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方向和出路

2001年春，贫道的公司设在什刹海附近一个废弃的小学里，一个周五晚上几个人在公司小食堂里喝啤酒，谈到美国撞击中国飞机事情。大家都觉得政府对美国太“瓤”，贫道说，可能是中国对美国和日本出口依存度太大，怕与美国闹翻了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影响。因为当时记得1998年贸易顺差达到3600亿人民币，而GDP净增长才3880亿。如果贸易顺差没了，当年经济增长就只有200多亿，接近零增长了。同事们说，为什么非要向美国出口呢？贫道说，那是内需不足，也就是国内生产的东西国内卖不完。　　

于是有个同事就开始打破沙锅问到底了，大致有以下问和答：　　

“为什么国内需求不足？” 　　

主要是这些年农民收入增长放慢，而且城市大量工人下岗，形成了个数量很大的低收入群体。人数虽大，但购买力不足以支持国内市场。　　

“为什么农民收入增长放慢？”　　

收入放慢的原因是缺少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增长放慢（当时正是“软着陆”时期）。　　

“为什么经济增长放慢？”　　

因为收入和工业化到现在水平，通常第三产业要迅速发展，但我们第三产业发展太慢，就形不成新增长力量。　　

“为什么第三产业发展慢？”　　

因为第三产业发展需要人口集中居住，也就是城市化。而且城市越大三产水平越高。而我们国家城市化水平太低。　　

“为什么中国城市化水平低？”　　

因为我国所有该改不该改的都改革了，就是户籍制度没改革。虽然现在农民工很多，但没城市户口早晚回家了。　　

“为什么户籍制度没改革？”　　

那你去问江xx去！　　

于是对方悻悻然说到：中国怕美国还能扯到户籍制度上，你也太能扯了吧。贫道就说，你别不服，我下礼拜就给你写篇文章说清楚。结果第二天就到国家统计局的小书店买了本统计年鉴，两天写了2万多字，题目是《江核心为什么怕美国》。拿来给他们看，谁也没心思看进去。后来想想怪可惜的，转发给王小强。他说写的还可以，就是题目要改，再压缩点，于是以《扩大内需的出路和方向》为题目发在了《香港传真》上。　　

过了几天，刊物寄到了，晚上公司一个副总给我说了件稀罕事。说：“我一个哥们在“温办”（当时还是副总理）给他打电话，问公司有没个叫“杨毛”的，我说没有，怎么回事。他说一个你们公司的人写了个关于内需的文章。我才想起来是你。说这是我们老板。他说他是不是对政策研究很感兴趣。我说狗屁，他对喝酒感兴趣，那篇文章是他与人打赌写的。”后来还真的与他哥们一起喝了次酒，谈了点农村问题。　　

说实话，当时虽然成天忙着做生意，到底是以前研究过这些问题，问起来不太生疏。今天翻到这篇文章，发现虽然粗糙，但中国面临的问题好像没什么变化，甚至更突出了些。该文所提出的出发点也还是大差不离。　　

于是把这篇烂文章再发出来，好像并不十分过时。　　

扩大内需的出路和方向　　

——学习江总书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有感　　

新世纪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对中国加入WTO以及当前世界经济萎缩环境下的经济发展问题提出了意见。所有明眼人都看的见，“扩大内需”是中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并可能在利用当前机会迅速缩短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最好选择和唯一出路。江总书记讲话也突出强调了这一点。不仅把扩大内需放在改革开放政策的首要位置，而且强调这是“要长期坚持的一项战略方针”。　　

讲话中，“努力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者的收入”是目标和重点，“继续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保持必要的投资拉动力度，实现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是手段。强调“有选择、有重点地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尽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和竞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群”和“要积极稳步发展小城镇”，并要求“抓住结构调整这条主线”。　　

学习了江总书记的讲话后，就如何通过体制改革、结构调整、加快城市化进城提高我国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从而使我国保持一个较长时期强劲内需谈一些看法。　　

一、 低收入阶层坐大是十年来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　　

中央经济工作会把刺激内需的重点明确放在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方面是完全正确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明显放慢，城市下岗职工阶层形成，使我国形成了一个逐步扩大的低收入阶层。九十年代后期，这个阶层的存量和消费倾向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开始明显释放。导致消费品增长长期疲软，通货紧缩，产业升级困难，企业效益下降。这又进一步导致低收入阶层的扩大，使我国内需不足矛盾越来越突出。　　

1、 1990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城镇低收入阶层形成　　

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我国农民九十年代人均收入增长明显放慢，并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和绝对水平差距越来越大。到2000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与城镇居民的差距甚至大于1978年。（见表一）　　

1978——2000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年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　　

注：增长率按指数换算　　

同时，由于大量国营企业职工下岗，城镇居民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收入差距拉大，并且逐渐形成了一批长期收入增长缓慢的阶层。（见表二）　　

表二：1995——2000年城镇按收入等级分居民人均收入绝对值及增长（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1　　

