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哪里像经济学专业的！

（这个帖子前天用“评张维迎《危机中的选择》”题目发了，一些网友跟帖说张维迎已经被批臭了，用不着贫道再说。贫道是这样看的，批判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站在与对方不同立场上说话，一种是站在对方立场上说话。站在不同立场上说，持与对方相同立场的人看了不会觉得有道理。用对方立场说话，指出即使按他们理解的标准，对方在逻辑上和事实上也是错误的，这与对方相同立场的人也没话说。因此，只用左派立场去批主流并不会真的实现“批臭了”。这是贫道再次将本文写得更全面些的原因。同时，借地向网友道歉。贫道与苏拉密的访谈确实做的不好，插话太多。最主要的是贫道一用嘴表达总是结结巴巴，辞不达意。看来以后再做节目时要先准备好才行，而且最好不做主持，做嘉宾比较合适。）

在全世界政府和经济学家众口一词地谴责新自由主义理论泛滥导致这场席卷全球经济危机的时候，中国新自由主义领军人物　张维迎　先生站出来说：“这次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败，倒不如说是政府政策的失败；与其说是企业界人士太贪婪，不如说是主管货币的政府官员决策失误。”　张　先生踌躇满志地表示：“在我看来，这次危机也许是复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机会。”　　

　张维迎　先生在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的这个演讲大致分为对大萧条的评述，对这次危机的评述和对中国应对危机的看法以及建议。本文也按这四个部分进行评论。　　

一、关于西方应对经济危机政策的评价　　

　张　先生也认为这次危机的性质与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是一样的。他告诉大家，对于1929年那次危机“有人预测到了吗？有，有两个人，而且只有两个人，……一个叫米塞斯，另一个叫哈耶克，他们都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领军人物”。　张　先生解释说：“根据他们的理论，20年代美联储实行持续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利率定得非常低，信贷规模膨胀……投资过度扩张……最后证明原来的投资是无利可图的。当政府没有办法如之前那样继续实行扩张性政策时……大萧条由此发生。” 　　

然后他介绍了相反的观点，说“凯恩斯认为，大萧条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居民储蓄太多，而企业对未来太悲观，不愿意投资”。“需求不足，市场失灵，解决的办法就是政府介入市场，增加需求，从而使经济从萧条中走出来。”最终美国政府采用了凯恩斯的政策。　张　先生为此大鸣不平。说“萧条是市场自身调整的必然过程，有助于释放经济中已经存在的问题，政府干预只能使问题更糟。事实上，如果不是胡佛政府的干预，那次危机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　　

显然，　张　先生这段议论有些情绪化。这可以从他说预言1929年危机的学者“有两个人，而且只有两个人”看出来。实际上，就在危机发生前的繁荣时期，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通过计算出一个美国家庭如果想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要有2000元的收入才行，但当年美国家庭60%以上的进款达不到这个数字，得出美国这种繁荣将不可持续。比这更早观察到这一现象的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在他1889年出版的《产业生理学》一书，首次解释了需求不足导致经济萧条的观点。他归结出来的经济危机的形成过程是这样的：对于未来的不确定，人们总会把收入的一部分储蓄起来，而后才投资到新的产能上去。有可能工薪族的储蓄并不多，但富裕的资本家有很多储蓄，这自然就会导致投资过量。　　

当然，忘记谁也不该忘记马克思《资本论》上一段话：“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贫富分化导致穷人需求不足和富人投资过剩的理论，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已经由马克思建立。　　

需求和供给是一对儿矛盾。过剩性经济危机既可以从需求不足判断，也可以从供给过剩判断。危机的征兆既可以通过低收入群体收入下降的水平分析，也可以从利率水平和信贷扩张的速度分析。如果　张　先生说的是奥地利学派中“有两个人，而且只有两个人”预测要发生危机，也许不错。但只盯住本派大佬的“成绩”，就显得情绪化。　　

　张　先生文章中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爱戴和对凯恩斯理论的厌恶溢于言表。对美国政府没有在大萧条时期选择新自由主义理论痛心疾首，甚至把这归结到政府和经济学家自身利益上。　张　先生选择了一种让人无法争辩的批判手段，就是声称“政府干预只能使问题更糟。事实上，如果不是胡佛政府的干预，那次危机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　　

