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金融严防风险

　　在我国金融开放进入新阶段的关键时刻，要特别加强国民金融风险防范意识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丛亚平

　　12月13日中美第三次战略经济对话落下帷幕，两天内的共识之一，就是双方在金融服务业开放领域取得了突破，这也标志着中国金融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将进一步深化。

　　值得关注的是，近来美国次级债市场和其他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引发的巨大风险挑战，也成了对话中的焦点问题之一。无论是美方还是中方，都意识到了金融全球化条件下金融风险日益复杂的现实和压力。尤其是作为金融开放经验和条件都较薄弱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加强金融风险的防范意识和措施，已经成为中国金融业健康发展的核心议题之一。

　　为此，《瞭望》新闻周刊就金融开放中金融风险的防范问题采访了海外金融研究者宋鸿兵。他告诉本刊记者，“在开放中提高防范金融风险的警惕性，是提高中国下一阶段开放水平和质量的重要保障之一。”

　　这位曾在美国最大的非金融机构房地美、房利美（两家此次美国次贷危机中最直接的风险关联公司）担任高级咨询顾问的金融人士，也是今年国内畅销的财经图书之一《货币战争》的作者。《货币战争》一书6月份出版后连续9次再版，发行量达到50万册，其关于国际金融市场风险危机的描述和分析，引起了国内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缺乏金融风险防范的意识和准备是中国最薄弱的部位之一。”具有国际金融风险控制实践经验的宋鸿兵告诉本刊记者，“对于正在成长中的中国来说，金融开放需要建立在强大的金融监控手段和力量基础之上。”

国际金融市场潜在风险

　　宋鸿兵认为，金融开放远远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行业的开放，它涉及到货币这种整个社会人人都需要的特殊商品。按照国际金融理论分析，对货币发行权的控制是所有垄断中的最高形式。

　　“原因简单，谁控制了货币的发行和流动，谁就控制了一个社会的经济战略制高点。”他告诉本刊记者，大多数人以为只有国家才能印刷和发行货币，外国金融势力怎么可能对之影响，“其实，外资银行根本不必印发人民币就能‘创造’货币供应量。”

　　他解释说，国际金融机构通过引进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创新”金融产品，以各种方式创造债务工具并使之货币化，创造大量货币的类似物“流动性”，“这些债务货币完全具备实体经济领域金融货币的购买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外资银行就有能力参与别国的货币发行。”

　　“如果当外资银行‘创造’的货币信贷总量超过一国的商业银行时，实际上就架空了这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控制了该国货币的发行权。”宋鸿兵继续解释说，近30年来的历史经验表明，国际资本有能力和意图来制造货币供应的波动，“正如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格里茨所言，往往先是通过通货膨胀，然后通过通货紧缩，洗劫别人的财富。”

　　他举例说，“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由于采取强制结汇制度，使得其货币供应量事实上间接地左右在国际通货发行机构手中。”国际通货发行机构可以通过增加对这些国家的贸易赤字，迫使这些国家央行增发基础货币。而这些基础货币经过商业银行的放大，会在这些国家产生若干倍的货币增发效应，造成流动性泛滥。

　　如此一来，这些国家的政府和央行只能被迫增发国债和央行票据来吸纳过剩的流动性，但这些债务早晚要连本带利偿还，又将增加政府的债务负担。反之，国际通货发行机构在其认为合适的时候又会制造这些国家的货币供应紧缩，使其资产价格暴跌，而被国际金融势力廉价收购。

　　其实，任何国家都高度关注国家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例如，美国和俄罗斯不允许中国石油公司收购其石油公司及股票；美国又新颁布法律限制和严审中国等的国有企业并购美国公司，金融类公司对中国的限制更严格。

　　“美国实力如此强尚且这样警觉，金融竞争力非常不足的中国金融机构，更需要从中学习其对金融安全的警惕观念。”现在，令宋鸿兵遗憾的是，中国对金融安全的保护措施仍然薄弱，“目前中国金融机构与国际资本势力的竞争，就好比让一个单薄的初中生去和拳王泰森同台较量，而且使用泰森制定的游戏规则，结果可想而知。”

　　当年东亚的教训

　　宋鸿兵认为过去的二十多年，由于对金融风险防范意识不强，东亚地区不少国家为此遭到巨大创伤。

　　他介绍说，“战后的日本，像今天的中国一样，是老老实实一手一脚努力创造物质财富的典型，对于表现在账目和数字上的金融财富理念始终持怀疑态度。其发展实物经济的逻辑很单纯，努力生产质优价廉的产品，向中高端市场缓步上升，最后成就了当时日本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和债权国地位。”

　　但上世纪80年代，国际势力强迫日元短时间内剧烈升值，还迫使日本保持2.5%超低利率达两年之久。更隐蔽的是1987年国际银行家们推出的新的巴塞尔协议，要求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8%。