虽然总体来讲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但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主要来自高收入阶层的增长。相反，中低收入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甚至赶不上农村居民的增长。同期农村居民收入增长7.38%，高于城镇居民的中低收入阶层（按当年价算）。因此，只有城镇中等以上收入阶层的收入在快速增长，农村居民和城镇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增长缓慢，而且与高收入阶层差距在逐年扩大（见表三1、2）。　　

表三1：1995——2000年农村居民与城镇按收入等级分居民人均收入增长比较　　

表三2：1995——2000年农村及低于农村收入增长居民与中高收入居民差距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1　　

注：各收入层人口比例按两年城乡人口及城镇按收入等级分的人口比例测算。平均收入按收入及占人口比重加权平均测算。　　

就是说，占中国人口64%的农村人口和城镇40%的中低和低收入人口，计总数近十亿，约占人口总数78%的居民收入增长较慢，人均收入水平到2000年仅达到2500多元，他们的家庭总收入比占人口22%的高收入人群仅仅多出12.7%。　　

2、 农民收入增长长期停滞最终导致消费疲软　　

有效需求受消费者两个情况制约。第一，有无支付能力；第二，有无购买的需要。我国满足国内需求的加工业长期开工不足，市场疲软，与低收入阶层尤其农民在以上两方面都出现问题有关。　　

首先，我国农民现有收入水平不可能为我国加工业和服务业提供多大的市场。2000年我国农民家庭平均每人现金收入为2398.28元；现金生活费支出支出仅1284.74元。相当于城市困难户人均消费性支出54.65%。仅就生活费支出而言，占人口63.78%的农民现金消费支出总量只相当于城镇人口消费总量的43.77%。其中占人口36.22%的城镇人竟然消费了全国居民69.56%的现金。其中城镇中等偏上以上，占人口仅14.5%的人群竟然比全国农民生活性消费支出的现金还多20.58%。根据目前各阶层收入增长速度，几年后仅城镇高收入人群（占人口8%左右）可能就花费等于全部农民的生活费现金支出。（以上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1）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看起来是个“大”市场，实际是个小市场的原因。　　

仅人平均1285元的现金消费，加上农民食品消费中许多是非工业品（464.26元,占36.14%），盖那些主要用手工业产品原料的房子（231.06元,占18%），因此农民对现代社会生产的消费品和提供的服务需求很低，大约人均不足800元。其中典型现代意义工业产品和服务的支出与城镇差距极大。（见表四）　　

表四：2000年我国农村与城镇居民人均部分生活消费现金支出项目比较（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　　

由于看病、出门和小孩上学是必须花钱的，因此这些方面城乡差距相对小一些，但家用电器、服装和其他服务，花钱就显得奢侈了。全国农民一年对表四商品的消费，恰好与全国城镇最高收入群体（占总人口3.6%）一年在这些方面支出的现金相等。　　

以上数据不仅仅表明我国一个巨大的人群对加工业和服务的需求是多么小，也不仅仅说明城乡分配有问题，还可以说明为什么城镇经济发展困难：大量加工业升级过快，使传统企业过早退出，造成大量城镇职工下岗，引起总需求进一步疲软。　　

3.6%的少数人群需求总量相当于64%的大多数人的需求总量，前者的收入增长长期明显快于后者的增长，必然使企业消费品的设计和投资方向追着收入加速度提高的少数人群走。不用详细分析就可以理解这些年出现的现象：　　

——需求的市场梯度跟进能力很低，所有新产品周期都短的不能实现足够的利润积累，生产线很快面临开工不足；　　

——低积累使企业不得不依靠贷款和融资投入更新的开发，企业负债率逐年上升，费用增大，效益低下；　　

——大家都在一个几千万到一两个亿的最新市场中竞争，加上地方行政驱动，形成的过度投资使很多企业不得不提前退出，造成资源浪费，形成职工下岗；　　

——城镇职工大量下岗加剧市场需求不足，并阻断了本来可以梯进为中高收入的人群通道，形成恶性循环。　　

其次，农民的生活方式也决定了他们对目前加工业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低于同等收入的城镇居民。农村生活肯定对服务行业的需求小于城镇，同时，农民会将很多城镇认为必须的消费品看做奢侈品。2000年上海郊区农民人均纯收入5596.37元，接近同期城镇中等收入人群（5930.82元）。但是他们只相当于相同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衣着支出的39.9%；家用产品和服务支出的59.8%；医疗保健支出的69.3%；其他杂品及服务支出的51.2%。支出水平与相当于他们收入水平65%的城镇低收入人群。　　

一个比重巨大的人群收入长期低下、增长缓慢，是造成国内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认清这一点，对检查中央政府依赖积极财政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接触到疲软的根本问题，和如果投入应该投向什么方向，会有意义。　　

二、 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使内需增长缺少产业依托　　

仅靠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并不一定能提高需求，而且收入的提高不能仅靠转移支付等短期手段，必须依托一个增长最快产业来产生收入和产生需求。因为一定人均GDP水平相伴一定的产业结构变动趋势，收入和支出的增量来源和方向与该收入阶段必然高速增长的产业高度相关。正是因为我国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第三产业增长过慢，三产比重过低，才使我国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来源狭窄，整体消费取向受到限制。　　

