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圣火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探雷”

冼岩

对于政治改革的有益性，在中国反对的人不多。争论主要在政治改革的可操作性，即在目前情况下，中国能不能启动改革，将政治体系由封闭变为开放？这种争论的难点在于：由于涉及亿万人的生存与幸福，不可能通过某种试验来验证各种观点的正误；在正式操作前，总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但是，此次奥运圣火的传递，为世人了解“中国开放政治后将发生什么？”提供了一个透彻的观察点。虽然这种观察仍然是有限的，仅涉及海外，未涉及国内，但毕竟使分析和推理拥有了更坚实的基础。

奥运圣火传递至今，有三种现象引人注目，促人深思。

一，西方媒体和政客的双重标准

引发此次针对圣火传递抗议活动的最强因素，是西藏事件，而西藏事件根源于达赖集团的“自治”诉求。可以说，对“西藏自治”的态度，决定了对西藏事件的看法，也左右着对抗议活动的态度。西方的众多媒体和政客，在这个问题上再次演绎了什么叫做“双重标准”。

与“西藏自治”最可比拟的，是美国的印第安人问题。如果“西藏自治”是合理的，那么要求白人退出美国乃至美洲也是合理的。支持“西藏自治”的人，应该同时主张把美国和美洲还给原来的土著，才不会陷入逻辑和道义上的自相矛盾之中。如果认为美国人现在的做法就是对的，以此为标准，应该赞成将藏人集中到西藏的某个县，圈养起来“自治”。但是，西方的媒体和政客似乎从来没有“标准同一”的逻辑概念。在他们心目中，白人占据北美天经地义，“西藏自治”也天经地义，一切只以他们自身的需要和感觉为转移。

考察西方“双重标准”的产生，也很有意思。西方的“双重标准”并不完全是主动谋划的产物，有时也是被动适应的结果。在一个言论开放的社会，必然形成某种“主流民意”。靠选举上台的政客，必须迎合这种民意。这种民意虽然受到媒体的操控，受到各种各样观念思潮的影响，但又有其自身特点。不管哪一种观点占据主流，不论主流观念如何变幻，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作为主流的民意必然富于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惯于把复杂的事物简单化，形成非黑即白判断。遇到与自身截然不同环境下的产物，简单逻辑常常导致荒谬结论。按照这种理想主义来处理具体政务，在实践中肯定碰得头破血流。因此，即使在西方，政客们在实际操作时也并不遵循这种理想化的简单逻辑。但在态度上，西方的媒体和政客都必须迎合这种理想主义。否则，不但操控不了民意，还必然遭到民意唾弃。

仅仅提供言论表达的媒体，要迎合这种理想化的民意没有问题。但那些必须对实际行动负责的政客，迎合起来就颇有难度。除竞选时的慷慨激昂外，面对这种理想主义，政客们大多数时候是“王顾左右而言它”，所以常常被指责为“说一套做一套”、“言而无信”。

但是，国际事务为这些政客提供了“真心实意”迎合民意的难得机会，尤其是对那些不涉及本国利益的事务。抗议，表示愤怒，大声谴责，这正是靠表演上台的政客的拿手好戏。尽管内心可能并不认同代表民意的舆论，尽管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自己口中的“正义”，但这些政客仍然可以表演得微妙微肖——反正事情办砸了，遭罪的不是自己的选民，最后必须出来收拾残局的也不会是自己。实际上，如果对方屈服于西方的这种指责，按照西方建议搞砸了（按照这种建议不可能搞好），同样可以成为西方政客和媒体进一步批评的依据——无论如何，一切都是对方的错。

西方对内对外的双重标准，很多就是这么来的。民意在国内国外事务上理想化程度的不同，也成全了西方政客的这种表演——毕竟，在国内事务上，由于有切身利益作参照，民意的理想化易止于“实际利益受损”的的边界，或分化为不同的声音；而对于那些难有切身利益体验的国际事务，民意的理想化可以无限度放飞。在这种民意氛围下，西方政客只能在表面的迎合下进行暗中区分，于是乃有老布什时代美国总统一面严词谴责中国，一面派特使私下解释之举。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此次奥运圣火的美国旧金山之旅，就颇具代表性。在伦敦、巴黎搔乱的提示下，负有具体责任的旧金山市长，一面慷慨激昂地表示要支持抗议行动，另一面又悄悄安排了应变方案，让火炬暗渡陈仓；而不负有具体责任的旧金山议会议长，则全心全意地迎合理想化民意，猛烈抨击市长“玩偷梁换柱的游戏，诱使民众上当，然后出其不意地改变”。

那些因西方政客的慷慨陈词而热泪盈眶的“海外精英”，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人家只是在作秀？

二，“海外精英”逢中必反，逢共必反

很难想象，那些自命“为中国的自由民主而献身”的人，会支持对奥运圣火的阻挠与抗议活动，将自己摆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对立立场上。之所以如此冲动，无非是他们以为“机会来了”。这些人真正在意的，只是“出镜”或“上位”的机会；其它漂亮口号，只是出场时的自我包装而已。国家民族的前途，民众的祸福，他们可能挂在嘴上，但绝没有放在心上。

程晓农最近的出镜，就颇有代表性。谈到中国可能由股市崩溃引发经济崩溃，继而由经济崩溃引发政权崩溃时，他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不可遏制，连假惺惺表示一下对经济崩溃前景下普通民众苦难的恻隐之心都顾不得了。也不再顾及那一张“学者”的面皮，仅仅根据某些蛛丝马迹，就可以不断推导出多个惊世骇俗的结论。按照他这种推导的逻辑，不要说中国，全人类也早就被灭绝不知道多少年了。

三，对于西方这种不可能见之于实践的理想化民意，藏独之类的中国政府批评者要迎合它很容易，因为不管他们说什么，一切都无可验证，他们可以将自己任意打扮成符合西方民意的任何样子；而中国政府无论说什么，人们都会与其实际行为相印证。

在西方媒体和政客的双重标准下，被简单逻辑视为专制的中国政府，不管怎么应对，都只能招来骂声一遍。或许有人会天真地以为：只要中国政府一切按照抗议者的要求办，就没事了，天下太平了。其实，不会是没事，只会是麻烦更多。且不说“一切按照抗议者的要求办”有没有可能，如果中国政府真这么做了，只会招致更多、更加不合理的“要求”。这是不以某些抗议者的主观意愿或事先设想为转移的，在民意的竞技场上，他们也只是被推动者。正如某些西方政客可能内心并不愿触怒中国，但在彼时彼刻，他们不得不然。

如果说不久前的台湾选举，给予中国大陆民主以良性示范的话，那么此次奥运圣火的传递，传递的就是不良信息。通过这件事，人们不难认识到，开放政治不但不能减轻政府的压力，还必然加剧和放大压力。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至今还没有找到可以有效应对这种局面，破解政治转型难题的方法。到时候将只能眼看着时局糜烂，日甚一日。事实上，如果不是适逢奥运，中国政府作出了一些开放承诺的话，西藏事件不会这么棘手。可以说，没有奥运，就没有3.14。

就象一次事先安排好的“探雷”活动，奥运圣火的传递，让中国政治开放的可能性风险，部分显露出来。它必然对中国政府今后的抉择，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