美国政府没有选择奥地利学派观点是否就“使问题更糟”是无法再验证的，不适合用“事实上”这样的词语。“事实”是，在凯恩斯理论被应用以前，政府很少干预经济活动。此前西方政府都采取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在危机处理中，除了1816年英国经济危机中政府提出了旨在减轻失业、启动需求的100-200万英镑公共工程拨款法案，资助建设运河、港口、道路和桥梁的尝试外，西方政府基本不用政府投资和杠杆调节摆脱危机。也就是说，如果要找西方政府用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处理危机的例子并不是没有，反而是很多。根据韩德强对西方经济危机的总结，大萧条以前西方发生的13次经济危机（本文将西方大机器成规模使用前的18世纪那3次减掉了）都可以作为样本。大萧条以前经济危机萧条期达到4年的有4次，达到5年的有1次，有2次甚至达到7年，比1929-1932年危机持续时间还长（参考表一）。这些危机中政府都是按“不干预”方法处理的，照样持续很长时间。因此，　张　先生用未发生的“事实”来批评凯恩斯，而对发生过的“事实”视而不见，不是一种严谨的治学方法。　　

还有一个值得商榷的地方，就是评价一种经济政策对经济影响的优劣总要先设立个标准，对同类事实进行判断。不能只凭自己说。资本主义进入大机器生产后经济不断发生周期性震荡，这种周期可以划分出繁荣期和萧条期（也可以划分更细）。一个好的经济政策应该能使周期震荡的频率放慢，繁荣期期延长，萧条期缩短。下面是根据韩德强关于西方经济危机的列表（由于西方大机器生产是在19世纪初才真正开始，因此扣除掉原文18世纪的前三次）　　

表一 西方经济危机发生时间　　

上表数字显示，1810年到1929年自由市场经济阶段总计发生14次经济危机，每8.5年发生一次。而凯恩斯主义“盛行”期的1929-1980年总计发生3次，每17年发生一次（这里没计算80年代后发生的经济危机，因为西方经济基本运行方式发生了变化。即使算上也达到13年1次）。也就是说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使西方经济危机发生频率降低了一倍。其中凯恩斯理论执行最坚决的时期，两个衰退间隔达到28年。同时，在1810年到1929年的119年中，西方国家处于萧条期时间总计43年，占36.1%。1929-1982年的53年中，处于萧条期时间（含因自由市场经济造成的1929年危机）总计13年，占24.5%。也就是说凯恩斯政策施行期间，萧条期缩短了三分之一。　　

指出这些并没有为凯恩斯主义辩护的意思，也不是认为凯恩斯主义是资本主义解决经济危机的灵丹妙药，只是为了指出　张维迎　先生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辩护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事实上都存在问题。　　

二、导致美国出现金融危机和中国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　　

与评论经济学家对预测“大萧条”的贡献不同的是，　张　先生用很大篇幅罗列了几个奥地利学派学者对2008年经济危机的预测后，最后加了“当然，也有非奥地利学派的学者提出过类似的警告”一句话。由于这次危机就发生在眼前，前几年谁说了什么，行内人都清楚。别说国外学者，就说国内学者，张维迎也没能列举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战友们前几年关于经济走向的只言片语，无非用含糊其辞的“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是一句老话，但今天说起来更让我们刻骨铭心”来搪塞。对于非主流学者关于这次危机的大量警示当然不会提了。由于“评功摆好”不是本文的重点，这里就不再对“当然也有”这样的轻佻表述进行评论了。　　

　张　先生对于美国这次金融危机的分析是，“美联储实行持续的低利率政策和信贷扩张，市场信号扭曲，原本不该借钱的人都开始借钱，原本不该买房子的人都开始买房子，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都开始投资……当利率信号被政府扭曲之后，无论金融资产还是实物资产，定价机制都失灵。比如，股票的市盈率不再是判断股票价格合理与否的合适指标，因为利润本身是扭曲的。利润之所以是扭曲的，因为产品价格扭曲。而这，与放松金融管制无关。”　　