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规律看，经济增长先后由农业、加工业、服务业主导。在不同的人均GDP阶段，产业结构大致有个相同的比例（可以计算出一个不同阶段GDP的平均产业结构比例，即后面用的“国际参照系”）。我国产业结构长期的特点是，在同样人均收入阶段中，第二产业比重始终偏大，第一尤其是第三产业比重偏小。改革开放后，我国产业结构偏离国际参照系虽然在缩小，但第二产业依然比例偏大，第一、三产业比例严重偏小。（见表五）　　

表五：中国与国际参照系在不同人均GDP阶段产业结构差异（%）　　

资料来源：王小强等《再造中国续篇》P177　　

注一：中国第二产业含建筑业。　　

注二：偏离值为1—测试值/国际参照系值。表示测试值偏离标准值的水平。　　

中国工业比重始终过高，美国等五个工业发达国家工业部门发展的峰值（二十世纪六七时年代）算术平均值才达到40.1%，中国1980和1998年已经分别达到44.2%和42.2%（扣除建筑业。资料来源《再造中国续篇》）。比重过高并不意味着中国工业发展“过度”，因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化初期就是工业化。中国产业结构过度偏离正常值，说明第一、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发展过慢。　　

国际参照系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东西。　　

首先，它大致表示了一般情况下在一定人均GDP阶段各个产业“可能或通常存在”的发展空间。由于现代化的主要动力来自工业化（即加工业或第二产业），主要是工业化为其他行业提供了发展的动力、装备、机会和空间，一定的工业化水平是农业和服务业的基础，因此，从一般意义上看，一定水平的加工业（指绝对值）应该为第一和第三产业提供了相应比例（大致为国际参照系的比例）的增加值发展空间。如果按200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水平，用国际参照系产业结构比例调整出一个中国的第一和第三产业增加值，那么2000年中国第一产业的增加值就有从14212亿人民币增加到37577亿，多达23365亿的增长空间；而第三产业有从29704亿增加到81747亿，增加52043亿的增长空间。由于中国工业始终保持强劲的增长劲头，如果在九十年代初开始着力调整，到2000年产业结构接近国际参照系，GDP总值实际可能增加到164812亿，比实际结果增加75408亿，增加84%！而第三产业对这一结构调整产生增量的贡献率会达到70%。　　

虽然任何国家的的情况都会有所不同，但是国际参照系所提供的结构是个一般的产业发展空间比例，中国与国际通常的发展轨迹也离得太远了。　　

其次，国际参照系中产业结构不断随人均GDP变动而变动还说明一般一定人均GDP阶段GDP增长主要会来自是什么产业，GDP增量中一般那个产业增长冲动最强劲。　　

农业退出主要增长动力的原因是收入达到一定阶段，人们对食物的需求已基本能够满足，开始追求加工业生产的花样翻新的物品。后工业化阶段中加工业退出主要增长动力，是收入达到一定阶段，工业品也成为必需品，食品和工业品需求比重下降，服务产生的GDP上升。甚至服务业增加的GDP不只是服务项目的多样化和质量的提高，而只是服务价格的提高。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无论企业新产品多么快的花样翻新，几乎到了世界上最新产品上市才几个月中国就满柜台都是，但卖不几个月就又过时了。似乎中国消费者什么都不缺！真是这种情况吗？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如此。中国几千万高收入人群主导着整个加工业产品和投资取向。这群人人均收入约1630美元。如果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人均收入应该是按汇率计算的4.7倍左右（见世界银行报告1997《世界地图集》）。因此，这些人实际收入水平为7700美元，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种水平的收入的人肯定会面临“没什么可买”的问题。这样，一方面是主导消费方向的少数人群早已不增加消费工业品，另一方面多数人群尚无力消费必要的工业品，这时服务业又发展缓慢，国民经济的增长动力就显得不足。　　

第三，第三产业通常是收入的自然转移支付和收入再分配的最主要载体。　　

第三产业是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劳动密集程度大于加工业，有极强的就业吸纳能力。发达国家三产就业超过就业的70%。即使与我国人均GDP相同的国家，三产就业比重业大多也超过40%。因此，低收入人群可能的收入增加是来自三产就业。　　

任何时期和任何社会都有高收入和低收入的人群。而且市场经济中差距不可避免的会很大。高收入阶层肯定要把钱花出去，而且将主要通过购买服务花出去。由于三产的主体就业人员是低收入人群，这种花钱就是一种自然转移支付或收入再分配过程。如果三产发育不充分，这种再分配的渠道就不通畅。这不仅会使高收入者难受，更主要的是低收入人群断了财路。　　

总之，第三产业的比重和发展不足不能轻视，因为它是现阶段经济增长、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的主要载体。　　

