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党同志都在认真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归根到底是两个“行”的重要论断，指明了党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根本所在。本文就此谈谈学习体会。
一、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
（一）“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与“马克思主义行”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归根到底是由中国共产党“是什么”决定的，是因为它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党。
树有根，水有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参天大树与其根本的关系、万里长河与其泉源的关系。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党的根本所在。
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国共产党党史都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根本和泉源。
在世界历史上，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是以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为标志同时诞生的。没有工人阶级作为阶级基础，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工人阶级就不能成为自为的阶级。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使“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造就了共产党。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
在中国历史上，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党的成立准备了阶级基础和思想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决定了它“是什么”，决定了“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是党与生俱来并且始终不变的根本性质。
党领导中国人民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改变了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国家命运，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主题不懈奋斗，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实现了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开创、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历史轨迹清晰显示的逻辑是：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党开创的事业和取得的成就。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与“马克思主义行”
马克思主义“行”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能”，进而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的理论源头是马克思主义。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开辟出来的一条道路。邓小平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第一次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就指明了这条道路的理论源头，揭示了它同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联系。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在后来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造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越来越丰富的科学内涵，发展成为集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于一体的统一标识。它的理论体系、制度、文化同道路一样，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国情相统一的新型社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他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的旗帜、奋进的旗帜、胜利的旗帜。”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我们党的“旗帜”。这就从党的旗帜这个最高层次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联系，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是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而不是别的什么旗帜。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标题和大会主题中明确宣示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从十三大以来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题目中都标明的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指引下创造的奇迹，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力，证明了“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
（三）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深入理解历史进程显示的逻辑，还要从理论逻辑上弄清楚“为什么”。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的根本和泉源，是由它特有的性质决定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概括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质。其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其二，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其三，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其四，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是马克思主义特有的根本性质。这些优秀品质的统一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具有无可比拟的伟大力量。
人们要想自己的行动获得期望的目的，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中国人民要想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一定要有正确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指导。在马克思之前，统治着社会历史理论领域的唯心史观用神、人性、观念等来解释历史，不懂得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人们不能自觉遵循客观规律去改变社会、实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创建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必由之路，所以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
社会的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决定历史前进方向的是人民。在马克思之前，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理论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坚持人民立场，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根本宗旨，创立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党领导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坚持人民至上，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靠人民的力量创造历史的伟业，所以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
人类社会是在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作用中前进的。马克思把自己的理论当作无产阶级改变世界的精神武器来锻造，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它宣告“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要“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认为理论的基础在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反对一切理论脱离实践的错误倾向，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中开创并不断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
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理论只有随着实践发展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和强大的力量。马克思主义把人类认识和真理看作是不断从相对走向绝对的无限发展的过程，认为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它把自身也看作是人类认识发展中的一个阶段、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就是不断丰富、发展的历史。我们党强调，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党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所以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
就各种思想理论体系的整体而言，上述这些优秀品质是人类历史上除马克思主义外的其他任何思想理论体系都不具备的。所以“这一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作用，是理论对实践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之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实践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理论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毛泽东说：“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说：“理论对规律的揭示越深刻，对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引领作用就越显著。”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科学和智慧的最高成果，来自实践又指导实践，推动历史发展又随着历史发展，至今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因而成为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的根本决定因素。
