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主义在中国并不会远去消逝
张志坤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表现在人文关系领域，需要有许多新建树，新气象。这就使人不能不想起集体主义，虽然这个“主义”在今天的中国已日渐远去、日趋式微，但我们所不能不拷问的是，在民族复兴的伟大业绩中，难道就没有集体主义的一席之地吗?
一提到集体主义，有人就不免要心生厌烦，因为在一些人的心目中，集体主义就意味着平均分配，就意味着“大锅饭”，而这些东西又都同市场经济的原则与精神格格不入，于是，那些奉市场经济为第一法则的人，自然而然就要对集体主义避如蛇蝎了。但是，基于集体主义在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我们仍然有必要全面认识和理解它的光辉与荣耀。
首先，集体主义是赢得中国革命胜利的精神基础
要革命就要勇于牺牲，没有千千万万人的奋斗牺牲，革命就不可能获得成功，无论是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概都是这样。在革命与斗争的逻辑下，为了集体与事业，为了理想与信仰，不但需要淡化和忽略个体的利益，甚至需要牺牲很多个体的一切，包括其宝贵的生命，在必要的时候都得奉献出来。为了集体而牺牲个体，这是最高端的集体主义。
这样的集体主义在市场经济法则下却完全行不通。因为市场经济本着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追求的是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在这样的原则之下，凭什么让此个体牺牲奉献、而不让彼个体去牺牲奉献，这里面就有解不开的逻辑疙瘩。进一步说，既是勉强把这个疙瘩解开，接下来的难题更大，那就是，一条宝贵的生命值多少钱，有谁可以心甘情愿地将其奉献，毕竟好死不如赖活着，并且人都死了，要钱又有什么用处呢?
由此可见，如果在革命斗争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话，那么革命就根本闹不起来，就一天也进行不下去，最多只能沦为大腕吃酒肉、大秤分金银的土匪行径。
任何一支从事革命的队伍都需要将这种集体主义最大化。国民党军队有句名言，那就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事实上是国民党军队不服从命令的情况特别严重，越到后来越是这样。蒋介石作为这支队伍的最高统帅，也口头上总是说要大力倡导要发扬黄埔精神，要个体服从整体，要为了事业不惜牺牲个人，但实际上就是做不到，因为他自己都不想这样做，因此他的要求也必然落空。与之相对应，共产党的队伍却基本做到了，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要真正践行集体主义，那就必须实行平均分配，进行最彻底的上下平等、官兵一致，并且要求各级领导率先垂范，在面临牺牲奉献的时候冲在前面。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而国民党恰恰做不到这一点。经常有人用“同志们，跟我来”和“弟兄们，给我冲”来形容国共两军不同的作战风格，应该比较贴切形象。
其次，集体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必由之路
社会主义国家能否以市场经济来实现国家工业化，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证明，此路不通。
世界上各社会主义国家一概都起步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度，经济技术基础相当薄弱，苏联是这样，中国更是这样，而广大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无疑还是这样。在这样的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国家工业化，在几十年较短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所走过的路，完全不能靠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而只能靠计划统筹，全国一盘棋，让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让当前利益服从长远和根本利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像宝成铁路那样艰巨的工程就无法修筑，攀枝花钢铁厂也不可能建成，大庆石油会战也将无从谈起。
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国家工业化，立足社会财富有限局促的现实，只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让全体人民勒紧裤腰带，节衣缩食搞建设，坚持勤俭建国、艰苦奋斗，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同一切腐化浪费做最坚决的斗争。由此导致在分配关系上，就是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就是一要计划二要平均，仅仅“计划”而不“平均”不行，仅“平均”有而没有全盘“计划”也不行。
现在，有些人猛烈指责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人多么穷，几乎什么东西都凭票供应，大家都一没钱二没票，生活得多么拮据，而改革开放后又是多么富有充裕，好像改革开放多么万能和万灵一般。窃以为，这完全是脱离特定历史条件无知的瞎掰，假使新中国在建国伊始就搞八十年代的那种改革开放的话，笔者敢肯定的是，今天的中国将远远地落在印度的后面，甚至连巴基斯坦都不如。
正是在这样一种计划经济体制下，集体主义发扬光大，人们并不以穷为耻，而是以无私奉献为荣，服从命令，能够做到打起背包就出发，有的人甚至因为职业特殊而要隐名埋姓几十年，要抛家舍业几十年，许多原本生活在沿海大都市的人，为了国家与民族事业而举家迁往荒凉的内陆深处，许多工人按照国家统一安排，搬进大山深处的工厂。他们这样做靠的是觉悟，而不是利益的诱惑与交换，这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无法想象的事情。