三、 城市化进程缓慢和部分三产政策限制了三产的发展　　

世界上为什么偏偏中国第三产业偏离世界共同轨迹这么远呢？从直接原因看，是城市化进程过慢和部分三产政策造成的。　　

中国早就注意到第三产业发展速度过慢，但是始终没有找到影响第三产业发展的原因。应该注意到，在人均GDP的同样阶段，中国城市化水平同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与国际参照系的差距是同构的。是中国城市化程度过低造成了第三产业滞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虽然有大幅提高，但总的来讲增长速度不快，甚至与国际参照系的指标的差距在逐年加大。（见表六）　　

表六：中国在不同GDP阶段城市化比重与国际参照系的比照（%）　　

资料来源：《再造中国续篇》P140、P177。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统计信息网）。　　

滞后度：（参照值—测试值）/参照值　　

中国还不能以“时代不同了”来解释这种滞后，因为到了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往往是城市化进度高于国际参照系。（见表七）　　

表七：几个国家城市化进度与国际参照系比较　　

资料来源：《再造中国续篇》P170、177　　

注：黑色斜体为国际参照系。超前程度= —滞后度。　　

到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各国城市化进度加快，第三产业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城市化程度是第三产业发展的基础和直接原因。　　

在不同产业主导阶段中，人类居住方式对经济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农业为主社会中，农民肯定要和耕地“住”在一起，分散的生产和生活是经济的。到了工业主导阶段，过于分散的居住肯定不利于工业的发展。因为工业不仅有最小经济规模问题，还有产业配套问题。居住相对集中会使工业经济的整体效率提高。因此，人们开始集中住在城市以满足工业需要的规模经济。但是，毕竟工业产品还是能够通过运输实现其价值。而到了后工业化阶段，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体时，人类是否选择集中居住成为新经济能否产生和发展的关键。服务业是个几乎要求“运输”零距离的行业，无论是教育还是商业（指现代商业），无论是金融还是一般的饮食和其他服务，都有明确的服务社区范围，都不能像工业品那样可以靠运输实现。因此，第三产业要求高度发展的城市化，越高的城市化水平产生越高的第三产业需求（要求更多样化、更舒适的服务）。高度城市化和第三产业高速发展是互为因果，几乎是个函数关系，城市越大，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和比重越高。（见表八）　　

表八：1996中国666个建制城市第三产业比重（%）　　

资料来源：1998《中国城市统计年鉴》P131　　

正是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过慢，使我国第三产业无论从增长率、就业比例还是在GDP的比重都严重滞后。　　

同时，有些政策也限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机会。　　

我国第三产业结构也同收入和发展阶段相近的国家有很大区别。总的来看，我国商业、娱乐业、宾馆餐饮业和金融、保险、工商服务行业比重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比重偏低，而为加工业服务的运输、仓储、邮电行业比重很高。总体来说还是一种以加工业服务为主的结构样式。（见表九）　　

表九：四个发展中国家部分三产比重与中国比较　　

注：四国为印度、印尼、泰国、墨西哥等人口及发展程度与中国接近国家。综合比重为加权平均。资料来源为《世界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信息网）　　

从以上数据看出，我国除金融等行业的确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缓慢外，主要是一般性服务行业发展程度低。　　

金融等行业发展慢的原因短期很难解决，同时其吸纳低收入人群能力业有限。　　

我国产业政策对现代商业的发展也不利。到九十年代后期，连锁商业是应该成为商业主要模式。而连锁业的特点是规模急速扩大（目前世界最大的企业是美国的沃尔玛），需要极强的资金支持。但是，中国只有动辄投资上百亿的工业或基础行业“国家重点项目”，没见有商业项目。而且恰好这时证监会停止商业公司上市（97年后一个没有）。造成九十年代后期大型商业一片萧条。　　

中国只有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提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甚至制订许多政策（比如兼并企业转入三产贷款利息“减二免三”）。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后，似乎问题已经解决，三产比重已经合理。工业、出口加工业尽得恩宠，再也没有支持性的三产发展政策。　　

四、 户籍制度改革停滞影响了城市化进程　　

中国城市化进程缓慢原因是多方面的的，但根本原因是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缓慢甚至长期停滞，严重制约了城市化进程。　　

我国自六十年代以来一直实行“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两个不能随意转换的户籍管理制度，虽然户籍制度还包括城市间人口流动问题，但我国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城乡间人口流动限制制度。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同公社化和统购统销伴随生成的。这个制度生成了“吃商品粮”和“非商品粮”两个实际的阶层。前者享受了政府的各种补贴，后者则完全靠自己生产生活。这是两个无法自由跨越的阶层。　　

这种户籍管理制度在产品极度短缺条件下，对经济计划部门调整工业化进程和国民收入分配起了很有效的作用，也是中国能够摆脱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初期不间断政治动荡的基础。政府通过学校招生——分配、招工、招干、转业和知识青年下乡等方式，一方面可以调节城乡人口比例，并与公社化和统购统销一起“剥夺农民”以加快工业化。另一方面可以将农村最有可能成为不安定因素的人转化为吃商品粮的“自己人”。这个户籍政策在中国早期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　　

