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中国“经济过热”谜局

中国今年年初设定的GDP增长目标是8%，但一季度GDP增长了10.2%，二季度高达11.9%；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5．6％，远远超出了央行设定的3%这一通货膨胀警戒线，通胀已呈压头之势。一时间，“经济过热”成为舆论最热烈的话题。7月26日，胡锦涛亲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坚持把遏制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有趣的是，在今年3月5日的第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温家宝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主题之一也是“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甚至，早在5年前，即将离任的朱容基总理就发出过“经济过热”的警告。这就引申出两个问题：中国为什么忌讳“经济过热”？“经济过热”症状为何长达5年无法消除？

GDP增长一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政府的重心目标，在这种导向下，经济快速增长应该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显然，中国忌讳的并不是经济增长的高速度，而是增长的方式和质量，及其由此可能导致的增长不可持续。

在近十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中，投资扮演了最重要角色。今年上半年,在中央一再强调遏制投资过快增长的宏观调控政策下，投资增长速度仍然高达25.9%。投资增长的直接后果是形成了强大产能，这种产能必须在内需和出口方面找到排泄口。由于中国一直内需不振，因此主要出路在扩大出口。当出口增长遭遇国外贸易保护主义的抵制时，这条路已经极限在望，“产能过剩”危机逼近。

更重要的是，由于技术瓶颈的约束，中国的主要竞争力体现在劳动力价格优势方面。在市场“看不见的手”引导下，当政府人为压低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价格，并纵容企业将能源、原材料，尤其是环境污染的成本转嫁到全体国民甚至子孙后代的身上时，投资自然向钢铁、有色、建材、电力、石油加工、炼焦、化工等高能耗、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倾斜。这一方面加固了贫富分化的格局，使内需振作遥遥无期；另一方面也将资源和环境不断逼近可以承载的底线，经济增长既难以持续，经济增长的目的“人的幸福”更因此受到实质性损害。

不仅如此，对出口的过度依赖导致了不平衡的外贸格局，外汇占款的快速增长使资金流动性泛滥不可遏制。大量资金追逐少量的资产和投资机会，既使投资过热难以缓解，也促成了房价节节攀升、股市高烧不退。资产价格的攀升最终要反映在消费价格指数上。这不是近年来粮油等生活必需品价格大幅上涨、尤其是肉蛋价格骇人听闻的惟一原因，但却是这种通胀难以遏制的主要原因。

以上三大因素构成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下的隐忧。虽然投资和出口的持续增长掩盖了产能过剩的危机，产能过剩又部分抵消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使它迄今为止还主要体现在房地产和股票等投资品价格上，而不是一般社会消费品的价格上，从而延长了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繁荣周期；但现在看来，可能这种上升已到顶峰。如果继续原来的增长方式，逆转将不可避免。

这就是本届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最深层原因。问题早在5年前就已经被发现并提出，为什么持续5年问题依旧，甚至还愈演愈烈呢？

答案很简单，中国政府想要的不是“消除过热”，而是“换一种方式可持续的热”。无论是每年1200万就业缺口的压力，还是扩大转移支付、更多关注公平等多方面财政需求的拉力，都使得现阶段中国不能放弃经济增长目标。所以，中国政府并没有将调控重点放在遏制经济增长的速度上：居民存款利率仍然远低于通货膨胀率，甚至对各级官员的政绩考核也仍然以GDP为主。中国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早获举世公认，萧万长被视为台湾最懂经济的官员，但他自称与中国领导人相比望尘莫及。这是真正行家的内行评价，相比之下，经济学家从概念出发的判断往往如隔靴搔痒、雾里看花。如果仅仅是遏制过热并不困难，10年前上届政府就曾成功调控经济，实现软着陆，避开亚洲金融风暴。但今天的内外环境与10年前已截然不同，由于资源、环境、社会公平、外部市场等方面都已逼近极限，即使实现经济增长速度的软着陆，也不能解决可持续性问题，惟一出路在于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

自从发现经济过热征兆后，中国政府就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为了明天必须转变增长方式，解决可持续性问题；另一方面为了今天必须保持相当高的增长率。而在成功转型之前，保持增长只能依靠原来的增长方式，这在客观上必然阻延转型进程。由于前一目标极难而后一目标较易，前一目标似乎可缓而后一目标迫切，因此在实际操作中，保持增长率成了优先目标，转变增长方式被有意无意延后，虽然它在口头上被提得很高。

这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共同心态，这种心态导致了5年来经济循着原有轨迹高速增长而结构调整却效果不彰的双重效应。但这种心态正在被海外贸易保护主义越来越强硬的抵制、国内环境和生产安全方面越来越频繁的事故、贫困阶层越来越多的怨气消磨殆尽，原来可以延缓的目标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容回避。7月26日的政治局会议可视为一个转折的信号，也是一次整体布署。会议并没有指向简单的降低增长速度指标，而是强调通过对自主创新、结构调整、三农和贫困群体社会保障的投入，通过严格节能减排的措施，来转变增长方式，遏制经济过热局面。

这是一场至少已延迟了5年的攻坚战，其艰难前所未有。西方国家曾经花费百年时间，才通过市场自发演进完成了这种转型。中国在更加严峻的条件下，必须在大约十年内完成它。内外环境都使得中国别无选择，只能背水一战。胜，则天高海阔，长治久安；败，可能陷入衰退与混乱的长期黑暗。

艰难即考验，以十年为百年之事，离不开“政府主导”这一创造了“中国奇迹”的加速器。而这一过程，也将不断考验当政者的决心及推行决策的能力。

——《凤凰周刊》2007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