显然，　张　先生完全是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推演”出这些结论的。实际数据并不见得　支持张　先生的说法。尤其是把问题简单归结到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上。　　

首先需要说清楚的是，任何现代国家的央行在任何时期都用利率调节宏观经济，无论是在凯恩斯主义盛行时期还是在“大萧条”之前。出现了通货膨胀，央行自然要调高利率；出现了通货紧缩，央行也必然下调利率。这根本谈不上政府干预或者没干预。总不能说政府调高利率时就算政府没干预经济，调低利率就算政府干预经济？简单说格林斯潘在90年代开始调低利率就算“扭曲市场信号”，很难说是一种学术表述方式。　　

美国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处于平稳甚至略有紧缩的物价水平，因此美联储保持比较低的利率并不奇怪，也没有人能从理论上证明格老有什么不对的。而且，美国在这些时期的利率并不是特别的低。（见表二）　　

表二 美国物价指数以及贷款利率与部分国家比较　　

物价指数以1990年为100　　

表二数据可以看出，美国自80年代中期以来物价指数一直很低。如果从1985年算起，20年年均物价指数只有0.7%。90年到2005年年均为2.7%，处在通货紧缩的边缘。这个时期，西方国家的CPI基本都不高，因此利率都比较低，大部分国家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与美国年平贷款利率接近。但是，多数国家并没有显示出发生金融危机的征兆。本来，　张　先生用利率高低来判断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就显示出他对宏观经济理论的生疏，更不要说实际数字根本不支持他的看法了。说实话，美国自90年代以来大量投放美元，并且通过所谓金融创新增加了巨额的衍生货币，而美国却始终保持通货紧缩，这本来是西方经济理论难以解释的问题，　张维迎　先生竟然没注意到。却把目光盯在本来就很容易解释的低利率政策上了。　　

　张　先生还照本宣科地说美国出现了“原本不该买房子的人都开始买房子，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都开始投资”，描述了一个美国出现投资热的状况，用以证明他对美国“这次危机的根源和1929年那次危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的判断。这又是想当然。其实美国并没有发生上世纪20年代的那种疯狂投资热，而是出现了消费热。美国1985、1990、1995、2000、2005年资本形成占GDP比重分别为20.2%、17.7%、19.4、20.5%和19.2%，没有明显变化。[1]

　张　先生煞有介事地说西方人将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作为引发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值得我们思考”。他思考了什么呢？他说：“国际经济体系当中，一国外汇储备如此快速的上升会给全球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假如五年前危机爆发会像今天这么严重吗？”。　张　先生的思考显得很幼稚。90年代以后，各国持有美元的比例一直在暴增，尤其是东亚、东南亚国家。无非是进入新世纪后，这些美元比较集中在中国手里罢了。假如中国没有采用出口导向、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世界上采用这个这个模式的新兴市场国家照样多得是，完全可以替代中国的作用。不仅如此，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排着队等着挤进这个圈子里呢。没有中国，美国照样能按现在的模式生活，照样能“借”到钱。研究一种经济现象，怎么能把一个具体国家而不是一类国家作为标本呢？　　

对中国面临的问题，他说：“如果我们的金融体制更自由一些，我们在五年前实现汇率自由浮动，……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外贸顺差，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外汇储备……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困难，与其说是美国金融体制太自由造成的，不如说是中国金融体制太不自由而放大的。”　　

首先，　张　先生没注意到这一点，就是美国靠借钱过日子并不是发生在本世纪，而是早在80年代末就很明显了。美国达到今天的状态是一个持续20年的过程，根本需要“假如五年前危机爆发”的假定。没有中国，世界经济关系也会走到现在的状态。同　时张　先生忘记了，中国无非是本世纪才拥有比较多的美元外汇，也就是这两年才超过日本。在90年代，日本、韩国和东南亚拥有的美元外汇一样很多。而且这些国家都先后采用了浮动汇率和“更自由一些”的金融体制。但是，这些国家不仅没有对世界走向虚拟经济和赌博经济产生一点点障碍，没有能够把世界从赌博经济中拯救出来，倒是被赌博经济美美地涮了一把。中国很多学者早就看出新自由主义理论在这件事情上究竟起什么作用[2]，现在再来兜售不是有些晚了吗？　　

