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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的傲慢与偏见——对西藏问题的两点看法

作者:闲言 来源:江南app网址

一,西方的指责站不住脚

西藏问题,是今日西方指责中国的一个重点。但观其理由,没有一个能够在反推于己后还能站住脚跟。站不住脚却强而为之,甚至于陷于悖论而不自知,这除了某些人确实是别有用心,无理取闹外,也有许多西方人是自以为真理在手,振振有词,充分体现了因历史文化及制度国情的差异而形成的认识局限性(偏见),以及因长期高高在上的优越感所导致的傲慢。合而观之,即所谓西方人的傲慢与偏见。

归纳起来,在西藏问题上西方对中国的指责大约如下:

1,历史上西藏不属于中国,因此它有理由独立

这一条指责最无力。历史上朝代、政权的变迁数不胜数,不易理清头绪。但不管历史上西藏是否属于中国,只要西方人没有放弃美洲、澳大利亚等广大地区,没有退回到西欧原居地,他们就没有立场指责中国。

2,西藏文化独特,中国应该让其享有充分自治

这一条同样不能反推于西方自身。按此理由,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白人同样应该退出来,让原来迥异于西方从而富有“文化特色”的土著自治。如果说,今日美国对待印第安人的“圈养”,就已经是西方人口中的“自治”,那就等于说,西方主张中国应该将两百万藏人集中起来,圈养在某个县的范围内——这种方案,或许某些脸皮够厚的西方人敢于提出来,但中国确实做不出,广大藏民也绝不会答应。

3,中国政府妨碍了西藏的宗教自由,侵犯了人权

这一条最具迷惑性,认同的人也最多,但同样站不住脚。

且不说今天中国在个人信仰上已经开放很多,个人自己信仰什么,只要不影响他人,没人干涉。而且,很多宗教在中国也能够自由传播,例如佛教、道教。真正受到压制的,主要是信仰达赖的部分黄教、基督教的家庭教会以及法轮功。这些派别之所以受到压制,不是因为宗教,而是因为政治。

并不是说这些宗派的所有人都怀有政治目的、政治企图,确实其中有不少人只讲信仰,不问政治。但问题是其中也确有不少人既搞宗教,又搞政治;甚至是只搞政治,不搞宗教,将宗教作为幌子,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相信对这一点,任何人都无法否认。

由于这些怀有政治目的的人对各自宗派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完全有能力使宗教信仰变成政治工具;由于他们普遍获得了海外势力的支持,有能力颠覆中国当前的政治局面,所以他们的问题已不是宗教自由问题,而是政治斗争问题。中国政府对他们的压制,是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

对此,西方人士普遍会反驳:为什么西方国家不怕有人利用宗教搞政治?为什么西方国家能够容忍有敌对意识的穆斯林信仰,而中国却不能容纳自己的异端呢?

这是由制度与国情决定的,简单说就是由于制度不同导致的。自上而下构建起来的中国,确实容纳不了公开的敌对派别势力的存在,容忍的结果必然是山呼海啸、天崩地裂。西方人可以说中国制度的包容性不如西方,但是这个制度也有效解决了一些西方制度在中国解决不了的问题,例如政治稳定问题、人口问题。对不同制度整体性的优劣比较以及对于中国适应性的判断,至今还在争论,只能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当然,包容性较差肯定是中国制度的一种缺陷,应该改进。但这种改进必须顾及整体效应和其他方面,不能不顾一切,要求一蹴而就。正如黄纪苏先生在《中国不高兴》一书中所说:纵然西方在某些方面确比中国先进,中国应该学习西方,这种学习也只能像存钱罐,用一天放进去一点零钱的方式来将它填满;而不能像买彩票,企望在一天之内就从穷光蛋变成富翁。

一些西方人,以及脑袋被西方洗过、或者利益与西方相关的中国人不同意这种渐进。他们说:既然承认是好的东西,为什么不立即照办?对此,我们可以反问:如果价值上好的东西就必须立即照办,那么共产主义的理想、天下大同的理想更好,为什么美国不照办?富国、富人为什么不把自己的财产都拿出来,让天下人共享?

西方人,比如那个李察.基尔,在指责中国西藏问题的做法之前,有必要首先问一下自己:有没有将财产都拿出来,送给那些比自己更需要的穷人、苦人?如果你确实做到了这一点,那么你确有资格指责中国;否则,就请免开尊口。

二,50年前西藏变化的现实意义

官方的宣传集中于农奴翻身、生活大变样之类,这些当然都是事实,但对于回击今天的反华言论,意义不大。

50年过去了,社会在发展,生活当然要变样,不变样才奇怪。废除农奴制虽然是了不起的成绩,但毕竟过去50年了,难道这件功劳还能再管中国在西藏的合法性100年?何况,人家达赖也早就不再提农奴制了。

理论应该针对现实,与时俱进。50年前的西藏叛乱事件,对于今天的意义主要有两点:

1,它说明西藏今天的不够自治,完全是达赖集团造成的

1959年以前的西藏,自治程度是很高的,基本达到了今天达赖及其支持者要求的自治程度。正是由于当日的达赖受西方蛊惑,不满于这种自治,追求进一步的独立,才有了西藏与中央的冲突以及自治关系的变化。就这一点而言,达赖是咎由自取,应该对历史负责;西方对这一段历史的指责,也应该着落在达赖头上。

2,1959年的事实表明,自治不是西藏好的选择,它必然走向叛乱与镇压

现在达赖说他改变主意了,不要独立只要自治了。问题是,历史不可能任由他搓来捏去随意更改。50年前的西藏叛乱表明,在现行政治体制构架下,所谓民族地区高度自治,是不可能的,必然走向叛乱。

不管今天达赖放弃独立的说法是真是假,一旦西藏重回1959年以前的局面,很快又会走向与中央对立。今天的藏独势力与西方的联系更加紧密,西方透过藏独影响中国的能力也越来越强。西藏一旦走向自治,必然成为西方敌对势力颠覆中国的桥头堡。那些什么“只要中央允许西藏自治,藏人就不会再闹事,中央、西藏关系就会和睦”的描述,不是自欺,就是欺人(不知道我一直尊重的王力雄先生,为什么也见不及此?可见所谓“超越者”,说说容易,真要去做却很难)。现在藏独势力远在境外,隔山打牛就能掀起如许波浪(但他们也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了)。一旦西藏重回1959年以前的格局,藏独及海外势力可以直接影响、操控藏民,对中央、对汉人不满的藏人必然越来越多,中央与西藏的关系也只会越来越紧张。最终结果,不但将危及全中国的稳定,藏人本身也将反受其害。

西藏不是香港,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和宗教的矛盾具有某种难以调和的特征(看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现行体制下,惟有施以一定程度的压制,才能缓和矛盾,维持安定局面,然后徐图其他。因此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压之,实则护之;任之,反倒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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