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厦门市政府仍然坚称“散步”是违法行为，但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没有厦门市民的聚众“散步”，就不会有这一次相对公正的项目听证会，更不可能有PX项目的搬迁。由此就引申出一个悖论：厦门市民要么“违法”，要么放弃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们总共只有这两种选择。由于现行体制没有为公民提供合法维权的有效途径，维权只能“违法”，这是由体制本身所制造出的“不和谐”。这种“不和谐”，是由于现行体制不允许民众自下而上地主动对公权力施加任何压力造成的（被动的压力有，例如在上级安排下的所谓“民主评议”，此时民意主要是体现“领导意图”的工具）。侵权主体没有感受到压力，就不会有让步的动力。当局对待许多地方“闹事”时所采取的“打一下，拉一把”的态度，即严厉处置闹事“带头人”，同时尽可能满足闹事人群的合理要求，反复证明了现行体制的这种制造“不和谐”的功能。

侵权与维权是一场力量的博弈。从厦门PX与许多农村地区维权的不同结果看，城市与乡村、市民与村民，其间官民力量的对比是大不一样的。乡村是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农民最缺乏自我维护的手段，却要承受层次最多、在利益上联成一体的官权压力，所以他们的维权最艰难，前景也最不容乐观。城市相对而言已经是社会的中间层次，市民拥有更多博弈手段。不仅力量对比不同，利益关系也不一样，不同于农民的无足轻重，市民往往是经济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并且可能与当权者有着复杂的利益关联。因此，城市维权相对容易，厦门市民只是“违法”散散步，就取得了在农村流血冲突都难以取得的成果。这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矗立在官民冲突之上的，是以政治稳定为目标、以社会和谐相标榜的中央政府，谁的声音更能引起执政者的重视，谁就能在这种博弈中得分。民、官、执政者三者的具体站位，将长期决定中国社会利益分化与力量对比的格局。

比较厦门PX与上海“东八块”，更可看出这种博弈的力量对比特性。上海的特殊利益集团太强大了，多年经营，形成上下纵横勾连的格局；相比之下，厦门先天不如上海，而且经历了“远华案”带来的官场震荡，所以两个地方的力量对比大不一样，结局也截然不同——上海在周正毅判刑之后，“东八块”仍无声无息地落入了香港“李超人”的口袋。

再比较广州的“禁电”事件，似可得出结论：作为一个阶层的市民，比某一个行业的从业者更有力量。同时，政府又在这种对比中释放了“不和谐”的信号：“违法”散步比合法联名上访更有力量，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不管怎样，厦门PX事态变化的柳暗花明，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政治进步。这种进步似乎印证了由西方近代史所提供的两条经验：1，政治上的进步总是萌芽、生发于城市，而非农村；2，中产阶级壮大是政治进步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