，那么，今天看来，其他领域又如何呢?
五、一贯谦虚好学的精神
知识无涯而学有涯。钱学森总是说，有经验的专家也是“一得之见”。笔者以为，任何高明的专家也是“一孔之见”，只不过是“孔”的大小区别而已。
我们通过阅读钱学森的著述，知道他“涉猎的学科门类与领域之广、学术思想之活跃、创新性之强，是十分罕见的。”他研究的科学门类之多、研究问题的范围之广、与不同领域、不同专业、不同部门和不同方向的专家学者和工作人员及干部的通信之勤和交朋友之多，可以说都是前无古人的。有资料显示，他在成为著名科学家之后，参阅35000多册书籍，15000多期期刊，新自剪贴20000份剪报，与他人通信多达10000余封。仅2007年5月，国防工业出版社的十卷本《钱学森书信》就有400万字，这仅是可以公开发表的一部分。
1989年他却说：“我不知道的实在太多。”1990年他写信说：“您对我的评价我不敢当：科学技术是无止境的，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人类智慧的结晶，我更是一个学生;都不能说‘有很高的造诣’。”“认知过程是无穷的，知识是无穷的。过程·历史·发展·前进，永无止境。我们现在知道的只是一小块，我们不知道的才是大海!”
“未出土时先有节，待到凌云更虚心”(咏竹)这是钱学森的座右铭。“汉柏秦松骨气，商彝夏鼎精神”，这是在钱学森家小客厅里挂的，是钱学森为人治学的写照。
可是，看看目前在我们社会，在传媒是中，在言谈中，什么“某某大师”啊、什么“某某泰斗”啦、什么“某某之父”之类称呼，真是令人目眩神迷啊!称呼者大多是吹捧，而被称呼者，却大多又听之任之，这里哪里还有一点谦虚好学的精神呢?缺少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增多了吹捧与自我吹捧，科学和学问的发展和长进就很难说了。卡耐基说过：“真正谦逊，是人类一种最好的品行，因为他有自知之明，他知道在这广大的世间的复杂的社会里，他的能力和头脑，实在太简单太渺小了，不够去解决人世间的一切问题。
不谦虚，还表现在某些所谓的权威理论家甚至个别领导同志写的文章中。不是有的人竟然把我们党的一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称作21世纪的《共产党宣言》吗?它是与国际哪个共产党协商过呢?不是有位理论家说我们党的一位领导同志在短短十来年时间就有几十几个理论创新吗?这还叫谦虚吗?
六、崇尚一丝不苟的精神
著书立说，崇尚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在钱学森那里是反映得非常突出的。他说：“什么叫科学?科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认识客观世界的学问。真正的科学，是老老实实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是根据实际情况总结出来的学问。”
在上海交通大学学习期间，一次水力学考试的试卷，老师都打了对号，给了100满分。可是钱学森发现自己的试卷有一处把“Ns”写成“N”，老师没有发现，于是他立即举手，指出自己的错误，把卷子退给老师，老师扣除4分后得96分。这份试卷留在老师那里被保存下来，成为学校教育学生实事求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典型事例。
钱学森讲：“马克思主义和科学都是十分严肃的事，来不得半点想当然。”“著书是千古事，宜慎重而不可草草赶时间。”有的人把苏联科学技术革命用英文表示，他说：“苏联人的所谓‘科学技术革命’宜用俄语，即HTP，不要用英语，以尊重其语言。”这在一般人看来一件小事，实际上却反映了做学问是否严肃认真的态度问题。
钱学森的秘书涂元季深有体会地说，做秘书工作一般都要求细心，“马大哈”是做不了秘书的。但凡科学家，或者说有成就的科学家，在工作上一辈子都养成了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作风，所以给科学家当秘书，在这一点上无疑有更高的要求。作为一名科学家，钱学森对大事小事都是那么认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枝末节，你若一不留神，就会有差错被他查出。
一丝不苟，严肃认真，既是科学研究的一种精神，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的体现。1957年11月17日，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在莫斯科大学的讲话中指出：“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假设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按照党章和宪法的规定和要求认真起来，那么我国社会的整个面貌和道德风气必定会焕然一新。
七、及时纠正错误的精神
在科学研究中，错误总是难以避免的。因为客观世界是复杂的、是发展变化的。人们不可能不通过反复认识和实践就很快地反映事物的本质。问题不在于发生错误与否，在于如何对待错误。及时纠正错误，服从真理，是钱学森的一贯作风。
1993年10月钱学森说：“人的认识过程总是有曲折的，不会一帆风顺。所以一定要及时承认有误，赶快纠正。”
1964年新疆建设兵团农学院的一位年轻人写信指出钱学森新近发表的一篇力学论文中的一处错误。不几天钱学森回信写道：“我很感谢，您指出我的错误!也可见您是很钻研的一位青年。科学文章中的错误必须及时阐明，以免后来的工作者误用不正确的东西而耽误事。……”他并把这位青年的文章推荐发表在1966年3月第9期《力学学报》上。
英国科学家F.Hoyle对大爆炸宇宙学抱怀疑态度，钱学森说他“自己批评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真是科学家的风度呵!”他1988年在对科技新闻工作者讲话中，曾经说：“在中国，学术不民主实在厉害，这样下去不行。要知道，在科学研究当中，错误并没有什么可耻。正确都是从错误中来的，你没有错误，怎么有正确!一件事要弄清楚，你要不叫大家讲，就没法弄清楚，也没法正确，所以讨论很重要。”
他说：“我自以为我的这些东西统统不那么成熟，常常是后边的纠正先前写的。”他告诫自己的同事说：“我们是在智慧的大海中游泳吗?我是常犯错误的。例如，我一年前还写文章说‘从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法’，但我说错了。要改正：是‘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要有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我是常犯错误的!你们和我一块工作，务必及时指出我的失误。务必这样做。”
