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都体现了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统一，即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都会遇到理论上的对手，只有克服和战胜这些对手，马克思主义才能得到不断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就是在克服和战胜旧哲学、旧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现了理论创造与思想批判的统一，这一理论特点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在一切时代的发展。作为注重实际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反对空想与空谈；作为面向未来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始终追求远大理想。

姜迎春，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目录

一、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相统一

二、理论创造与思想批判相统一

三、注重实际与坚守理想相统一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活水源头和不竭动力，马克思主义始终服务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科学理论与社会实践的有机统一。因此，一切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一切轻视、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倾向，都会受到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惩罚。列宁曾鲜明地指出，“恩格斯在谈到他本人和他那位著名的朋友时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经典性的论点异常鲜明有力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往往被人忽视的那一方面。而忽视那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会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就会破坏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一定实际任务，即可能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的一定实际任务之间的联系。”事实正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始终能够同时代的一定实际任务相联系，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也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发展的重要特点，即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理论创造与思想批判、注重实际与坚守理想的辩证统一。

一

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相统一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深刻揭示了一切“旧哲学”的严重缺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哲学家们往往满足于“解释世界”，他们对世界的解释往往是“离开实践的思维”，是“纯粹经院哲学”式的解释。因此，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都体现了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统一，即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主观主义都以割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为根本特征，它既不能够科学理解理论、因而必然不能科学解释世界，也不能正确指导实践，必然对实践发展起消极影响和破坏作用。

我国许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从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相统一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重大价值。

李达曾指出，“马克思是理论家又是实行家，实具有二重资格。学者的马克思与实际运动家的马克思或不免略有出入的地方，马克思的门徒就因为这种关系，发生了许多误会出来。固守师说的人则拘泥不化，自作聪明的人就妄加修改，把一个马克思的真面目弄湮没了。什么正统派修正派也就发生了。”

李季指出了教条主义的实质与危害，“现今欧、澳、美各洲有组织的工人不知道社会主义的居最少数，而我国智识界的人真知道社会主义的居最少数，两两相较，恰成一个反比例。由此看来，在马克思死去一世纪之内，号称文明古国的中华，恐怕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希望了。俗语说得好，‘事在人为’。又说，‘有志竟成’。我们中国虽事事落在人家的后面，然只要认定目标，急起直追，未见得不能和各先进国并驾齐驱，也未见得不能出乎他们之上。试看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后于英、法、德等国，而他的实行社会主义，却先于诸国。这不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先例么？那些新顽固多半是自命为深通西洋情形的。他们所以说必定须资本主义发达到极处，然后社会主义才能够实现，大概自以为是根据学理的。因为马克思和昂格思的著作曾说，产业集中，资本家数目减少，中等阶级消灭，工人痛苦增加，和工业危机继续出现，使社会分为界限判然的两阶级之后，然后工人藉政治组织之力，攫取政权，实行社会主义……（见马昂两氏的《共产党宣言》，昂氏的《乌托邦和科学的社会主义》及马氏的《资本论》书）马昂两氏固然是近世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始祖，他们两人固然有许多独具双眼的见解，然而他们也同是圆颅方趾的人类，并不是什么‘神’。当他们著书立说的时候，为当时的环境所限，他们依照这种环境的趋势，推测将来的情形，后来时过境迁，自然是有些不大中肯的地方。……所以我们对于古人的学说，当参照现在的情形，加以考虑，断不可一味盲从，做出那‘孔趋亦趋，孔步亦步’的样子。”

这一观点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与时俱进特征，不论解释世界，还是改造世界，都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实践过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也曾存在过“孔趋亦趋，孔步亦步”的倾向，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流主体不是教条主义，而是与时俱进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进步的社会运动离不开先进理论的指引，理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起到改变世界、促进历史进步的作用。在革命年代，一切革命理论的作用都要通过革命战争来检验其性质和作用。