二、归根到底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论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时，不仅指出“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而且进一步强调“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探究中国共产党成功的根本，不仅要追溯到马克思主义，还必须追溯到“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一）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恩格斯说：“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对待”。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他们创立的科学世界观已经广泛传播。恩格斯晚年曾欣喜地写道：“这个学说在世界一切文明国家里，在西伯利亚矿山的囚徒中，在加利福尼亚的采金工人中，拥有无数的信徒”。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但是，马克思主义并非在全世界所到之处都带来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凯歌行进，并非世界各地都发生了像中国这样的历史性变革。列宁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创建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了74年后已经解体。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欧国家发生了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了严重曲折。历史的对比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行”转化为共产党能、社会主义好，不是无条件的。在不同国家，条件具备了，才能转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回顾总结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历史和经验时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他强调：“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科学理论只有为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起作用。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民所掌握，才改变了中国。这是因为，“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思想不具有像实践那样的“直接现实性”。“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证明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科学理论只有通过“使用实践力量的人”才能变成改变世界的现实物质力量。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因此，在具备了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前提下，领导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政党能不能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是否可以转化为共产党能、社会主义好的决定性因素。
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如何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已经提上了日程。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保尔·恩斯特等人以党内理论家自居，宣扬“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恩格斯称之为“我们德国党内发生的著作家和大学生骚动”。恩格斯指出：“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说，马克思大概会把这样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针对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态度，恩格斯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他在致保尔·恩斯特的信中严肃地批评说：“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恩格斯这些重要思想，奠定了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准则。列宁称之为“经典的论点”，他说：“恩格斯在谈到他本人和他那位著名的朋友时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经典性的论点异常鲜明有力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往往被人忽视的那一方面。”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具有高度理论自觉。毛泽东说：“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他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严肃批评了“主观主义的态度”，深刻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他明确指出：“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二）坚持“两个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集中体现。
“两个结合”来之不易。这一思想原则的确立，是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接力探索的成果。
进行“结合”的探索和形成关于“结合”的理论、确立“结合”的原则，二者密切关联，但并不等同，有一个从前者到后者的发展过程。
“结合”的探索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党自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产物。党从成立之始，就进行“结合”的探索。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毛泽东在1941年回忆说，他在1920年看了考茨基编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他说，自己做了四个月农民运动，又下决心走了一个月零两天，调查了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这是毛泽东在党成立前后进行“结合”探索的生动记录。
“结合”理论是党对自身“结合”探索的认识，是党实施“结合”的实践-认识活动的自我反思。这一理论是随着“结合”探索的发展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在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937年写的《实践论》《矛盾论》，为“结合”理论奠定了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1939年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对党成立18年来探索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几个阶段的历史和经验做了阐述，明确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一重要命题。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提出的“结合”思想成为全党的共识。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标志着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毛泽东思想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也标志着“结合”原则在全党正式确立。邓小平在1956年党的八大闭幕后不久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原则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根据过去革命中失败和成功的经验总结起来，并在第七、第八次两次党代表大会上加以肯定的”。
从进行“结合”探索到创立“结合”理论、确立“结合”原则，是认识发展中的飞跃。这是从1921年建党到20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的历程，是党不断总结经验上升为理论的过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提升的过程，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党内各种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取得胜利的过程。
党的七大确立“结合”原则以来，党始终坚持并不断发展了“结合”的理论和原则。在建党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党的“结合”原则发展成为“两个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不仅做出了坚持“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而且全面、深入阐述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回答了为什么要坚持“两个结合”、如何坚持“两个结合”的问题，形成了关于“两个结合”的系统理论。这表明党的“结合”探索和“结合”理论实现了又一次飞跃，达到了新的高度。
党提出的第二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是“结合”探索和“结合”理论的统一，同样经历了从进行探索到确立原则的过程。
党长期以来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探索，其中的“实际”，既是指“真实的情况”，又是指“人们的行动”，即“实践”。就客观真实情况这一方面而言，既包括现实中国社会，也包括中国的历史发展和历史文化。毛泽东历来高度重视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研究。他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他要求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批评有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毛泽东阐述了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应有的科学态度，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毛泽东的著作中有许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范例。例如，毛泽东重释“实事求是”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命题，用它概括和阐述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在党百年来探索经验的基础上实现的理论升华。虽然此前党已经进行过长期探索，虽然此前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论断蕴含着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层含义，但是进行探索和形成理论、确立原则不是一回事，在表述理论、原则的命题中蕴含着某一层含义，同将其明确表达出来并作出阐述，也有重要区别。“两个结合”的提出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实践基础和思想理论基础。从总体上说，这是同十八大以来党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联系在一起的。“两个结合”的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它作为其中的一个构成部分，是随着这一思想整体的形成、发展而形成、发展起来的，同时作为内在因素对新思想整体的形成、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十八大以来“结合”发展成为“两个结合”原则的历程，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到新时代是同一个过程，是这一思想和实践发展的一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这一论断回答了“两个结合”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关系问题：“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两个结合”的辉煌成果。没有“两个结合”，就没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坚持“两个结合”。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是统一不可分的。“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不可分离。中国实际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发展变化的；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同一定的国际环境、时代条件紧密关联的。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中国实际，都是处于一定时代条件之下的、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实际；中国实际又是构成各个时代之特征的重要因素。认识中国实际离不开时代特征，认识时代特征也离不开中国实际。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立足时代特点，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更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真正搞懂面临的时代课题，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脉络和走向。”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和中国所处的时代条件，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必然也是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党把中国化和时代化紧密结合，一起向前推进。