户籍制度现状严重影响城市化的发展。　　

九十年代以来，由于人均GDP的增长和工业化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需要，中国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几千万农民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里做工、搞建筑、开饭馆、做女佣、当小姐……，实现了非农就业。这本来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本来应该成为城市化自然延续，但是由于中国长期户籍管理制度没有根本改变，这个“涌入”并没有带来城市化的必然结果。这些人在城市中并没有也无法有“家”。有了“暂住征”你是“流动人口”，不给你发暂住征你赶快回家。甚至“现在不需要”你在城市，不管你是否从业也可以撕掉你的暂住征打发你回家。因此，绝大部分进城农民会在青春期过后或有了一定收入后选择回到农村，在那里娶妻嫁人，成家立业，不会成为城市“居民”。这些实际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并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表六中1999年中国第三产业就业滞后程度仅为5.9%，而城市化滞后程度却高达36.9%的差距，清楚表现了大量农民因为无法成为城市居民对城市化的影响。　　

同时，政策制定者对“城市现代”、“什么样的城市化”的认识和实施的政策也不利于进城农民成为城市居民。　　

从全国城市一窝蜂的“学大连”可以看出市长们对“城市现代化”的概念。学大连就是扩宽马路，修广场，设“严管街”，拆掉破房子，清理流动人口。不是说这些做法不是现代化的内容，但我相信所有市长没有想过这对农民进城这个天大的事有没有影响，有多大影响。　　

八十年代曾经有过我国城市化是以中小城市为主还是大城市为主的争论。最近似乎有了定论——放宽户籍制度，发展小城镇。　　

首先，发展小城镇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它既不能完成城市化任务，也不能解决第三产业发展不足问题。而城市化的主要目的是加速三产发展，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　　

从表七和表十的统计可以看到，到1997年前后，中国第三产业比重为32.9%，同期小城市的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仅达到23.7%，小城市的第三产业发育水平仅为全国平均的72%。可以肯定的是，将一个低于平均水平的局部的作为增长重点去提高整体水平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小城镇”的第三产业比重还会小于“小城市”。把所有“小城镇”发展成二三十万人口的“小城市”，依旧低于全国平均三产水平。由于县级经济中工业主要集中在城镇，虽然城镇第三产业比农村发达，但创造产值很大的第二产业也很发达。而农村第三产业虽然不够发达，但农业的产品价值低。所以农村第三产业的比重并不比小城镇低到那里。从表八的数据可以看到，第三产业比重与城市人口数量是高度相关的，几乎是个函数关系。人口越多三产比重越大。从表八数据看，中国五十万左右的中等城市三产比重为27.7%，仍低于全国城市平均水平，只有大城市的33.9%，超过32.9%的平均数。也就是说，中国只有发展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才能有效提高三产比重。由于这个收入阶段国际参照系为49.6%，实际上，只有数百万人口，三产比重达到41.2%的特大城市和44.7%超大城市，才能真正使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大城市化才是我国城市化基本战略。　　

同时，城市越大三产发展机会越大，不足30%的三产比重本来就与小城市规模有关。而农民进城就业将主要出路是第三产业，缺少三产发展机会的小城市用什么吸纳涌入的农民就业呢！　　

最近，放宽小城镇户籍成为城市化主要途径，甚至一些省会城市也开始了所谓“户籍制度改革”。从效果看，小城镇放开户籍受到就业影响，反复很大。许多新增市民实际是“半城半农”户。农忙回乡种地，农闲进城住住。大中城市户籍门槛很高。“五年以上稳定工作”，“有产权的住房”。北京还假模假样的搞什么“连续三年纳税100万以上的企业家”……。石家庄号称全国走在最前列，搞得轰轰烈烈，几个月增加了三万人口，新增人口不足2%。北京折腾了几个月，竟然只有一个人申请。这大概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老百姓最不捧场的改革举措，这样的严肃决定与收到一张申请的结果只适合做周星驰主演的闹剧题材。人们看到的是，一方面大中城市在学大连，另一方面是加速推进小城镇建设。显然，这种政策考虑更多的是从“城里人”角度和表面“现代化”出发的。一方面实现城市化，一方面把农民赶到小城镇，避免城市贫民区问题。这个道路是走不通的，不能解决中国第三产业发展不足和农民收入问题。　　

五、 快速、彻底改革户籍制度和调整三产政策对扩大内需的作用　　

改革户籍制度——农民大量进城——城市化水平提高——第三产业增长——低收入人群收入增加——内需提高……描绘这种蓝图肯定成为许多人的笑柄。简单一个问题——城市还有那么多下岗职工，把农民“搞”进城喝西北风！　　