　　这让普遍存在着资本金偏低问题的日本银行，只有依靠银行股票高价格所产生的账外资产才能达标。所有这些集合起来的作用，就是造成日本经济出现了股市和房地产迅速膨胀并泡沫化，最终资产泡沫将整个日本银行系统“拖下水”。

　　1990年1月12日，国际金融投机机构在纽约股票市场利用“日经指数认沽权证”这一股指期货的新型金融工具，做空已经危若累卵的日本金融资产，造成日本股市的崩塌，导致了日本经济长达17年的衰退。在日本学者吉川元忠所著的《金融战败》一书中，认为就财富损失而言，日本在这次金融战败中所受到的损失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7年后，东南亚也遭受到了开放中金融风险意识不强的苦果。今年6月中旬，当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中索罗斯的主要操盘手鲁迪尼·琼斯，在中国社科院东亚危机十周年研讨会上透露，在实施金融攻击前，对冲基金并非一盘散沙，而是作过充分的准备，从战略目标的锁定、火力侦查、“猎物”和突破口选择，到制定攻击实施方案、怎么撕开防线、怎么进行拉锯战，事先都经过了严密计划，甚至还不断总结。

　　这一点，在1998年的香港港币“官鳄大战”中得到了印证。对冲基金从汇市、股市、期市协同作战，全方位发动对港币的进攻。首先大量沽空港元现汇，然后卖空港元期货，最后在股市上抛空港股现货，三位一体，联合作战，对香港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反复拉锯战，试图打垮港币。

　　鲁迪尼·琼斯近十年后向中国学者总结说，“一开始我们高估了印尼政府的承受力，降低了沽空盘，实际上印尼经济很快就垮了。但我们对香港政府却低估了，没有想到港府当时会以打‘货币保卫战’的姿态强力介入市场。”他承认，港府当时决心非常坚定，介入时机也选择得很好，如果当时港府再有迟疑的话，整个香港金融系统就会崩溃。

　　相反，他认为东南亚各国最惨痛的教训就是对金融风险和危机没有多少准备。而这个教训，在他看来，同样对当前的中国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加强风险应对措施

　　在金融全球化日益深入的背景下，宋鸿兵认为对于可能的金融风险，要根据中国国情，扬长避短早作准备和战略部署。

　　尽快健全金融信息监控体系。中国的金融监管，应该建立专门的金融情报研究部门，以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人员背景、资金调动和案例分析等方面的研究工作。这些至关重要的金融战略情报，可以帮助监管机构在应对金融风险时做到有的放矢和知己知彼。

　　灵活处理“国际惯例”。要清楚一些“国际惯例”是占据垄断地位的国际金融家们所制定，存在着先天的不对等性。中国金融机构应该根据自己的发展现实和发展利益，在力争公平竞争的条件下，有区别地对待“国际惯例”。特别是在具体的竞争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利益立场，按照自己的步调处理问题。

　　健全国家金融安全保密制度。应建立金融安全人员审查制度，对重要部门和级别的金融决策者必须通过安全保密制度审核，对重要信息走漏和进行利益交换者严格追究责任。在金融安全评级制度下，对参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政策法规制定和金融对策研究方面的机构和个人，建立安全申报和审查制度。

　　中国的核心金融资产必须严格保护，其中最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就是支付系统和清算系统。必须警惕国家清算中心和支付系统“私有化”倾向，同时也需要警惕外资银行利用其强大的技术和业务优势形成事实上的支付与清算中心地位。在涉及银行系统的IT平台建设中，中国必须对核心系统开发的外包，建立严格的安全评级制度。他认为，中国近年来在国际金融和期货市场上屡屡失手，有可能与中国资金在海外调动保密不严有关。

　　实行“高筑墙，广积粮，稳开放”的战略。所谓“高筑墙”，在目前资本自由流动的时代，必须建立有效的金融“防火墙”；所谓“广积粮”则是积蓄金融实力以待时机，即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就是手中必须有“硬通货”，随着美元风险的加大，要注意黄金与白银等更为稳定的储备资产的重要性。“软实力”就是人才和制度的储备。中国需要大量的尖端金融人才，更需要良好的金融制度；“稳开放”就是以我为主的稳定有序开放。

　　制订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各种预案。目前，中国的流动性泛滥，一个根源是美元货币发行的泛滥和贬值。而且，在美国政府庞大的美元债务下，美国经济的风险也在提高。所以，中国对外金融“防洪堤”对美元体系可能的危机要有所准备。

　　目前，还要注意到，随着大量热钱和外资进入中国，一旦资金发生逆转，有可能出现较大的风险危机。因此，必须现在就做好应对各种危机发生的预案，并定期演练，提高应急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