鲁迅先生在黄埔军校的一次演讲中通过对文学与战争的比较，阐述了革命战争实践对改变世界的重大意义，“诸君是实际的战争者，是革命的战士，我以为现在还是不要佩服文学的好。学文学对于战争，没有益处，最好不过作一篇战歌，或者写得美的，便可于战余休憩时看看，倒也有趣。要讲得堂皇点，则譬如种柳树，待到柳树长大，浓阴蔽日，农夫耕作到正午，或者可以坐在柳树底下吃饭，休息休息。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自然也有人以为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但我个人总觉得怀疑，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人大概是不满于自己目前所做的事的，我一向只会做几篇文章，自己也做得厌了，而捏枪的诸君，却又要听讲文学。我呢，自然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鲁迅先生所说的“大炮的声音”就是革命战争实践，就是武器的批判，就是改变旧世界。

二、

理论创造与思想批判相统一

马克思主义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都会遇到理论上的对手，只有克服和战胜这些对手，马克思主义才能得到不断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就是在克服和战胜旧哲学、旧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现了理论创造与思想批判的统一，这一理论特点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在一切时代的发展。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动的伟大实践触动了一切旧势力的既得利益。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现代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也就不足为奇了。”

自由主义从来都致力于消灭马克思主义，但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揭示了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进步的方向，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必然战胜自由主义。当然，自由主义不会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就自动放下武器，它会紧紧依附在资本主义这个母体上，不断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辩护，不断攻击马克思主义及其实践。自由主义势力曾经因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遭遇挫折而兴奋不已，认为它们可以一统天下了。然而，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是自由主义理论无法克服的，复杂的固有矛盾使资本主义发展呈现不断下降的特点，“资本主义发展的下降路线的特点不在于它使得这些或那些国家的生产没有可能增长，而在于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尖锐化使它的基础腐朽了，同时整个发展变成痉挛性的、恐慌性的。发展是通过极尖锐的危机和冲突、军备竞赛、世界战争和局部的军事冲突进行的。世界战争已把人类置于文明毁灭的威胁之下，使人们认清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下降路线正在走向万丈深渊。”

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还表现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复杂矛盾上，“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加深的过程，当然是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离心力和向心力的所有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分不开的。在现代条件下，帝国主义之间的合作和角逐形成一个比在美国—西欧关系战后发展初期复杂得多的体系。现在，在这些关系中，帝国主义之间的错综复杂的新旧矛盾所产生的离心倾向明显加剧了。然而，这种加剧是同帝国主义的‘伙伴关系’的发展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所有这些矛盾表现不断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而自由主义对解决这些矛盾是无能为力的，自由主义还是这些矛盾的思想源头。

自由主义用它的保守性不断对抗着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性和先进性，在这种对抗中，自由主义也会取得暂时的和局部的胜利，但这丝毫也不会改变自由主义的反动性和落后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对抗自由主义的落后性，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面向未来的前进方向。

梅林曾经指出，“这里我们再来重复一句愚蠢的老生常谈，我们要说，马克思不是神，也不是半神，他也不是象教皇那样的无过失者。他是一个从根本上扩大了人类的认识限度的思想家，我们也就是珍视这一向前的步伐，但并不把它看作是人类认识的终点，而正因为这是向前的步伐，那是不能倒退回来的。我们也要赞美马克思将被超越，就象黑格尔和李嘉图被超越了那样的那一天，但是，从马克思回到任何人那里去，这就是回到‘无知无识的泥淖’去，那是我不会再去的。”

理论创造和思想批判的统一，还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离不开对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社会主义运动内部有两种错误倾向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造成的危害特别严重，一种是轻视科学理论的倾向，另一种是歪曲科学理论的倾向。