他指出：“我的谦虚不是对人的，对人我讲平等，老、少一概平等。我的谦虚是对客观世界的，即尊重事实，实事求是。发现错了就改，纠正得越快越好。所以请你们帮助。”又说：“科学真理那是不能含糊的，……所以一个人发现自己的确错了。我讲的是科学工作。最好的办法是公开承认，这在国外科学同行里面是普遍的，错了就承认。……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我们一切工作活动的国家，如果我们对于自己的错误还讳疾忌医，就真是太不应该了。”
列宁曾经说过：“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进而又教育和训练群众。德国的(以及荷兰的)‘左派’没有履行自己的这一义务，没有极仔细地认真地严肃地研究自己明显的错误，这恰恰证明他们不是阶级的党，而是一个小组，不是群众的党，而是知识分子和沾染了知识分子恶习的少数工人的一个小团体。”
笔者以为，一个人、一个团体或者一个政党，只要从事社会实践活动，不可能不犯错误。但是，犯错误之后，认真分析和对待错误，及时纠正错误，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政党对自己有信心和有力量的表现。相反，极力掩盖和回避自己的错误，自己就小看了自己，就不可能进步了。这是指的革命队伍内部的情形。至于一切反动的人物和政党，往往把人民看来是错误的东西却认为是正确的，那是无可救药的，是由其反动本质决定的，他们只有一个下场———灭亡。
关于纠正错误，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做出了好的榜样。在1961年1月30日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上，他就讲：“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制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有了错误，一定要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钱学森为了人民的利益，实事求是，勇于坚持真理，及时纠正缺点和错误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努力实践的。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很少听到有人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错误都是别人犯的，自己是一贯正确的。其他不说，仅是这种态度，就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众所周知，苏联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头子赫鲁晓夫，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再大反斯大林，“他只知道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创造了一个推过揽功的典型，凡是上了年纪的人，对此记忆犹新。
八、提倡互相合作的精神
在科学研究活动中，钱学森一贯重视集体力量，发挥集体智慧，提倡互相合作，反对单打独斗，反对个人单干。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第十一章“协作”中，写道：“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
“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重、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么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么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
“且不说由于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因此，12个人在一个144小时的共同工作日中提供的总产品，比12个单干的劳动者每人劳动12小时或者一个劳动者连续劳动12天所提供的产品要多得多。这是因为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
马克思这里说的是体力劳动，那么，作为复杂的脑力劳动的科学研究是否也有类似的情形呢?
钱学森说：“任何科学研究活动都是一项社会活动，必须有集体间的交流和研讨，而今天这种交流和研讨已经发展到了全球性的规模。”“现代科学技术不是一个人的工作，一个人再有天大的本事，他也创造不了全世界，都要互相之间帮助、协同”。他还说：“在科学领域中搞封建割据，情报封锁是不道德的。”他提到：“在科学发达的美国，开了那么多时间生物学的会，就在这个问题上，办了件蠢事。这就是部门分割制，这方面不知道那方面的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互相流通，所以事情就好办了。”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们的利益是一致的，目标是共同的，科学研究工作者之间的互相合作是有着统一的思想基础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物质条件的。
钱学森一直强调，学术讨论是非常重要的。科学技术工作，特别是现代的科学技术工作，都是一个集体。一个人要把天下打下来，这事就难了。我们都靠互相帮助。学者们各干各的，就是坐井观天。今天的科学技术工作都“小”不了，不能关起门来干，那是非落后不可的。无奈我国许多科技人员还不懂得这个道理，坐井观天，自得其乐!今天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一定要广泛地同同行交流讨论，相互促进、相互启发。交流得越勤、越快，成功也来得越快。
他在一封信中说：“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浩如烟海，恩格斯、列宁用的一个人下功夫的方法，现在不够用了，要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才行!必须集众人的智慧!所以我钱学森一个人是渺小的，沧海一粟而已!”
