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导报》编者按：在本报为期两周的两会特别报道中，有大量的来自社会各界的两会代表、委员及关注两会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这些采访已经在本报两会报道中陆续刊发。本期，本报精选了两会期间来自会场内外的学者声音，作为对两会的回顾暨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概览，以飨读者。
2009-3-21
警惕大规模投资影响未来经济增长质量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曹建海――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虽然有利于填补出口和私人投资滑坡带来的增长缺口，但也存在着影响我国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潜在问题，必须引起极大的警惕。
通过扩大消费规模和限制投资规模，将投资引导到促进消费且与消费保持合理比例关系的水平，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否则，脱离消费能力的过度投资，必然会对经济发展造成更大破坏。
当前由各级政府主导的各项固定资产投资活动，如果不能加以正确的引导监督，很有可能变成产生腐败和豆腐渣工程的源头，成为收入分配进一步分化的重要推手，其所引起的循环往复的拉动消费需求的过程，必然是一个急剧衰减的过程。
扩内需期待一场消费革命
2009年03月13日
来源：投资者报 作者：华强梁盛
投资者报(记者华强梁盛)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外贸正面临严重考验。3月11日，海关总署公布2月份的外贸数据：当月外贸进出口总值比去年同期下降24.9%，其中出口下降幅度25.7%，降幅超过进口。
此前，外贸对中国GDP的贡献度超过了20%，但一场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经济恶化，外需骤降，进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会大打折扣。那另外一驾马车——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也就被视为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保八”的重要路径。
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是，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的时候,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虽然我们一直在提刺激消费，但效果总是不太明显。
症结在哪里？
少数人的财富大幅增长，而多数人的收入或者增长很少，或者处于相对下降状态，这就是年年说刺激消费，而消费依然上不去的重要原因，这是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严海波给出的答案，他认为，改变这个“很危险的状态”，需要全面反思和完善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需要一个给大多数群体带来收益，而不是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中的发展方式。
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我们也曾有过一些举措（譬如家电下乡、发消费券等），但都是零碎的，事实证明，如果拉动消费没有一个系统化的考虑，结果收效甚微；而没有一次颠覆式的消费革命，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可能就只是一厢情愿。
消费率持续走低
多年在“扩大内需，扩大消费”口号下的事实是，我们的消费率在持续走低。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统计年鉴显示，2000年最终消费率尚为61.1%，到2008年已经下降到48.6%（央行公布的一个数据），其中居民消费率由48%下降到35%左右。
最终消费包括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一般而言居民消费是最终消费的主体。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曹建海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消费倒是刺激得不错，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在增加。相应地，居民消费的比例却在减少，而居民消费中的农村消费更是极度减少。
目前我国最终消费率过低主要是由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引起。在北京，2000年时全市最终消费1221.33亿元，其中政府消费412.8亿元，占比是33.8%，到2006年，全市最终消费4205.16亿元，其中政府消费1589.9亿元，占比37.8%，比例提高了4个百分点；上海情况也是如此，2000年到2006年，政府消费占比同样提高了4个百分点。
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居民消费能力还算比较强劲，但还是败在政府消费之下，而在拥有广袤农村的一些省份，居民消费近些年在总消费中的占比称得上“一泻千里”。像新疆自治区，2000年时居民消费还在65%左右，2006年就下滑到只有53.9%了，平均每年下降近2个百分点。
“政府消费的这种急剧增加和腐败有关。”曹建海说。
虽然，政府消费剧增就是腐败这个结论不能妄下，不过在国家财政支出里面，有项开支是行政管理费，统计年鉴里的可查数据是：2000年2768亿元，2006年7571亿元，6年增了近两倍。同样是这段时间，总的最终消费额由5.58万亿元到10.8万亿元，GDP则是由9.9万亿元到20.9万亿元。
消费启动难在何处？
中国经济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投资消费结构失衡、最终消费率偏低的问题，政府采取了多种手段力促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并把扩大消费的重点拓展到广大农村。然而目前来看，消费显然还没有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长板。
总体而言，我国居民收入占比逐步减小，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差距加大以及就业、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很大程度地压抑了居民消费的欲望。
身为北京某房地产公司财务人员的温女士告诉记者，2008年底，因为计划要孩子，想把本来居住的两居室换成三居室。但是受金融危机大环境的影响，公司裁员，虽然她被留了下来，却也不得不接受降薪的事实。
“工资本来就不高，原来以为能拿到手的年终奖也没有了，等于又减薪50%。三居室现在是想都不敢想了。”温女士这样向记者苦笑。
收入可谓是消费的一大瓶颈。分配是民生之源，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削弱了消费增长动力。
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尽管居民的名义和实际收入都在持续攀升，但这个增速是不及GDP增幅的，更是远远落后于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速。2004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速达到21.56%，此后年年猛增，2007年更是高达32.4%。
国民收入分配三大块：政府、企业和居民。在政府财政收入持续飙升的同时，企业收入占比稳定在14%左右，这就意味着，政府收入快速增长大大挤压了居民收入增速。此外，增速相对较慢的居民收入还存在内部分配不均衡的问题。一方面是城乡不均，另一方面则是贫富悬殊。