关于第一种倾向，马克思、恩格斯就曾严厉批评过德国社会民主党轻视科学理论的倾向，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批判过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理论上的糊涂。1879年，马克思、恩格斯在一封通告信中再次批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理论上的各种混乱状况，“无论《未来》杂志或《新社会》杂志，都没有带来任何能使运动前进一步的东西。这里绝对没有能够促进启蒙的真正的事实材料或理论材料。这里只有把领会得很肤浅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这些先生们从大学或其他什么地方搬来的各种理论观点调和起来的企图；所有这些观点一个比一个更糊涂，这是因为德国哲学的残余现在正处于腐朽的过程。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不是首先自己钻研新的科学，而宁可按照自己从外部带来的观点把这一新的科学裁剪得适合于自己，匆促地给自己造出自己的私人科学并且狂妄地立即想把它教给别人。所以，在这些先生当中，几乎是有多少脑袋就有多少观点。他们什么也没有弄清楚，只是造成了极度的混乱——幸而几乎仅仅是在他们自己当中。这些启蒙者的基本原则就是拿自己没有学会的东西教给别人，党完全可以不要这种启蒙者。”

苏共二十大之后，苏共内部、特别是苏共高层逐步丧失了正确开展思想斗争的勇气与能力，使错误社会思潮不断蔓延泛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辉被自由主义的漫天雾霾笼罩遮蔽。失去了马克思主义，苏共无以立党，苏联无以立国。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惨痛教训更加彰显了列宁斗争品格的重要性，“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已经出版。除了苏沃洛夫那篇文章（我正在看）之外，其余的我都看了，每篇文章都使我气得简直要发疯。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的经验批判主义者、经验一元论者和经验符号论者都在往泥潭里爬。他们劝读者相信‘信仰’外部世界的真实性就是‘神秘主义’（巴札罗夫），他们把唯物主义同康德主义混淆得不成样子（巴札罗夫和波格丹诺夫），他们宣传不可知论的变种（经验批判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变种（经验一元论），教给工人‘宗教无神论’和‘崇拜’人类最高潜在力（卢那察尔斯基），宣布恩格斯的辩证法学说为神秘主义（别尔曼），从法国某些‘实证论者’（主张‘符号认识论’的该死的不可知论者或形而上学者）的臭水沟里汲取东西（尤什凯维奇）！不，这太不象话了。当然，我们是普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哲学没有研究，但是为什么要这样欺侮我们，竟要把这些东西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奉送给我们！我宁愿四马分尸，也不愿加入宣传这类东西的机关报或编委会。”

自由主义在苏联解体、苏共垮台进程的破坏作用警醒我们，要始终清醒认知自由主义的政治本质，要始终同自由主义思潮进行斗争。自由主义思潮是一个庞大体系，西方宪政民主思潮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思潮在我国也有着十分广泛的影响，其侵蚀破坏作用不可小觑。今天，认清西方宪政民主思潮的思想危害、经济实质和政治本质，仍然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任务。

关于西方宪政民主的经济实质，恩格斯指出，“美国人早就向欧洲世界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资本主义生意人的共和国；在那里，政治同其他任何事情一样，只不过是一种买卖。”

列宁也曾经指出，“在那些最自由的国家里，呼吁‘民主、人民、舆论和科学’是完全不适当的，——在这样的国家（美国，瑞士等等）里，人们正是特别热心地用这种纯洁的、精神上的、创造的神的观点来麻痹人民和工人。正因为任何宗教观念，任何神的观念，甚至任何对神的谄媚，都是无法形容的卑鄙龌龊的东西，是民主资产阶级毫不在乎的（在很多场合甚至是他们所欢迎的）东西，——所以是最危险的东西，最可恶的‘传染病’。群众识破千百万种罪恶、坏事、暴行和肉体的传染病，比识破精巧的、精神上的，用最漂亮的‘思想’外衣装扮起来的神的观念要容易得多，因此前者的危害性比后者小得多。”

毛泽东尖锐指出了西方宪政民主的吃人本质，“他们的宪法也好，总统也好，都是假东西。像现在的英、法、美等国，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

