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厉打击那些所谓‘有背景’的‘政治骗子’”。在日前召开的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强调。

地方随后也有了动作。江西省纪委十五届三次全会将打击“政治骗子”作为一项重点工作进行部署，连日来，以印发典型案例通报、观看警示教育片等形式，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认清“政治骗子”的本质和危害。

事实上，“政治骗子”由来已久。1955年，被称为“新中国政治诈骗第一案”的当事人李万铭行骗多年，靠造假混成中央处级干部后被捕入狱。老舍还按照此案创作出话剧《西望长安》。近年来，在落马官员的相关通报中，“结交‘政治骗子’”的措辞更是频繁出现。

数位受访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期高层将打击“政治骗子”提上了新高度，原因有二，一是“政治骗子”已从局部问题变为普遍性问题；二是随着形势变化，反腐工作的重点和策略正经历相应的调整。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专题片《永远吹冲锋号》披露了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傅政华与两位“政治骗子”长期交往的故事。

北京市公安局退休干部石晓春和傅政华相识几十年，很早就看准傅政华是个官迷，生出了利用他的念头。2018年，石晓春向傅政华吹嘘自己有特殊门路，能帮他“搭天线”谋升迁。另一个只有中专学历的“政治骗子”李全更是和傅政华交往20年。他把自己包装成专家学者，告诉傅政华自己是领导同志身边的高级智囊。这些年里，两人打得火热，成为莫逆之交。

据专题片，交往的过程中，石晓春、李全都利用傅政华的职权为自己和关系人办事、站台，谋取了大量利益，但二人带给傅政华的只有一个接一个的谎言。这是典型的“政治骗子”。

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政治骗子”最初是口语化的概念，后来成为专有名词，是指通过虚构或伪造真假参半的政治背景和身份，以政治利益为诱惑，骗取权力主体的信任，以达到谋求特定利益的政治欺诈行为的实施者。

相比“政治骗子”，“政治掮客”是一个更早概念化的名词。2002年，《中国监察》杂志发专文详述，“政治掮客”在政治领域活动，专事为他人办理各种证件、审批手续，帮助调动、安置、分配工作，联系参军、上学，谋求官职、官位。其显著特征是利用公务人员手中的权力来办事，从中捞取钱财或谋取其他利益。

毛昭晖分析，“政治骗子”和“政治掮客”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政治掮客”更多的是受权力主体和资本主体的委托，在权力和权力之间、权力和资本之间进行牵线搭桥的中介人。与之相比，“政治骗子”是政治欺诈行为的实施主体，其自称的身份和掌握的资源基本都是假的，自然也办不成事情。另外，相比“政治骗子”，“政治掮客”获取的利益仅仅是佣金、中间利益；他们也可能搭权力便车，在作中介的过程中获取信息，再去进行利益投资。

在毛昭晖看来，二者也有共同点，即都以仕途发展、化解政治危机为其活动内容的核心。两者之间可以相互转换，“政治骗子”可以“晋升”为“政治掮客”，“政治掮客”也可以利用“政治骗子”的骗术。

多个案例显示，“政治骗子”在形象包装、行骗手段方面具备一些共性，他们一般承诺可以做两类事，一是运作升官，二是逃避组织审查调查。

傅政华和两位“政治骗子”的交往，就是因其承诺可以运作升官。同样因升官心切被骗的还有原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单增德。单增德的情妇去泰山烧香拜佛时“巧遇”一位“大师”，“大师”说只有单增德当上了市长，情妇惦记的一块地才能到手。而要当上市长，需到北京找一个叫“张新政”的人。情妇照办，果然在京找到“张新政”。对方索要运作费，单增德拿出180万，最后官没买成，“大师”和“张新政”也都没了影。

“政治骗子”常用的另一个诱饵是帮助官员“逃避组织审查调查”。为了帮己脱罪，广州原市委书记万庆良将希望寄托在一个叫欧阳荣华的商人身上。他相信对方有“游说中央领导”的能力，甚至在2014年6月落马前夕，还频繁到北京与欧阳荣华商量“对策”，并奉上5000万元礼金求打点关系，结果事未办成，钱打水漂。

甘肃省原省委常委、副省长虞海燕被查前特意找到当地一名自称在中央纪委工作过的人，叫上妻子一起去“培训”，模拟演练如何对抗调查。后来真相大白，这个“政治骗子”其实是兰州市公安局的退休干部。

既然大多情况下是虚张声势，“政治骗子”的诈骗伎俩为何能一再得逞，甚至让一些官员长期被蒙蔽？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政治骗子”多是满足部分官员的心理需求，让他们不断产生心理期待。

在近日召开的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严厉打击那些所谓“有背景”的“政治骗子”。

在毛昭晖看来，这说明“政治骗子”已从前些年相对个别、区域性的现象逐步发展成一个普遍性问题，危及到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和执政能力。

近年来，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的被查处官员的通报中，“政治骗子”的表述多次出现，如辽宁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刘国强盲目听信“政治骗子”；山西省原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厅长刘新云结交“政治骗子”，热衷政治投机；山东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原党委书记、主任窦玉明同样将“政治骗子”奉为“座上宾”。

“从这几年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政治骗子’已成为导致很多中高级官员落马的重要因素，成了腐败的催化剂，到了不得不治的节点。”庄德水说。

除了问题本身的严峻性外，高层对“政治骗子”的关注，还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即反腐重心和策略正在调整。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传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过去反腐工作的重心在官员身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反腐的认识进入新阶段，反腐打开了新局面，现行反腐策略得到调整，“反腐不仅要针对官员，还要对腐败长期存在的土壤进行治理，倒逼相应的制度建设”。

在毛昭晖看来，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治理“政治骗子”，就是政治监督精准化的一个可能的途径。

事实上，对“政治骗子”的打击已进行了数年。2018年10月，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正式实施，被称为“最严”党纪处分条例。该条例虽未明确提到党员干部结交“政治骗子”“政治掮客”方面的规定，但专门设立了一个章节，提到“对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处分”。国内一位反腐研究专家曾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这相当于将党员干部结交‘政治骗子’等行为纳入了违反政治纪律的范畴，也意味着在实践中，纪检监察机关在认定这种行为时有据可依。”

近年来，“政治骗子”仍不时被发现。江西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指出，“政治骗子”之所以在一些地方横行无阻，一方面是拿捏住了部分官员的心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体制机制上存在的一些问题，这给了“政治骗子”利用制度漏洞的机会。

当前在打击“政治骗子”方面仍存在法律漏洞。毛昭晖分析说，从刑法角度讲，“政治骗子”的运作属于诈骗行为，但“政治骗子”不是法律概念，只能通过党内的规范性文件加以约束。他认为，未来相关部门应完善法律，这是治本之策。

他还提出，应该通过对“政治骗子”的打击和治理，倒查现行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庄德水认为，有的干部对组织的干部考察锻炼机制不了解，给了骗子可乘之机。

王传利也认为，“当破除了对权力的过分崇拜，当制度更加健全，社会文明更加进步发展，这个问题才能改善。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