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推进“两个结合”的过程中，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归根到底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就是毛泽东思想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行。
（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确立“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坚定信念，既要看清楚历史过程显示出来的历史逻辑，又要从理论逻辑上弄清楚“为什么”。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关系，包括同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实践、中国人民等多重关系，探究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可以从多个不同角度去思考、讨论。
第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关系，是普遍真理同既具有特殊性、又包含着普遍性的中国社会实际之间的关系。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是因为它把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对普遍真理的认识和对中国社会实际与时代特征的认识统一起来，成为指导中国实践走向成功的全面的、科学的认识。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全面地认识事物，就要“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他强调：“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如果没有揭示普遍真理的科学理论指引，或者只知道普遍性理论而不去研究所面对的具体事物，看不到普遍性或不了解特殊性，都不能正确认识世界。背离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或脱离中国具体实际，都必然招致失败。“结合”原则的要义，正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坚持从实际出发的统一。我们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为指导，而不是在黑暗中摸索；又坚持从实际出发认识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找出其中固有的规律，作为行动的指导，而不是从概念、原则出发去“剪裁”社会现实。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全面揭示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及其中各阶段的特殊本质和普遍本质、特殊规律和一般规律以及其间的关系，深刻体现了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这一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因而成为指引党不断取得成功的指南。
第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关系，是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同中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是因为它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成为在中国大地上牢牢扎根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不是个人的学说，而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是在欧洲历史文化的土壤中产生的。列宁主义作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俄国诞生的。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既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真理，又是具有其所由产生的欧洲和俄国历史文化特征的先进文化。在各个国家和民族中，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才能根深叶茂。毛泽东在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我们党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深深扎牢了根。马克思主义既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又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而发展了自身。对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早已不是什么“外来文化”。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同悠久的中华文明、同中国老百姓自己的生活经验融为一体，渗入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日常意识之中，成为同中国人民血肉相连的当代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构成因素，因而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第三，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关系，是科学理论同中国实践的关系。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是因为它把科学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良性互动。
认识和实践的矛盾是贯穿人类全部实践-认识活动的基本矛盾。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是人类实践-认识活动中的重大问题。理论和实践之间，是实践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基础上双向作用、互为因果的关系。实践决定理论，理论指导实践。实践离开科学理论指引就难以取得成功，理论离开实践就不能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这一论断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百余年的中国实践，无论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史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党领导人民运用马克思主义以翻天覆地的磅礴之势改变了中国，同时用新的实践为理论注入强大活力，检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既是中国社会历史上的伟大变革，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空前的大事件。毛泽东说：马克思没有做过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这就是理论。毛泽东还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家，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把深刻改变中国和极大丰富马克思主义完美地统一起来，实现了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
第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人民的关系。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是因为它把科学理论同作为实践和认识主体的中国人民结合起来，变成了亿万人民手中强大的精神武器。
马克思主义作为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工人阶级科学世界观的根本性质，决定了它必然同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马克思指明了这一理论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他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马克思主义掌握了群众才能变成物质力量；人民群众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教育、引导中国人民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同人民群众相结合。毛泽东要求各级党委大力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锲而不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亿万人民手中的武器，因而发挥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巨大威力。
综上所述，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两个结合”产物，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实际情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社会实践、中国人民群众紧密结合、高度统一，因而既具备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等一切优秀品质，又获得了中国人民实践经验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而得到极大丰富和发展，扎根在中国大地，保持着青春活力，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转化成中国人民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它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是中华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使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假如没有“两个结合”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假如存在于党内的“臭的马克思主义”、“死的马克思主义”，例如“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的、在20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统治了我们的党，那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就没有百年来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
三、以更加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总结过去是为了走向未来。总结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是为了认清今后怎样才能继续成功。如果说过去之所以成功，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那么今后要能继续成功，归根到底要靠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我们要埋头苦干、担当作为，以更加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党中央对今后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回答。
（一）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必须有更加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