今天我们社会，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毒害很深，有的只追求什么“个人利益最大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合作互助精神，冷嘲热讽，对于互不支持的离散状态，一盘散沙状态，大加推崇。早年学校和工厂形成的好风气，类似“一帮一，一对红”，“先进帮后进，大家共同进”的良好传统，遭到了颠覆;目前某种意义上的“各人顾各人”的离散状态，违法犯罪案件最容易发生而又最难以侦破的这种社会关系状况，对于某些人来说，很是如鱼得水，确实保护了某些人所谓的“隐私”，可是既苦了一般老百姓，也造成了社会的混乱和不和谐。
我们要真正搞社会主义，是不可不发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互相合作精神的!
九、勇于坚持原则的精神
钱学森在给一位学者的信中写道：“我劝您今后公开发言或写文章时，务必：第一要坚持原则，二要审时度势。”在谈到科学道德的时候，他说，科学技术工作者一定要追求和维护科学真理，“我认为一个科学技术人员认为是真理的话，不要被帽子、棍子所屈服。”在一封信中他写道：“老一套是约定俗成了，就动不得吗?……如果与约定俗成的东西妥协，就不会有科学的社会主义……我在非原则的问题上，乐意相让;但在原则问题上，我是坚持的。”
在1989年的一个研讨会上，钱学森对于研究人体科学的方法问题说过，人体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所以搞人体科学，不能用还原论的方法，也不能用协同论的方法，要用定性到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工程方法，必须用系统的高度综合的方法。他讲，这个观点他在这里讲过多次，但是看起来不成功，因为“你们过去受的教育，就是还原论那一套，根深蒂固，我讲的你们听不进去。你们讲的这些我又不感兴趣，那我只有不来了。你们的研讨会搞了几年，还是比较成功的，使我学到不少东西，但要搞下去，不改变观点不行，等你们什么时候想通了我再来，我要集中点精力。”为了坚持实践证明是科学的研究方法，钱学森绝不放弃原则来随和、迁就大家，他在一再强调而效果不佳的时候，以不参加研讨会来提醒大家。
钱学森始终一贯地维护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由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可以说他几乎做到了无人不讲，无处不说，无文不写的程度。他在1996年关于一篇建筑学博士论文的回信中说：“我只感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论文中一字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而一味讲‘人文主义’?什么原因?这不背离了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建国大道了吗?国家和党中央的方针放到哪里去了?”
“不说好，不说坏，神仙也不怪!”无原则性，自由主义，碍于情面，怕得罪人，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这个风气逐渐毒害了社会，毒害了学术界!而对于直言批评者，有的就被疏远、疏离甚至被打击、迫害!如果共产党人的原则性和党性受到极大的腐蚀和削弱，那么它的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了。
是到了恢复共产党人的原则精神的时候了!对于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国家应该予以依法严厉惩治和追究责任，对于违反党章和党纪的行为，党的组织应该给予应有的处分。姑息包庇者，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无此，不但学术不能有创新，社会不能和谐，而党就不可能取得党心和民心，就更谈不上健康和进步了。
十、乐于奉献社会的精神
很难设想，一个只为个人或者家庭利益着想，而不为别人、不为民族和人民大众的利益考虑的人，在科学上会有重大发明和创造。中外历史表明，凡是有重大发明创造的科学家，往往是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乐于奉献社会精神的人。
1993年9月5日的一封信中，钱学森写道：“我们这帮人是找到了出路的，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为祖国的科学技术、文化事业无私奉献，直至最后。”
钱学森曾经列举出许多世界著名科学家，如A.爱因斯坦、R.奥本海默和L.鲍林等人，说他们不仅献身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而且他们的思想还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他还特别推崇美国女生物学家B.麦克林托克为科学事业的献身精神。她为了研究遗传基因中的转座子，每天在田间“和玉米对话”，几十年如一日。没有这种奉献精神，在科学上是不可能取得重大成就的。
众所周知，钱学森“姓钱，而不爱钱”。钱学森“一生淡泊金钱、荣誉和地位。他对科学事业的奉献是无私的，对科学高峰的攀登是无畏的，对科学技术的攻关又是扎实严谨的。”他讲到从事科研活动时说：“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热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自私者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
他高度关注人民的素质，研究人体科学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们的智慧，使人人成为“神仙”;它非常关注人民的幸福，包括建设山水城市、提出物质文明包括人民体质建设;他一直关注国家富强，积极建议设立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并把综合集成法和总体设计部视为他们这个研究小集体的“命根子”;他始终关注社会进步，直到晚年还一直关心我国的教育事业———提出大成智慧学和大成智慧教育等。
1989年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钱学森时，钱学森感谢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心。他说：“作为一名科学家，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人民对我们的工作满意的话，那就是最高的奖赏。”
十一、真诚信仰和努力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精神
真诚信仰和努力实践马克思主义是钱学森科学精神的突出表现。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唯一正确的思想武器。钱学森经常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整个人类知识的最高概括，是人类智慧的最高结晶和智慧的源泉，是人类知识的最高的殿堂。假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工作那就“如虎添翼”。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们的工作的同时，又用我们的工作的经验不断地去补充、深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真理，我们必须坚持不动摇。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对我们来说是真理，我们必须坚持不动摇。他认为，对待真理的态度，就是科学家的良心、义务和节操之所在，它贯穿在科学家创造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上，是科学家自我约束、自我评价的首要原则。钱学森的一生，完全可以说是真诚信仰并努力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一生。