但这又不是问题。　　

根据中国社科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我国农村进城经商务工的人数在1985年首次突破1000万人，1995年达到4000万人（《调查研究通讯》NO.98-13）。年均增长14.87%。从实际情况看，近年来农民进城务工的速度并没有明显减慢。如果1995年后该指数降低为10%，到2000年应该在6500万左右。这些实际的城市第二、三产业就业者如果能够顺利的，毫无障碍的成为城市居民，每个人一般会平均从农村携带一到两个人口（配偶、孩子、老人）。如果平均每个就业人员携带1.5个人，2000年有户籍的城市人口可以比现在增加约1.6亿人，5000万户（按1996城调数据的3.2人/户测算），使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2亿，城市化程度达到48.86%。基本达到49.1%的国际参照系标准水平。因此不用把农民“搞”进城，而是他们本来就在城里。只要你能改革户籍制度，让这些农民感觉他是城里人，得到城里人的待遇，他就是城里人，并自然扩大城市化进程。不用“再”创造就业机会就能达到国际参照系水平，可以说我国同样有着趋向与世界同等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比重的内在因素，只是某种因素阻碍罢了。　　

新的问题会是，如果只是感觉和很小的利益获取，是不是市民又有什么关系！怎么会影响三产发展和低收入问题？　　

实现了城市就业而不能成为城民对经济影响是巨大的。就业者不能或不打算成为城市居民，首先他不会对城市的建筑业、教育产业、交通和城市公用事业产生有效的需求；其次他不会用增加配偶、子女和迁移父母的方式进一步产生和扩大上述需求；第三他对现代消费品的需求也会小与一个同等收入城市居民的水平（第一部分已通过上海郊区农民支出进行了分析）；第四，当他们回到农村，大部分人会因为有限的农业生产资料而难以达到城市最贫困的居民的收入水平（2000年全国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253元，城镇最低收入户为2678元，即使城镇的“困难户”也有2351元《中国统计年鉴》2001）。第五、他回到农村后将永远失去或减弱追求高收入、高消费、高地位的欲望，而这种欲望在其他国家的城市贫民区里产生了不知多少亿万富翁和拳王、明星。不能成为市民，只能是这样结果。　　

这些非农就业的农民成为市民会产生什么结果呢？　　

1、 户籍改革产生的直接影响　　

农民人均占有资源增加和对农产品消费提高，使农村人均收入提高。　　

20%的农民进城，虽然为了鼓励他们进城而需要短期保留他们的土地。但三到五年中，进城农民一般实现了稳定就业，这时制定相应政策，可以使留在农村的农民人均占有资源增加25%左右。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实际处于过剩，增加人均占有土地资源不仅不会使农产品产量下降，反而可以更好利用农机产品。同时，增加农村人均占有资源对我国加入WTO后对农业的冲击会减轻。我国农产品单产已经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缺少竞争力的主要原因是成本高，而成本高的根本原因是人均占有资源过低。　　

进城农民对农产品的需求结构会发生重大变化。从前自产自食方式改变为购买方式。2000年我国城镇人口的低收入居民（农民进城后会有一段时间平均会停留在这个阶层）人均消费肉蛋禽和水产　44公斤　，直接消费粮食　85公斤　。而同期农村人均直接消费粮食　249公斤　，肉蛋禽和水产　26公斤　。也就是说，每减少一个农村人口同时增加一个城镇人口，就减少　164公斤　的粮食需求同时增加　18公斤　的肉蛋禽和水产需求。同时使　44公斤　肉蛋禽及水产成为商品消费（总价值近300亿）。总计会减少256亿公斤的直接粮食消费，同时增加28.　8亿公斤　肉蛋禽和水产需求。减少直接进肚256亿公斤粮食会增加上百亿公斤粮食制食品的加工业需求，增加近30亿公斤肉蛋禽及水产需求会使肉蛋禽及水产需求增加十几个百分点，这对现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会十分明显。同样，从水果、蔬菜到油脂的消耗，更是城镇大于农村。新增1.6亿城镇居民对农产品的总需求扩大会是十分明显的。　　

人均劳动资源的增加25%，城镇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和结构调整，必然使农村人均收入增加。两者相加应该使农村人均收入提高不低于40%，接近2000年城镇低收入人群。而这种提高并主要依靠投资，而是来自需求方式的调整和资源拥有方式的改变。　　

2、 城市化提高对城市经济的影响　　

l 对工业品需求增加　　

农民进城后除了收入增加外，更主要的是需求方式发生变化，他们对加工业产品的需求范围和数量都会发生重大变化。　　

2000年中国城镇低收入居民和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的部分耐用消费品差别为：自行车：162—120=42辆；洗衣机：84—29=55台；冰箱：69—12=57台；彩电：105—49=56台；空调：18—1=17台；移动电话：9—4=5部；组合音响：15—8=7台；照相机：25—3=22架；油烟机39—3=36台；电风扇：156—123=33台。如果新增5000万户城市人口，进城安家的农民比较现实行为是会将40%的原有旧产品淘汰或留给农村亲友，那么将产生5700万辆自行车、3620万台洗衣机、3210万台冰箱、4270万台彩电、5340万台电风扇、850万台空调、250万部手机（全带进城）、590万台组合音响；1100万架照相机（全带进城）；1900万台抽油烟机的新需求。这只是部分产品的测算，如果将从洗衣粉到书本卫生巾都做个计算，总需求扩张可达到数千亿人民币。　　