同时，　张　先生在这段话里用了这样几个因果关系明确的推导：如果金融自由汇率浮动，人民币就会贬值；如果人民币贬值，中国就不会有巨额顺差和外汇储备。作为著名经济学家，　张　先生显然说的是外行话。　　

从理论上说，贸易差额与汇率以及外汇储备水平与汇率之间都不存在确定的关系。美国在90年代持续巨额贸易逆差并没有引起美元贬值，甚至有时候还在升值。而中国5年前就开始了人民币贬值过程，年均贬值5%以上，但这5年中国贸易顺差始终高速增长。影响汇率的因素很多，不同国家不同情况下影响汇率和贸易差额的主导因素会很不同。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出现持续巨额贸易顺差一是因为国际上大量制造业产能转移到中国，扩大了中国的出口，提高了中国的进口替代水平。二是因为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高技术出口管制，抑制了中国的进口增长。　　

同时，浮动汇率也不一定让中国汇率比实际下降更多。一些研究指出，甚至连人民币5年贬值近20%也不是必然的，贬值更多的因素是——“因为人民币在贬值”[3]。　　

三、再说罗斯福新政问题　　

　张维迎　先生维护新自由主义的决心是坚定的，态度是一致的。对于中国政府目前采取的所谓“救市”政策，　张　先生认为是“饮鸩止渴”。　　

　张　先生这里再一次批判了罗斯福新政。说“现在有人讲是罗斯福1933年的新政挽救了美国经济，其实罗斯福没有多少新政，罗斯福的政策在他的前任胡佛手里都早已开始实施了。现有的大量证据证明，美国政府加大公共工程投资，提高关税，限制工资的调整，都是在罗斯福上任之前进行的，所以导致了失败。”　　

胡佛确实实施了很多与罗斯福新政相似的政策，但是前者没有把美国从泥潭里救出来。这成为新自由主义学者把罗斯福新政说得一无是处的主要理由。但是，胡佛的失败并不见得就是因为扩大政府支出，限制工资下降造成的。胡佛总统“救市”政策中包含签署了提高关税的霍利－斯穆特法案，希望以此保护美国制造商和农民。但是，美国这个时期已经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世界出口大国，产品竞争力比其他工业国强很多。由于美国没有殖民地，对自由贸易体制更加依赖。胡佛这样做，迅速遭遇欧洲国家的报复性关税、配额和反美禁运。到1932年，有25个国家加入这场报复。尤其是英国在1932年制定帝国特惠制，即英国政府和英联邦成员国通过一系列双边协定，相互提高贸易特惠，从而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等传统市场上排斥了诸如美国这样的第三方。结果1932年美国从欧洲进口额比1929年仅下降9.5亿美元，而向欧洲的出口额却下降15.6亿美元。同时导致全球贸易下降40%，反过来恶化美国经济。二是为逃避外部联合抵制的威胁，美国企业外迁，仅霍利－斯穆特法案实施的头两年，美国制造商在外国开设工厂258家，这就弱化了国内就业。　　

同时，胡佛的所谓公共工程更多的是 “胡佛大坝”等施工效率很高的大型工程。投资很大，但创造就业机会和转移为工人工资收入的比重小。另外，胡佛虽然也在限制企业降薪，但他更多的是采取把实业界和劳工领袖召到白宫用说服的方法解决问题。同时，胡佛并没做更多的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的措施。他不愿意给失业者提供联邦救济，认为那样做将导致预算不平衡从而破坏对国家信贷的信心，冲蚀接受救济者的道德品质。　　

把罗斯福实施的政策称为“新政”，并不是人们一直不知道胡佛总统做了些什么。根本不用现在　张　先生出来用“根据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研究……”来进行考证。　　

1933年，罗斯福首先将《斯穆特-霍利法案》修正为《互惠贸易协定法案》，并施行“最惠国待遇原则”，　1934年1月10日　，宣布发行以国家有价证券为担保的30亿美元纸币,促使美元贬值40.94％。通过美元贬值，强化了美国商品的对外竞争力，逐步消除胡佛贸易保护主义对经济的危害。　　