北师大经济学教授李长安对记者表示，消费起不来的个中缘由，一方面是高收入阶层虽然收入增长迅速,有效消费需求随收入增长不断得到满足,但由于其消费倾向不高,对消费增长的拉动力不足；另一方面,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慢,消费能力不足,消费需求又得不到释放,致使整体国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无法得到有效提高。
要有钱花，要敢花钱
当前，提高最终消费率、扩大消费的核心，实质上就是两个问题：一是有没有钱花，二是有钱敢不敢花。李长安说，收入分配不公使得大多数没有钱花，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让有点钱的也不敢花。
央行提供的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总体低于经济增长，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低于经济增长0.6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低于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
从我国国民可支配收入构成的变化看，居民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自1999年以来呈逐年下降趋势，截至2007年，居民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为57%，比1992年下降11.3个百分点。
现阶段，第三产业已成为吸纳就业的主渠道，目前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达到2.18亿人。然而，本轮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却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第二产业的投资又主要集中于重工业领域，而重工业部门每亿元投资仅提供5000个就业机会，只有轻工业的１／３。显然，这样的投资拉动并不利于劳动者的收入增长。
提高消费水平归根结底取决于收入水平的真正提高。李长安认为，一是必须切实提高居民的现时收入水平，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改变低工资、低消费的格局。二是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扩大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2008年底，居民储蓄余额达到21.8万亿元，人均差不多2万元人民币，相比2000年的6.4万亿元，增长了2.5倍。这些年消费需求没能大幅度提升，把原因单纯归结为居民无钱消费，恐怕是片面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农民工，他们的社会保障水平相对比较低下，导致我国农村地区形成了消费的洼地。“关键还是不敢花。”李长安对记者说。
然而某种意义上讲，高储蓄也并不代表就是有钱花。严海波表示，需要弄清储蓄增长的原因：第一，储蓄增加中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因素占多大比重？第二，居民收入增长带来储蓄增加的部分是不是多数人的收入在增加，结构是不是合理？“细细分析起来，单说储蓄增加并不代表居民收入的大幅上升”。
消费才是生产的目的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正如马克思在分析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时所指出的：“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
就目前的局势来说，外贸不振，要拉动经济增长就只剩下投资和消费两种途径。4万亿的投资计划已经启动，积极财政政策下，2009年安排财政赤字9500亿元也已经明确。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已经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更多地侧重于拉动投资需求。而提高投资需求似乎也是各级政府最容易、最愿意办的一件事情。相比之下，我们对消费需求的刺激基本上是口号多，实际效果不明显。”李长安说。
事实上，消费需求才是保持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最有效动力。那么多投资，消费跟不上就是大问题。近年来，随着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高速增长与产能的大量实现，多个行业的产能过剩已逐步显现。“过去是出口大，出口了也就相当于消费了，只不过是国外替我们消费而已。”曹建海表示。
现在，外贸形势的严峻逼迫我们自我消费。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投资买来的原料、设备和那些基础设施，最后都要通过磨损、使用转化成消费品，才算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曹建海担忧，简单地为投资而投资，是有后遗症的。
严海波则认为，当前的经济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小企业倒闭增多，失业现象严重，即使正常运行的企业也在减少产量、降低薪金，这一切说明，外需下降的情况下，中国出现了生产过剩现象。“我们的确需要一个提振消费的全面、系统、革命性的‘行动纲领’。”
刺激消费需要长远规划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已经有了纲领性的阐述：继续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增加政府支出用于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比重，增加对城镇低收入群众和农民的补贴。
扩大消费没有长远规划只能是事倍功半，“两会”召开之际，就有政协委员提出了此类意见。3月7日，在政协会议的一次分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经济界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建言，国务院除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以外，“还应再出台增加内需或提高居民消费的规划”。
许善达认为，增加居民的消费是所有需求最根本的一部分，其他的都是中间环节。即便在加大投资以后，早晚还会造成需求不足，只有增加了居民的消费才解决供求的根本问题。因为增加产能的投资在解决今天内需不足问题的同时也可能使未来的产能更加过剩，所以我们必须把增加居民消费列为增加内需最终的目标并把它提升为最优先的目标之一。
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宋则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说，消费不振的症结、难度都是老生常谈，就是普通民众也能说出子丑寅卯来，关键在于国家出台哪些配套政策来保障落实，有一个长远规划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
然而，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则认为，类似这样的规划，国家政策层面很难，现在高层考虑的重点主要还是改变分配格局、健全社会保障，解决居民敢花钱的后顾之忧。他说，财政取之于民，怎么用之于民是最关键的。
据悉，范剑平多次现身国务院召开的与扩大消费有关的座谈会议，应该是最为把握高层决策脉络的人员之一。
其实，扩大消费有无白纸黑字的长远规划倒在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彻底改变不利于提振消费的思想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生态。
当然，这不啻是一场革命。
加大投资还是扩大消费?
