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便看到司马南先生《断不能替汉奸行为辩护，这是我们的底线》。细细读来，几张照片，不仅引我关注，而且内容让我愤慨万分。一张是918事变之后，胡适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原件，胡适这个狗东西当时苦苦劝说老蒋一定要把东三省给日本，说是这样可以“求得日中关系彻底调整”，其奴才相可以无耻之极。但是日本人并不买他的帐，因为日本人当时要的是整个中国甚至整个亚洲。

胡适在信件里那种奴颜婢膝的状态，可以说活脱脱一个汉奸叭儿狗模样。按照照片提供的原文，其中那些肉麻的投降言论可以说充斥全篇，比如，他极其露骨地说：“我所欲陈说者，只有一句话，就是在应战前，还应该做一次和平的最大的努力。”胡适看来，只要出让东三省，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殊不知，这样的谏言，就是连蒋介石和宋子文都勃然大怒，怒斥胡适这是典型的卖国行为。公道地说，这种公开卖国，连蒋介石也是以此为耻的。

司马南这个文章别看很短，但是现实意义极强。

为什么?这些年，一批贩卖汉奸言论的人大行其道。就在几天前，清华某著名教授居然在公开场合宣称：现在对待美国我们最好的选择没有别的，就是唯一一条路：投降。这么一个大学者，居然大言不惭地在公众场合贩卖汉奸言论，而且没有受到任何制止。此类现象，这些年已经见怪不怪了。大学讲堂已经很普遍。其实这种想象，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几乎渐渐泛滥成灾了。不仅表现在课堂上、讲坛上，而且在著书立说上，比如，这几十年，为胡适评功摆好的书籍可以说已经比比皆是。弄得年轻人已经不知道胡适这家伙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这些年有一个歪风，但凡过去被人民批评过的，被历史认为是反人民的坏家伙，有人就一定要给他找出点“成就”和“贡献”，一定要把它以寻找真相的名义重新颠覆人们认知地再重新评价一番。比如，鲁迅那个当了汉奸的同胞兄弟周作人，谁都知道已经被历史钉在了耻辱柱上，但是有些人偏偏对他在国难当头的背景下写的那些什么“闲适”散文，出版一部又一部，湖南领头出版了，其他省改头换面再出一遍，书店里到处都在卖这种东西。那状态，可能连他的兄弟鲁迅先生也退避三舍。还有那个什么张爱玲，不论大节如何，更不论她甘愿嫁给大汉奸胡兰成为妻这些重大问题，把她的作品恨不得吹捧到了天上。作为文学，知道一点阅读一点本来也无大差，但是奉为经典反复向年轻人推卖，不问青红皂白，这确实不能不说另有居心。还有，在民国风兴起时，一股追捧民国的潮流在中国横行一时，这一切很觉得让人不解。

正是这样一股歪风，很多事情颠覆了人们认知，比如一提民国人物蔡元培，好像成了一尊巍然屹立的大英雄。他当年反复向蒋介石谏言，策划4·12大屠杀的罪恶历史不再被人提及，这样的事情多了去了。最后，居然一些人连对人民公敌蒋介石的称谓都发生了变化，一口一个称他为“蒋公”。比如，电视剧中有蒋介石的画面情节，那些演员开拍前对着蒋介石的画像一口一个“蒋公保佑”顶礼膜拜，祈求蒋介石保他演出成功。如此荒唐的事件，在艺术圈里比比皆是。

当然还有比这些更加荒唐的是，有人公然提出为千年前的大奸臣秦桧翻案，要跪了千年的秦桧站起来，要给秦桧立一尊站起来的雕像。像这类完全颠倒黑白、混淆历史的行为，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居然会形成一股风。如果任凭这股风刮下去，三十年五十年后，不知道我们的子孙后代，该怎么认识和解读我们的数千年历史。

受这种歪风影响，在今天，在我们与美国西方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的关键时刻，一些跪美舔美的公知们公开主张用文艺形式为汉奸卖国贼树碑立传。不写英雄，专门写那些投降日本又做了汉奸的知名人物，不仅写了这样的坏东西，居然还能拍成电影。拍成电影，还准备大赚一笔，弄个盆满钵满，而对拍成的电影，居然群众还批评不得。一个时期，网络上居然不能出现这个“投降者及汉奸”的名字和这部电影的片名，只要你一旦写到这些名字，你的文字文章立马便会被删除。所以我至今写此文也不能提这个人物及其这部作品的名字，因为那么做顷刻间就会删除。这说明持这种言论的人，不仅自身笃信这种近乎反动的东西，而且在权利机关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代理人。想一想，这事情该有多么可怕。

不管言论多么自由，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也不可能自由到允许你可以公开认贼作父，不能自由到你放弃共产党人的原则立场，在媒体公开发表投降言论，不可能让你背离党和人民所倡导和坚守的主流价值观去与历史上的大汉奸握手言欢。不能允许你借助我们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在你死我活的决斗关键时刻，你借古讽今，大力歌颂宣传投降主义。而现在我们的舆论正在处于这样的种种“不可能”的危险之中，特别是这样的投降主义言论可以见诸于公开的媒体，而批评他们的文章却可以连存活的机会都没有，这种情况，其实比投降主义泛滥还要更加危险。

有时候，人们怀疑，我们的媒体，我们的相关部门到底权利还是否掌握在我们党的手中，为什么在这样生死博弈的关键时刻，不见舆论场上我们的主动出击呢?为什么很多投降主义言论就是不见批评和反击呢?这种情况恐怕才是最值得我们各级领导机关特别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