因此，在社会主义的建设年代，不可避免地还要继续发扬革命斗争年代的那样一种精神，那样一股干劲。毛泽东主席始终走不出革命与斗争的逻辑，始终要坚持平均主义，限制社会个体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法权，这是不得不做出的取舍与抉择，实乃是历史之使然，逻辑之必然，因为这其中并没有任何其它捷径可走。
最后，集体主义充分彰显了事业的人民属性
集体主义并不是谁想要谁不想要的问题，有鲜明的阶级分野。直白地说，集体主义的受众是穷苦人以及平民百姓，就是那些经济地位低下、经济资源贫瘠的人。这些人在受到一定程度的思想启迪与精神淬炼之后，他们能够也愿意实行集体主义，或者换句话说，集体主义只能在他们之间存活。与此相对应，地主老财、达官贵人从来不屑于集体主义，也不可能搞集体主义，在这些经济地位高端、经济实力雄厚的人当中，集体主义没有任何一点存在的空间与存活的可能。
从这个意义上出发，对于任何一项事业与任何一个政治人物而言，考察其是不是带有人民属性，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人民属性，衡量的标准，那就是集体主义精神在其中有怎样的表现，具体要落实到财产的分配方式与资源的占有形式上，这是最有说服力与证明力的标尺。
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也是这样，要想让人民将其当做自己的事业，这个事业必须以集体主义精神为灵魂，而不是为了满足个人或集团的私欲;必须是平均享有财富而不能个人利益至上，更不允许其中出现特权阶层。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最大程度参与其中，并在其中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否则就将丧失革命性与人民性，就要变成国民党式的抓丁抓兵，就走向了政治与历史的反面。所谓依靠穷人打天下，为了穷人打天下，核心在于集体主义灵魂。
但市场经济却不是这样，市场经济的核心是追逐财富，是为发财致富服务，其精神原教旨在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基本法则是优胜劣汰。因此，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市场经济的必然，发生空前的贫富分化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事实上，“让一部分人”的概念之下，究竟谁最具有先富起来的主客观条件，人们心知肚明，这个竞争并不是公平的，也不可能是公平的。市场经济同集体主义严重对立，这是不争的事实。古今中外都没有任何人会认为市场经济是人民经济，个中道理十分明白，就像有太阳就不是黑夜那样浅显。
在市场经济下，集体主义受到强烈的排斥，被严重矮化与丑化，这是改革开放几十年来集体主义在中国的真实命运，也是导致社会各种丑恶现象发疯一般暴涨的重要原因。几十年来，大道暗淡，理义无光，人们的思想境界与家国情怀直线下滑堕落，各种形式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嚣张泛滥、为害成灾，社会品质呈现整体性的堕落。有人更还堂而皇之地把个人凌驾与国家民族之上，说什么“不在乎大国崛起，只在乎小民尊严”。试问，没有国家民族的崛起复兴，哪里还有什么小民尊严可言!这等把国家崛起与人民尊严对立起来的伎俩可谓十分恶毒。按照这样的逻辑，日本侵华之际，中国也无须全民抗战，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也无损于小民尊严。这样的论调不仅荒诞无稽，而且也是严重的反历史、反中华文化的毒咒，完全违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
正因为当代中国在集体主义上日益暗淡，所以往往被一些人揪住这一点而不计其余，被攻讦为历史的退步与堕落，并没有什么复兴崛起。坦率地说，这种攻讦虽然有点片面，但从精神境界的视角看，也有相当的道理寓于其中，而并非是什么极“左”思维。
从根本上说，中华民族就是从农业社会走过来的民族，中国历史也是从农业生产走过来的历史，农业社会的生产与生活需要崇尚集体主义，需要家国一体，也必须全国一盘棋，不然大禹就无法治水，不然就建不起城郭疆埸，因此也就没有了中国的大一统。这是我们国家与民族的内生凝聚力之所在。
人类的工业社会也是这样，大工业之下出现了发达的市场经济，同时也造就了现代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之所以闹革命，就是因为经济地位低下，收入微薄，受剥削严重，正因为这样，所以人类的集体主义精神才能在产业工人身上得到充分的展现，为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所谓的市场经济准备了掘墓人。反之，一旦成了工人贵族，经济基础一变，就要搞修正主义去了。西方许多国家的工人运动，都走过这样一条历史路径。
上述这一切都表明，集体主义比之市场经济更深厚深远，更具有历史与文化的生命力，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历史经验。
历史循环发展，人类社会必将再度回归新工业社会，在这样新形态的工业社会中，产业工人生活与生产再度集中、经济地位再度低下情形将历史地再现。这就意味着，人类也必然要回归集体主义，并在此基础上攀登最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
因此，尽管今天市场经济在中国占上风，并继续严重排斥集体主义，但这不过是暂时、表面现象或历史的插曲，并不会让集体主义销声匿迹、不见踪影。对于一些中国人来说，集体主义的魅力他们完全不懂，也不想懂，但对大多数中国人民而言，集体主义扎根于他们的文化情怀中，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在徘徊流浪一个历史时期后，它还要回归登场、绽放出自己的精彩与光辉。
展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迫切需要集体主义，呼唤集体主义再次发扬光大起来。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这样的历史呼唤与呼声注定将转化和转变成为现实的历史运动，从而使中国历史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