三、

注重实际与坚守理想相统一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要求，马克思主义实践发展都要求从具体实际出发。但是，从实际出发同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错误倾向是格格不入的，马克思主义强调的一切从实际出发蕴含对社会理想的追求与坚守，割裂实际与理想的有机统一在实践上是十分有害的。

习近平指出：“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开创我们的美好未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为了人民，必须依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我们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实干首先就要脚踏实地劳动。”在这里，习近平深刻阐述了实现理想与脚踏实地的辩证关系，实干兴邦就是要注重实际，开创我们的美好未来就是坚守理想。

刘少奇也曾经生动描绘了空谈家的可笑面孔，“常常一件活生生的事情，一个活泼泼的问题，一到这些空谈家的手里和嘴里，就变成了死气沉沉的东西。本来是很活泼有生气的同志，一经过这些空谈家的责骂和搬弄之后，就变成了象失掉灵魂和前途的人一样。同志们!空谈没有好处，只有坏处。要求同志们尤其是领导同志们绝不要空谈。你们应该客观些、细心些、诚实些，有什么你们就说什么，懂得，你们就说懂，不懂得，你们不要说懂。你们应该特别虚心学习，把你们还没有把握没有了解清楚的问题，用各种方法去弄清楚。不要在你们自己还没有弄清楚的问题上教训别人，指导别人。”

历来的空谈家往往轻视实际，也不能真正把握理想的现实基础，这样的空谈家对实践是有害的，对理论也是有害的。

作为注重实际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反对空想与空谈；作为面向未来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始终追求远大理想。但是一切庸俗的实用主义者，总是因不能找到理想与现实的桥梁即实现理想的实践路径而怀疑理想的现实性。

对此，梅林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敌人，最喜欢把历史唯物主义描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万能圣手，一旦它不能屈指按日预言在今后几百年内将发生什么事情，就得认为它是一个不能应验的预言者。正直的人们知道，历史唯物主义同一切显灵应验是针锋相对的，它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能够根据劳动力的多寡、劳动力使用的劳动工具的性质作出比较准确的结论。劳动力从《共产党宣言》中得到鼓舞，建立了一个精神的世界强国。在目前的历史科学所处的条件下，劳动力能够支配的劳动工具越不完备，劳动力就越值得人们惊异。《宣言》本身说道，宣言中的各项原则的实际应用，是随时随地都要依现存历史条件为转移的，不过不管条件怎样变化，宣言中的各项原则仍然是不可动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作，既不是为了应一年之急，又不是为了供十年之需，而是为了百年大计……”

作为“精神的世界强国”，马克思主义是现实通往未来理想社会的理论桥梁，它一头联系社会实际，一头面向美好未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桥梁作用，梅林还指出，“在这里没有必要隐瞒：恩格斯和马克思，特别是在他们的青年时代，有时过高地估计了革命的工人运动的步伐。一切没有头脑的人，过去和现在都认为他们用这一点就证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观是没有根据的，而像阿尔伯特·朗格这样的人，却与此相反，他曾经作出一个结论，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惊人正确地’判断了他们的时代。朗格写道：‘—般说来，我们总喜欢把我们清晰地预见的东西想象得比它的实际存在近一些。’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倾向于这种爱好；恩格斯甚至在年迈的时候都是如此，他一直到暮年，都保持着一颗青年人的心。但是，不应当由此就说他们徘徊在五里雾中，盲目摸索；恰恰相反，用朗格的话来说，他们是‘明察秋毫的思想家’，他们所以甘愿跋涉在漫长的道路之上，是因为他们清晰地看到了这条道路的终点。”

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对“历史终结论”深信不疑，认为人类社会已经终结于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深刻的历史辩证法一无所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性视而不见。