2009年03月11日
来源：经济参考报
王莉
实施总额4万亿的两年投资计划，其中中央政府拟新增1.18万亿元，实行结构性减税，扩大国内需求；大范围实施调整振兴产业规划，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竞争力……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为此，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魏杰教授和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曹建海。
保增长投资全面启动
经济参考报：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从去年11月份以来，我国密集发布了一系列以加大投资为特色的经济刺激方案，您如何评价？
魏杰：加大投资，特别是加大民生投资，应该说是我国政府针对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所作出的最快速、最直接的反应。经济学上的投资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民生投资；第二部分是生产性投资；第三部分是资产投资。一般而言，生产性投资在投资中所占比重最大，约50%，其次是民生投资，占投资的1/3。
去年11月国务院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此后地方政府相继出台总额近18万亿元的投资规划，这表明民生投资已经启动；今年年初以来我国政府又陆续推出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这是生产性投资启动的标志；此前国务院针对确保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稳定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其目的就是要拉动公众的资产投资。
目前来看，三种投资都已全面启动，其中加大民生投资见效最快，但加大投资战略能否真正实现中国经济“保增长”的目标，关键还在于生产性投资和资产投资能否尽快发挥作用。
曹建海：此次中央和地方扩大投资的一个重要依据是，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带动国家投资的增加，从而实现有效需求和消费的增加。如此循环往复形成的新的投资需求，将数倍于初始的投资数量。
如果考虑到政府财政拉动公众收入的普遍性，则减税和加大对“三农”、社会保障和处于瓶颈地位的基础设施投入的效果是明显的。
成功投资是要扩大消费
经济参考报：投资与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两个重要因素，是否有着合理的比重关系？
曹建海：投资的目的在于扩大消费。从这个意义上说，缺乏消费拉动的投资，会成为无源之水，也就失去了投资的意义和目的。从经济上看，没有消费支持的投资，注定将成为无效的投资，并因此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当然，消费率过高也会限制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因此，保持好投资和消费之间合理的比例关系，对于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
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延续了依靠资源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这种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在宏观经济上造成了不良后果，其直接表现就是投资与消费之间的严重失衡。2000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为62.3%，此后逐年下降，到2007年降低到48.8%，平均每年下降1.93个百分点；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投资率则从2000年的35.3%上升到2007年的42.3%，大大高于多数国家20%左右的水平。
消费不振使得我国对外需的依赖大大增加。而投资率畸高和对出口的依赖，则形成了对国内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的巨大压制。如果排除政府消费对国内消费的拉动，可以明显看出，消费不振给中国经济增长“拖了后腿”。
消费是国民经济的最终可持续推动力
经济参考报：我国正处于由出口萎缩、消费不振所导致的经济增长乏力的十字路口，究竟是通过设法扩大最终消费率拉动经济增长，还是通过进一步扩大投资拉动统计意义上的GDP增长呢？
魏杰：中国经济“保增长”的实质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也就是要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因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状况，决定着中国经济“保增长”目标的实现状况。
我国目前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基本举措是启动内需，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考虑到启动投资要比启动消费更容易见效，因而我们启动内需实际上是以启动投资开始的，尤其是从启动民生投资开始，这种选择应该说是正确的。
但我们同时应认识到，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投资虽然要比消费见效快，但最终经济增长还是要靠消费推动，如果投资在内需上占的比例过大，那么经济增长方式就会表现为投资拉动型增长方式。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同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一样，也是难以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为在以人为本的条件下，经济可持续发展，只能依靠消费的增长来实现，消费是国民经济最终的可持续推动力。
曹建海：我认为应该通过扩大消费规模和限制投资规模，将投资引导到促进消费且与消费保持合理比例关系的水平，进而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