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集中推进政府经济适用房计划

——答《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牛建宏采访

《中国经济周刊》：任玉岭参事提出政府应为占居民人口70%-80%的工薪阶层提供经济适用房后，引起了各方的争论，您如何看待任的观点？如何评价这种争论和这一现象？

曹建海：任玉岭先生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真切地看到了中国房地产领域存在的深层问题，提出了让绝大多数老百姓拥护的方案。这是他作为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履行关心去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职责的表现。我认为任玉岭先生的建议是真正实事求是和尊重经济规律的，符合中共中央“执政为民”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为绝大多数老百姓着想的知识分子和国务院智囊，我对他表示崇高的敬意。

当然，为老百姓谋福利的举措一定会触及房地产既得利益集团的“市场势力”甚至“话语权”。就是说，如果中央采纳了任玉岭先生的观点，就意味着长期以来我们坚持的“土地市场化”和“住宅商品化”的改革方向必须作出一定调整。正如任玉岭先生所强调的，由于片面强调房地产拉动经济的功能，忽视了对居民住房的保障功能。特别是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提出来，使其居住功能弱化，创利和寻租的功能被强化，导致房地产行业成了追求GDP与创造政绩的行业。如此，房地产业的确被打造成了一个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但最终沦为少数权贵富豪掠夺公众财富获取暴利的工具，成为严重危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肿瘤产业。

其实，任玉岭先生的观点引起各方争议，说明当前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利益分化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如果采纳他的观点，地方官员将不能卖地，不能为招商引资提供免费工业用地和税收减免，不能创造政绩升官发财，他们肯定抵制任玉岭先生的主张；以开发商为首的利益集团最害怕经济适用房的竞争，总想置之死地而后快，任玉岭的主张实际上是在要开发商集团的命，他们当然会全力反对；一些住房投机者担心推广任玉岭的主张会导致房价大幅度跌落，损害他们的个人利益，因此非常反对任玉岭，这里面甚至包括了一大批城市白领和颇有理财头脑的知识分子；一些人打着市场主义改革旗号的经济学家和其他领域的人，不能容忍对住房市场化改革取向的任何怀疑，他们不一定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但由于教条地照搬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原理，成了不折不扣的“市场主义”者，他们是反对任玉岭先生声音最响的人；最后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们肯定最拥护任玉岭的主张，但由于多数没有话语权，不能在舆论上看到他们的反响，多数人既有期盼，更认为任玉岭不可能斗得过既得利益集团的庞大政治势力，他的主张只能是说说而已。

《中国经济周刊》：任玉岭的观点发表后，马上有学者反驳，认为，给8成居民提供经济适用房这种解决办法不对，这样做就又回到了政府包办住房的老路子，容易既无效率又让政府权力集中。您怎么看这一观点？为什么业内的反映会如此强烈？

曹建海：最早、最快反对任玉岭主张的，就是易宪容先生。他在接受凤凰新媒体财经频道专访时，认为任玉岭的主张重回政府包办住房的老路。在这里我集中反驳一下。

总体上看，易宪容认定政府建房就是比房地产开发商建房“低效”，房屋质量也不可能比开发商的好，很可能建成建筑垃圾从而浪费社会资源。这种观点表现了易宪容先生对现有政府的极端失望。但他的推断实际上存有太多的臆断，是对我们的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根本否定，因而是我本人根本不能同意的。

政府组织经济适用房建设作为住房供给主体有三个理由：一是城市居民本来就是城市土地的主人，政府不能也不应该把土地通过拍卖的方式最终卖给他们，而是应该采取土地划拨的方式建设经济适用房，把土地真正交还给城市居民；二是即使土地所有权与公众无关，在公众普遍出现住不起房的情况下，政府的服务宗旨和职责决定了，政府有义务通过购买土地建设政策保障性住房，包括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三是我国经济适用房建设和分配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政府完全放手交给了房地产开发商，导致这些开发商通过建设经济适用房获得无本暴利，而大户型问题、低劣质量问题，以及销售环节的票号倒卖、房屋销售价格不断上调等，无不与房地产开发商的介入有关，也正与地方政府做“甩手掌柜”的不作为直接相关。

可以想象，如果在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开发过程中取消了开发商，经济适用房的价格还可以再降低一半。

关于易宪容先生提出的政府没有财力大规模建设经济适用房和公众可能买不起、看不上经济适用房的问题，实际上没有什么说服力。首先是关于地方政府财力问题，目前地方政府普遍抱怨中央财政拿走太多，地方政府不得不走上卖地的道路。实际上，中央在税收上给予了地方政府很大的权限，都被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给投资者减免掉了，对于工业用地则普遍采取“零地价”的奉送政策，导致国内各地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但企业盈利居高不下的矛盾状态，中央政府的调控政策根本不能生效。地方政府之所以这么做，固然有获取未来时期税收的目的，但更主要的是可以为政府官员带来GDP增长的政绩，为他们带来了乱收费和吃回扣的机会，有利于他们个人升官发财。所以政府拍卖住宅用地给开发商，再高价卖给本地居民的行为，实际上让本地居民补贴外部工商业投资者，通过招商引资为地方政府官员带来升迁的机遇。