当有人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时候，他说：“我直到现在，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并没有什么要丢掉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什么失去昔日光彩的东西。”关于人体科学研究，他说：“我们应该感到这个担子的分量，捍卫马克思主义可是件了不得的事情，是关系到人类命运的事情。”
他说，如果我们不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那准要犯错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社会主义中国办事，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注意避免唯心主义的错误，也注意避免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搞科学研究，特别是我们对复杂而又新奇现象的研究，一定要注意思路，即立场、观点、方法。我认为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丢了这个唯一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会陷入困境。”
马克思主义者必然是共产主义者。凡是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必定坚信人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逐步走向共产主义。钱学森说：“我们搞学术研究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了走向共产主义。”“我想社会主义社会是个过渡阶段，目的是共产主义社会，那才是世界大同的社会高级发展阶段。”他说，我们说“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资本主义国家”，是指这个国家的“政治的社会形态”是社会主义式的或资本主义式的。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应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政治的社会形态、意识的社会形态等都是最先进的，即具有高度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社会。这样的社会现在世界上还未出现。我国将在21世纪中叶实现它。“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民的心愿是促进世界大同。”“社会主义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我们有这个信心，因为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钱学森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的几个问题》中说，我认为，预测首先是了解情况，掌握规律，而方法不是决定性的东西。现在有种情况，有的人搞社会预测、文艺预测，完全受托夫勒、奈斯比特的那两本书(《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的影响。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托夫勒、奈斯比特的两本书是资本主义国家出版的，代表着资本家的思想，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根本不能代表我们的看法。我曾经建议，组织一些人把这两本书以及其他一些书分析分析，看看哪些讲的是对的，哪些是胡说八道。我们国家对于正确的、科学的东西，是不能否认的，但是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同，我们不可能得出托夫勒、奈斯比特同样的结论，不能按照他们的路数来。他们的路数是要让资本主义永远兴盛下去，而我们要走向共产主义。
钱学森坚信“人类未来一定走向世界大同”，“我们的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实现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钱学森说，一个有智慧的人，是懂得大道理的人，是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人，因而也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因为他懂得大道理，“事理看破胆气壮”，他也一定勇于改革创新，不怕艰难挫折，不会贪图安逸，更不会同流合污，他懂得鲁迅的诗句：“平楚日和憎健翔，小山香满蔽高岭”。
笔者以为，要真诚信仰和努力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第一要看书学习，首先要真正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钱学森也曾经开列了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单，包括：《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实践论》和《矛盾论》。
我想，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五本书是必须读的，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挤时间读书，尤其是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是每一信仰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同志的基本功之一。只有认真看书学习，才能弄懂马克思主义。当然，深入社会底层，接触社会实际，关注社会和民生，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不断端正无产阶级立场，培养劳动人民感情，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最第一位的、最根本的和最重要的。还是那句老话，要做个顶天立地的人。顶天，就是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地，就是深入到工农兵之中去，深入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之中去。
我在此欢迎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而对于所谓舆论的偏见，本人将不予理睬。
作者：巩献田 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