与“胡佛大坝”不同的是，罗斯福的所谓“公共工程”项目，更多是“以工代赈”的载体。国会通过的民间资源保护队计划专门吸收18 -25 岁身强力壮而失业率偏高的青年人，从事植树护林、防治水患、水土保持、道路建筑、开辟森林防火线和设置森林望塔。到美国参战前，先后有 200 多万青年在这个机构中工作过，他们开辟了 740 多万英亩国有林区和大量国有公园。平均每人每期干 9 个月。新政期间政府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很多投资并不见得有看得见的利益（包括大量公园、水土保持项目、12000个运动场等项目）。包括长期目标的公共工程 (先后拨额 40 多亿美元 ) 和民用工程署( 投资近 10 亿美元 ) ，先后吸引了 400 万人工作，为广大非熟练失业工人找到了用武之地。后来又拨款 50 亿美元兴办专门针对青年人项目，总计雇佣人员达 2300 万，占全国劳动力的一半以上。到二战前夕，联邦政府支出的种种工程费用实现间接救济达 180 亿美元。　　

与胡佛总统邀请双方到白宫谈判的“作秀”不同，新政通过了《社会保险法》。从此凡年满 65 岁退休的工资劳动者每月可得 10 至 85 美元的养老金。美国此前也没有最低工资标准，1938 年 6 月 14 日通过《公平劳动标准法》 ( 又称《工资工时法》 ) 。美国个人所得税此前不是累进税制度，罗斯福破天荒地实行了一种按收入和资产的多寡而征收的累进税。　　

1935 年开始，美国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稳步回升；1936年底，美国工业总产量超过危机前的年平均数，农业生产也有较大恢复。到1939年，GNP增至2049亿美元（1929年为1044亿），失业人口减至800万，恢复了国民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信心。　　

“道不同不相为谋”，　张　先生从供给决定增长看，罗斯福新政确实没有促进私人投资增长。但是，过剩性经济危机并不是因为“投资不足”形成的，而是因为“消费不足”形成的。罗斯福新政更多是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的措施，而低收入群体的消费率最高。只要商品有人买了，企业才会活，投资才有信心，才谈得上“供给”。　　

　张　先生认定政府救市会延缓经济复苏。但他难以解释的是，为什么罗斯福实施了比胡佛总统更加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措施，美国经济不仅没有更恶化，而是逐渐恢复了。　张　先生更加难以解释的是，当罗斯福把新政关于消除低收入群体，提高转移支付，消减贫富差距的措施，通过《社会保险法案》、《全国劳工关系法案》、《公用事业法案》、《公平劳动标准法》等制度化后，不仅没有给美国带来长期经济停滞，倒是造成了美国持续半个世纪的繁荣，并且将近30年没发生经济危机，以至于有人以为资本主义已经摆脱了周期性危机的宿命。　　

三、关于对中国目前经济问题的判断　　

本文同意　张维迎　先生反对政府对房市救助的政策。但是对他认为只要“交易自由”房价就会往下掉却不认同。因为房产市场可以是价格越低买的人越多的居住市场，但可以变成越涨越有人买的投资市场。如果真的完全“交易自由”，放开外资投资中国房市，房市不仅一样可以启动，而且房价还会攀升呢。只是现在政府一托市，高不成低不就，才没有交易量。　　

　张　先生对中国政府选择刺激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批评却是不着边际。　　

　张　先生说：“现在，各国政府搞的都是凯恩斯主义的一套：刺激需求。但这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既然我们认为危机是由于美国人的过度消费和中国人过度投资引起的，怎么又可能通过进一步刺激消费和投资解决危机呢？”　　

能看清楚　张　先生这段话的主语是谁吗？如果主语一直是“各国政府”，是“危机是由于美国人的过度消费……引起的，（美国）怎么又可能通过进一步刺激消费和投资解决危机呢？”的意思，他说的就不错。但是他这段话是放在议论中国政府救市政策部分说的。前的主语已经偷偷换成了中国，批评中国政府启动内需和加大投资是“怎么又可能”的。问题是，假如　张　先生真的把“中国“写上去，那么“怎么又可能”却又变成“完全可能”了。这句话就变成：“危机是由美国人的过渡消费和中国人过渡投资引起的”，在美国消费下降后，中国“完全可能”“通过进一步刺激”国内消费以替代美国人消费来“解决危机”。写上中国两字就没法让批评成立，只有空起来主语才能让人糊里糊涂接受批评。　　