l 对城市建筑业的影响　　

城镇新增1.6亿常住户籍人口，就要住房。如果人均要8平米住房，会产生近13亿平米的住房需求。如果按平均低于500元/平米价格（按建经济适用房和“贫民区”标准）满足需求，也会直接产生6500亿的建筑业和建材业的增加值。这个需求是从1987到1997十一年城市住宅商品房售出面积的10.7倍， 是从1991到1997七年住宅销售额的1.3倍，也是1997年全国建筑业增加值的1.3倍（《中国统计年鉴》1998）。由此带动的建材、市政建设需求就更大了。　　

l 对服务业的影响　　

2000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服务性支出约为1775元左右，农村家庭人均服务性消费货币支出约380元左右。如果这批新居民一开始服务性支出只有目前城市平均水平的80%，也会直接产生每年2200多亿的服务需求。新居民带来的行政性管理和市政等需求也会增加。要有更多的警察、保安、官员等。尤其人口增加对现代商业的扩张提供了动力。因此，三产总需求扩张会超过3000亿。　　

l 对现有工业开工率和城镇职工就业影响　　

进城农民直接产生的对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的需求是很大的。这种需求增强会使市场梯度跟进衔接改善，而这些需求通常不会与目前高收入引导的需求相同，反而会集中在传统加工业产品方面，从而使开工率提高，下岗职工回岗就业，企业投资和设备更新环境改善，效益提高。　　

农民进城增加的工业品需求，根据前面估算，是2000年自行车产量的158%、电冰箱产量的251%、洗衣机产量的251%、电风扇产量的54%、彩电的109%、房用空调产量的47%。总计数千亿的工业品需求，又大多是5——8年前城镇流行的商品，会使一些前一阶段退出和面临退出的生产线提高或重新运转。由于体制原因，这些企业一般无法选择新工人，而会招回原有职工上班。因此，农民进城不仅不会使城市原住市民就业产生问题，反而会减少下岗职工数量。　　

虽然农民进城对建筑业和服务业需求所产生的巨大就业机会主要被进城农民占用，但这些新机会肯定首先被城镇原市民中青年市民利用，所以城镇原住居民总的就业会改善。　　

由于农民进城产生的需求往往是低层次的，原有企业的生产增加和建筑、服务业的扩张，主要收益者会是城镇低收入阶层。这些城镇原住居民收入增加，又进一步形成对农产品和工业品、服务和建筑业的需求扩张。而这些需求又接近较低层次，会周而复始的提高产业升级的梯度跟进能力，从而改善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质量。　　

只要能改善城镇原住市民的就业，同时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看得见的“更”贫穷者的参照物，城镇社会矛盾应该增强了舒缓力。　　

4、三产政策调整对低收入阶层影响　　

农民进城必须伴随三产政策的调整。这些调整包括放开对娱乐业的限制，改善并倾斜对三产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允许城市贫民区出现，用财政补贴方式降低城市周遍土地价格和其他转移支付使进城农民能够得到“安置”。　　

三产政策调整会疏通收入再分配渠道，同时使三产发展条件改善，从而使低收入阶层提高收入成为可能。　　

总之，提高内需必须让经济形成自身可良性推动的机制，不能只靠财政投入。必要的财政投入只能作为经济向良性结构运转的润滑剂。我国近二十多年来的经验表明，真正使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改革和社会关系的调整。抓住户籍和三产政策的改革，才是事半功倍，解决根本问题的方法。　　

六、 户籍改革可能带来的问题及分析　　

进行户籍和放宽三产政策实际会带来一些负面问题。实际任何改革都会又负面问题，问题只在于这些问题是否构成“颠覆性”的障碍。必然产生的这些负面影响是否足以否定决策方向，是否是能够克服的，甚至是否是不可避免的——别人都没逃脱这个阶段。　　

1、 对户籍改革认识的突破　　

现存户籍制度是与统购统销和公社化相伴产生的。正像前面叙述，它确实对我国早期推进国有化和保持安定局面起大重要作用。但是，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这个制度已经失去了原来的作用。首先，食品和一般工业品已经供给充分，所有直接“补贴”相继取消。其次，大量乡镇企业的出现和外资进入，使工业化已经不需要“剥夺农民”。第三，中国已经脱离了现代化早期的政治经济环境，现在把农民栓在土地上已经没有安定方面的必要。甚至对后两点，继续剥夺农民和限制农民进城反而对经济和安定不利。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取消目前户籍管理制度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副作用。　　