什么是历史主动精神？笔者认为，就是先进阶级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主动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历史主动精神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体系中的历史主体在实践中对社会实际生活的能动反映。工人阶级的历史主动精神是由其社会阶级地位所决定、由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自觉表达出来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主动推动历史向着共产主义社会大目标前进的精神，它既表现在实践创新中，也表现在理论创新中，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共产党宣言》发表为标志创立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就是人类社会思想史上最伟大的理论创新，是刚刚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工人阶级的历史主动精神在思想理论上的体现。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后，马克思高度赞扬说：“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巴黎公社革命所体现的历史主动精神，就在于工人阶级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写道：“如果你查阅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而“这也正是我们英勇的巴黎党内同志们的尝试”。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巴黎公社的实践首创为依据，把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思想写进《共产党宣言》的1872年序言，作为对《宣言》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修改”。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主动精神在革命实践探索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中的统一。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的理论创新，为社会主义革命做了理论准备；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把理论付诸实践，创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列宁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历史主动精神的典范。毛泽东写道：“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这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下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的“革命精力”，是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的体现。
自从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这种坚持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科学真理、坚守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担当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并且始终为之英勇斗争的伟大建党精神，是何等的历史主动精神！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及其核心发挥历史主动精神，领导党和人民，在实践方面，开辟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制度，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迎来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理论方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一次又一次的飞跃。
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主动精神是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历史担当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深刻理解我们党肩负的庄严历史责任，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才能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二）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必须坚持好运用好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这一思想同他要求“以更加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统一的。这些论述告诉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和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间是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另一方面，“把握历史主动”、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根本又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阐明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才使工人阶级得以在科学理论指导下自觉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实践是其历史主动精神的社会阶级基础、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则是工人阶级的历史主动精神从自发走向自觉的理论基础。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引，就没有自觉的历史主动精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一论断告诉我们，只有坚持好、运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发挥历史主动精神，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就是人民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党同工人阶级的关系、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决定了我们所要坚持的人民立场，也就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工人阶级立场、马克思主义立场。从根本上说，共产党人立场、人民立场、工人阶级立场、马克思主义立场是同一个东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观点，是站在人民立场观察、认识世界的观点，也就是在新时代坚持并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及其在各方面的基本观点。其中，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总开关”，同时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在各方面的基本观点，如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群众观、阶级观、发展观、矛盾观以及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宗教观、道德观、新闻观、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政绩观等等。站在人民立场，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观点指导实践，观点就转化为方法。矛盾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从根本上说就是不断认识矛盾、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他强调，要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要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立场决定观点，立场、观点决定方法，方法体现立场和观点。立场、观点和方法紧密联系，构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作为一个整体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就是党的二十大报告阐明的“六个必须坚持”：“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学习好、运用好这“六个必须坚持”，紧跟历史前进的脚步，迎接新的挑战，研究和解决新的问题，做出新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造，才能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三）以更加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作为一种由马克思主义者自觉进行的创造性活动有其自身的规律。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创新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我们党是如何实现理论创新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创新的思想。以更加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相关论述的精神，通过总结经验，从理论创新的原则、途径、基础、主体、方法等各方面深入探究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规律。
在笔者看来，“两个结合”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必须遵循的基本思想原则。坚持“两个结合”，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要求在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中排除消极互动、实现积极互动，用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用理论创新指导实践创新，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发展规律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基础，是以实践为基础和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基础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既要求“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又要求“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这就同时指出了理论创新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全面回答了理论创新的基础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主体，是工人阶级、人民群众的领袖和包括理论工作者在内的广大群众的统一。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和从实践中获得的真知灼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源泉，但科学理论不能在群众中自发形成。广大理论工作者对理论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个人的学术见解和研究成果与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重大区别。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集中表达于兼具思想理论家和人民群众实践领导者优秀品格的领袖的著述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在一切工作中的根本方法，也是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正确的领导意见只能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关于具体工作的意见是如此，理论层面的思想、观点和指导原则也是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党和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作出了决定性贡献，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探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规律、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项崇高的事业。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在这一事业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
作者简介：田心铭，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