可以设想，如果改变上述的各种“奉送”政策，并且能够很好地向“浪费财政、贪污财政、吃饭财政”宣战，地方政府也不至于冒着激化社会矛盾的风险高价拍卖土地，完全可以采取分配土地或由城市居民集资建设经济适用房等举措，为广大人民带来最真实的福利和幸福。

关于政府组织经济适用房建设就一定会建设垃圾建筑的说法，我建议易宪容先生到广州看一看那里的单位自建经济适用房，看看这些房屋是不是比开发商的房子差很多，属于必须立刻炸毁的建筑垃圾。

如果能够在经济适用房环节取消了房地产开发商，这样的房屋就是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每平方米的售价也决不会超过2000元。即使是贫穷的家庭，也完全可以在银行的支持下得到自己拥有产权和自我管理乐趣的自有住房，成为可以安居乐业的幸福人群。

至于易宪容说老百姓可能看不上政府建设的经济适用房，我只能认为易宪容可能会看不上那些住房，而老百姓肯定不会有他那么高的眼光。

关于新加坡、香港的做法，我认为新加坡的80%组屋政策是住房政策成功的典范，而香港的高房价、高公屋率，是住房政策失败的范例。新加坡的政策非常值得我们的城市政府进行借鉴甚至仿效。

只要把土地分配给城市公民了，可以让政府组织建房，然后卖给城市居民；或者由单位、公众自发组织的住宅合作社作为房屋建设的组织者，由这个机构代表集资建房者与建筑施工企业签定建设合同，这属于用市场化手段解决住房的基本手段，不一定非得通过开发商的掠夺才能称得上市场化。

易宪容认为现在最核心的事情是应该以立法的方式让90%以上的中国人进入享有基本居住权的市场。这是我比较赞同他的地方。实际上，我上面的主张就实现了他的设想。不过，老百姓进入的主要不是土地市场，而是建筑市场——土地已经是他们的了，有什么理由让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反过来高价卖给他们呢？这已经不是市场化不市场化的问题了，而是强盗拍卖奴隶的逻辑了！

《中国经济周刊》：在任玉岭看来，为了真正解决居民住房问题，需要对整个城镇居民住房建设体系进行重构。而“为8成居民提供经济适用房”则是全新的思路之一。而有人认为，如果任玉岭这个观点成立，就意味着中国1999年到2001年的住房改革失败。可以看出，有关“要不要为八成居民提供经适房？”的争论已经上升到“房地产市场化方向该不该动摇？”的高度上，您怎么看？

曹建海：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要求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也是各个时期中央和地方政府最大的政治任务。究竟是采取“市场化”还是“非市场化”的手段，取决于那种手段可以为人民群众带来更大的福利和幸福。这是一个根本原则问题，可以通过倾听人民的呼声加以判断，根本不是什么难事。

房地产最根本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官员和房地产开发商把本来属于全体人民的土地，通过市场化的名义变成了为自己谋取暴利的工具。这样的市场化推进下去，可能会把中国推向天下大乱的深渊。从这个意义上说，用“非市场化”的手段纠正1998年以来特别是2003年以来我国住房改革政策中的错误，通过给80%的城市居民提供经济适用房计划的推进，彻底解决我国房地产领域的矛盾，真正做到“居者有其屋”。

《中国经济周刊》：从“要不要为八成居民提供经适房？”、“要不要放弃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到“房地产市场化方向该不该动摇？”，可以看出，房地产业吵声一片，从争论的内容看，越来越“宏大”。从方式看，也逐步激烈。这种争论现象对行业发展有何作用？（利或者弊）

曹建海：争论当然是好事了！过去只有房地产开发商、房地产协会、建设部等集团的一言堂。现在多出了公众的声音，而且争论越来越宏大，方式也越来越激烈，有利于引起中央的高度关注，并出手强有力的政策，彻底解决中国房地产当中的一系列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房地产业内的争吵，是官员、专家、开发商占在各自的立场，代表了各自群体的利益在说话？还是整体体现了一个行业的浮躁，一个时代的浮躁？

曹建海：各个人员站在自身的立场发表看法，是很自然的事情。要命的是一些人明明是站在开发商立场上的，却硬要装出关心人民利益的假面具。例如潘石屹、任志强。不要看他们现在有多么风光，他们一定不会有好下场！

对于老百姓而言，要学会分析判断言论者本身处于什么样的阶层，代表了一个什么立场，这样很容易判断他们说话的虚假或真实。

在这个追逐经济利益的时代，真理不可能掌握在自私的人手上，而一定掌握在真正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无私者手里。历史是一面镜子，它会准确地验证我们这个时代每个人的美丑与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