实际上，对放开口子让农民进城最大阻力在于“城市”长期领导“农村”形成“吃商品粮阶层”的短期利益问题。试图以发展小城镇实现城市化，抬高农民进城门槛，拆光旧房子，都是对农民进城恐惧以及它对国民经济的作用认识不足的表现。目前我国城市的现代化程度确实很高。马路宽，绿化好，高楼大厦，外国人看了惊奇不已。台湾人一到上海北京，觉得比台北还好！说实在的，现在大城市中高收入的居民确实不比人均收入在几万美元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居民在生活质量和环境上差多少。但这正常吗？这是以牺牲整个国家经济增长活力实现的，也是靠剥夺几亿农民的现代化空间获得的。这是短视的不公平的方法。所以，不能用短视的眼光认识农民进城。实际正是农民长期没有顺利进城，才造成下岗职工骂市长。　　

因此，政府必须统一全党全民对户籍制度的认识，认识到这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目前解决我国发展的唯一途径。这次改革要提高到同其他重大改革同样重要的位置。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改革措施出台主要集中在八十年代。这十年几乎没有涉及经济制度的重大改革措施，似乎没什么可改了。所能考虑的，似乎只有政治制度。其实，四十多年一贯制的，与公社化和统购统销伴生的户籍制度正是阻碍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羁绊。　　

要真正推进城市化，不仅要解决认识问题，还要由有相应政策。对城市工作的考核要包括城市化进度。　　

二十年来经验证明，改革才是我国经济发展最主要的火车头。　　

2、 城市贫民、城市贫民区的出现和显性失业的形成　　

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开始许多人肯定处于“困难户”水平，甚至许多就业不稳定的人还会处于乞丐状态。由于无力解决住房，许多人可能会在市郊或角落搭建窝棚，城郊会出现破败肮脏的贫民区。同时，由于农民进城初期就业稳定性很差，自由涌入的农民数量肯定大于非农就业岗位，所以失业由隐性（实际在窄小的土地上他也接近失业）变成显性。可以预计，这种情况一定发生。　　

问题在于，如果所有国家都走过这个阶段，中国能避免吗？纵览世界各国发展史，哪个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初期所伴随的城市化中，没有出现过贫民区阶段？目前所有发展中国家哪个城市没有大片的贫民区？我国长期没有贫民区，只能作为偏离“国际参照系”的差距而不能看作“成绩”。我们的任务是要“发展”贫民区和城市贫民而不是避免贫民区和城市贫民。对城市贫民和贫民区的认识应该是，首先，这是不可避免的，是城市化的一个阶段性特征。其次，发达国家都经历了贫民区阶段并都没有因此“社会崩溃”，多数处理好的国家或地区（香港六七十年代内地人涌入，香港政府措施得力，才顺势成为亚洲举足轻重的超大城市和“四小龙”，并出了李嘉城这样的大房地产商），动荡并不严重，因此不是“颠覆性”障碍。第三，它带来的坏处远没有它带来的收益大。　　

我们不用论述人的“自由迁移权”的神圣性。只从我们最津津乐道的“发展权”进行说明。如果你到中国最贫困的农村呆上一个阶段，会真切感到贫困和愚昧、懒惰是伴生的。甚至搞不清究竟是贫困产生了愚昧懒惰还是愚昧懒惰产生了贫困。处在信息敝塞，贫富差别极小的农村，大家机会和生活方式、水平都一样，均等的贫困滋生贫困，没有改变命运的动力。而处于城市贫民区的城市贫民则正好相反。繁华喧闹的城市就在眼前，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既引诱他们犯罪，但也引诱他们奋斗。就在自己身边爬出的那的无数富翁和明星是他们的榜样。这里可能同样不缺少贫困，但是这里增添了梦想。有了更多人的梦想中国才有希望。差距产生力量。　　

举一个也许不准确的例子，中国足球队为什么倾全国之力才勉强出线？没有贫民区！看看里约热内卢贫民区肮脏街道上赤脚奔跑孩子那渴望胜利的眼睛就知道了。　　

中国失业率常年低于4%，对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处于发展中的国家是不可能的。是户籍制度掩盖了真相。对于这个问题应该同贫民区和城市贫民一样认识。如果终归要解决失业率问题，就必须把它显现出来。城市化扩张的三产高速发展是增加就业的唯一出路。通过城市化扩大就业解决问题还是把农民限制在农村掩盖就业问题，应该是不用犹豫的选择。　　

总之，这都不是颠覆性的障碍。　　

七、抓住改革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机遇　　

911使世界发生了以此历史性的转变。　　

——由欧洲传递给美国，美国传递给日本，日本传递给韩国、台湾和东南亚、中国，再几乎主要由中国接手的“加工业基地”交接棒，会很难递出去。几乎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市场，已经基本建立的市场规则环境，相对成熟的管理水平和劳动力素质都使中国在加工业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
——也许产生世界的经济、文化重心真正偏移要20年后才看的清楚，但世界的均势一旦从他的支点偏移过来，改变它还要等下一个机会，也许还是几十、上百年……　　

——尤其今后几年日本肯定无力摆脱经济困境，世界经济增长的市场动力并不明显，中国存在加快赶上发达国家的历史性机会。这个时期还不可能依靠大量出口取得高增长，扩大内需不仅是必由之路，也是最好捷径。　　

应该抓住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