谁能料到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米尔利斯还能培养出语言大师呢？　　

　张维迎　先生对中国的储蓄和投资进行了分析。他举出两组数字，“中国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从1996年的30%以上下降到2000年的25%左右……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1996年是20%，到2000年只有15%，2005年是16%”，结论是什么呢？没结论。因为这两组数字前的一段话用“有人说中国人只赚钱不花钱，储蓄率太高。但事实上……”进行了否定，后一段话用“……中国的储蓄率确实是世界上最高的”进行了肯定。　张　先生本来是想说明：中国储蓄率高“主要原因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高，而不是家庭的储蓄率太高”，由于“国有企业赚了钱不需要分红”，造成“一方面是无效的投资，另一方面，居民却没钱花。”最后断言：“这才是中国的现实。”　　

可惜，　张　先生的数字并不正确。中国统计年鉴中没有“中国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统计口径。这个数字只能从“人民生活”栏目中“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情况”和“农村居民家庭基本情况” 中的“可支配收入”（农民为“现金收入”）减去“消费支出”（农村为“现金支出”）的差，除以收入得出城镇和农村居民分别储蓄率。下面是1996年到2006年这两个数字情况。　　

表三 1996-2006年居民储蓄率（%）变化情况　　

注：本表数字均来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人民生活/（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情况）和（农村居民家庭基本情况）表中数字表明部分农民靠现金借贷消费。　　

从上表看，我国储蓄率与　张　先生说的相反，是以惊人速度上升。　　

中国居民储蓄率从1996年到2006年攀升了148%，竟然翻了一番半年均增长9.5%。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从3.85万亿增加到16.16万亿，年均增长15.4%，是同期GDP年均增长9.2%速度的165%。[4]确实是很奇怪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导致中国居民储蓄额不断攀升，储蓄率翻一番半呢？难道短短10年，中国人突然不喜欢花钱了吗？　　

只有注意到下面数据，才会真正了解其中原因。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不同收入群体的储蓄率是不同的，收入水平越低，储蓄率越低。收入水平越高，储蓄率越高。（见表四、五）　　

表四 2003年城镇居民按收入等级分（左低右高）储蓄率　　

表五 2003年农村居民按收入等级分（左低右高）储蓄率（现金支出/现金收入）　　

同年，城镇居民平均储蓄率为23.1%，农村居民为8.7%。[5]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储蓄率会有所提高。但还会有这样的情况，及如果此间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提高速度远快于低收入群体收入提高速度，那么总体储蓄率就会有一个另外的增长因素。由于这些年来高储蓄率的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高于低储蓄率的农民，城镇中高储蓄率群体收入增长高于低收入群体，农村中高储蓄率群体收入增长高于低收入群体，这是中国储蓄率惊人攀升的主要原因。　　

1996年到2003年，农村居民纯收入年均增长4.5%，城镇居民年均增长8.3%，城镇居民比农民收入增速快84%。城镇居民中最低收入群体收入年均增长2.7%，最高收入群体年均增长14.6%，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速比低收入群体快441%。由于2003年统计局才增加按收入等级分农村居民数据，无法印证农村具体情况，但可看到的数据表明，中国储蓄率超常增加与收入差距在1996年后突然增大有非常强的关系。　　

把目光深入到结构上，会发现很多事情与想象的不一样。中国人有钱就存起来不花？看看2006年农村居民现金支出占现金收入比重就知道了。（见表六）　　

2006年按收入五等份分（左低右高）农村居民现金支出/现金收入（消费率）[6]

中国有15000万农民，挣100元，借钱花到134元。消费观念超前的很嘛，这样的消费率恐怕最敢花钱的美国居民也达不到。中国有3亿农民是借钱过日子的。穷帮穷富帮富，中国80%的农民，也就是中国一半人口现金消费率基本是100%。　　