列宁指出，“无论往哪里看，到处都有人类完全能够立刻完成的任务。资本主义在干扰。它积聚了成堆成堆的财富，但是又使人变成这些财富的奴隶。它解决了极复杂的技术问题，但是由于千百万人的贫困和无知，由于一小撮百万富翁愚蠢的吝啬，它又阻碍了技术改良的实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文明、自由和富裕，常常叫人想起一个脑满肠肥的财主，他在活活地腐烂，但又容不得新东西生存。但是，新东西正在成长，所向披靡，并且一定会取得胜利。”

列宁指出的这些现象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发生、不断发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当代中国的蓬勃发展就是对所谓“历史终结论”“社会主义失败论”的实践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旧事物的灭亡、新事物的产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现象，现实的历史过程就是一个新事物不断生成的过程，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否定自身的社会因素和现实力量，也孕育着新社会的现实要素。因此，一切历史终结论都是反历史主义的形而上学，一切为旧事物唱挽歌的人必将在现实中碰壁、必将被现实和未来淘汰。

鲁迅先生就曾经批判过那些喜欢唱挽歌的人，“等到大革命成功后，社会底状态缓和了，大家底生活有余裕了，这时候就又产生文学。这时候底文学有二：一种文学是赞扬革命，称颂革命，——讴歌革命，因为进步的文学家想到社会改变，社会向前走，对于旧社会的破坏和新社会的建设，都觉得有意义，一方面对于旧制度的崩坏很高兴，一方面对于新的建设来讴歌。另有一种文学是吊旧社会的灭亡——挽歌——也是革命后会有的文学。有些的人以为这是‘反革命的文学’，我想，倒也无须加以这么大的罪名。革命虽然进行，但社会上旧人物还很多，决不能一时变成新人物，他们的脑中满藏着旧思想旧东西；环境渐变，影响到他们自身的一切，于是回想旧时的舒服，便对于旧社会眷念不已，恋恋不舍，因而讲出很古的话，陈旧的话，形成这样的文学。这种文学都是悲哀的调子，表示他心里不舒服，一方面看见新的建设胜利了，一方面看见旧的制度灭亡了，所以唱起挽歌来。但是怀旧，唱挽歌，就表示已经革命了，如果没有革命，旧人物正得势，是不会唱挽歌的。”

在社会主义新中国，也有人为旧中国、为资本主义社会唱挽歌。但是，挽歌终究是挽歌，为旧事物唱挽歌，并不能使旧事物得到永生，并不能阻碍新事物的成长与发展。

团结奋斗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重要特点，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团结的事业。注重实际和坚守理想都离不开团结奋斗。

周恩来指出，“团结是在矛盾中形成和发展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钢铁和水泥是性质不同的物质，把它们结合起来，就变成钢骨水泥那样强有力的东西。……人类几千年的阶级社会中，少数人无止境的欲望，妨碍了大多数人的生存与发展，这样的个性发展是专制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我们集体主义者反对这种个性发展。我们要发挥集体主义的精神，打破个人主义的小圈子，群策群力，与群众结合，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努力。今天的胜利是经过几十年的斗争而得到的。我们今天抬头、翻身、开步走了，我们应该在团结上努力，携手共同前进。”

有西方学者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就像其他任何社会一样，为了某种物质目的而合作；但它也认为人的团结本身就是值得称道的目标。严格说来，社会主义社会就不是当代许多文化理论所能理解的，在当代文化理论看来，团结意味着勉勉强强的共识或不幸的因循守旧。”这里所说的“当代文化理论”指的是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理论。

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社会，“团结意味着勉勉强强的共识或不幸的因循守旧”，不能形成真正的团结，这是因为社会利益高度分化对立、社会矛盾尖锐复杂不断制造对抗、甚至仇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是这样，资本主义世界形形色色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联盟也是这样，到处都可以看到“勉勉强强的共识”，到处都可以看到那些“勉勉强强的共识”背后是深刻的矛盾和资本主义落后势力勾连“团结”的反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