经济学讲的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欲望。想买没钱构不成需求，有钱不买也构不成需求。中国有6亿多，几乎是美国两倍的人群消费率接近100%，还说中国储蓄率高，才真是奇怪的说法。　　

　张　先生说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下降倒是真实的，但是　张　先生提供的数字却让人目瞪口呆。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是国家统计局标准统计口径，可以从中国统计年鉴“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和“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结构”中换算出来。本不应该出错的。下面是1996年至2006年我国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变化情况。　　

1996-2006年最终消费（居民加政府）和居民消费率[7]

　张　先生是搞理论的，可能对宏观运行数字不太熟悉，查阅这类数字有难度。但是，既然是学经济的就该知道消费与储蓄是一对矛盾，储蓄率高消费率必然低。怎么能想象出在同一时期会出现居民储蓄率上升，居民消费率却会下降的数据。　张　先生见到这些数据首先应该想想是不是错了。最重要的是，即使　张维迎　先生对宏观经济概念不熟悉，也不会查阅运行数据，也应该具备生活常识呀！比如看到居民消费只占国民生产总值15%的数字，应该想都不要想就判断是假的。一个国家每生产100元，居民只能消费15元，怎么活呢？2005年GDP是184,739亿元人民币，假如居民消费真的只占16%，那么人均只有2131元，一个月只有178元。2005年这样的消费可以想象吗？又如前面讲1996年中国居民储蓄率达到30%以上，就算是31%，那么换算出来1996年中国家庭人均消费只有每月160元。1996年的物价与2005年差不多，160元一个月怎么过呢？[8]

所以，搞理论的还是研究纯理论好些。比如　张维迎　先生说到“政府储蓄高”的概念，不知道是他的“政府储蓄”自己定义的概念还是宏观经济中的概念。西方经济学广义的储蓄把政府部门也作为储蓄人的一部分。政府部门的资金收付活动是通过财政的收入和支出进行的。“政府储蓄”就是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差额。一般把差额为正数，也就是有财政结余才叫政府储蓄。文革结束后，中国只有在1978年等极少数年份才有过结余，多数都是赤字。到新世纪，每年都是2000多亿的财政赤字，怎么会存在“政府储蓄高”的概念呢？　　

　张　先生为了把居民消费低的责任推到国有企业身上，竟然说中国投资过热问题是国有企业进行了大量“无效投资”，让“居民却没钱花”。连栽赃也不会嘛！　　

目前我国投资过剩的主要是哪些行业呢？显然是制造业、房地产业。2006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单位与私营、外资等的比例为100比111。但是，在制造业为100比371，房地产业为100比434。[9]凡是目前过剩的，卖不出去的，基本都是私营和外资投的。同时国有企业的人均工资和福利水平也是最高的，怎么会是国有企业投资无效，让居民没钱消费了呢？　　

凡是牵涉数据应用，都显示出剑桥经济学博士的短处。看下面一段话：“中国统计年鉴分别计算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按这个统计数据对过去三十年的GDP增长做个回归，我们发现，‘消费贡献率’和‘出口贡献率’与GDP的增长率负相关，只有‘投资贡献率’与GDP增长率正相关。也就是说，消费和出口的‘贡献率’越大，GDP增长越低；投资的‘贡献率’越大，GDP的增长率越高。那么，为了GDP的增长，我们究竟应该是刺激消费、刺激出口还是刺激投资？”　　

算法也许没错，但算出来的数字推演出的结论结论却是南辕北辙。　张　先生把方向用反了。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增长动力是不同的。在繁荣阶段，投资自然旺盛，当然投资与增长强相关，同时也正是投资过多出口过多挤占了国内消费。当外需萎缩，经济萧条时期，为了经济复苏，只能通过提高国内消费才会促进增长。把高涨期的数据来做低谷期选择依据，当然是一盆浆糊。这才有机会让　张　先生提出这种故作玄虚的问题！　　

这个故弄玄虚的问题问完后，　张维迎　先生感叹：“这个问题说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经济学提供不了我们解决问题的答案。我们要知道，推动经济增长的是生产，是供给，而不是需求；是供给创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创造供给……所以，我们应该像奥地利学派主张的那样，通过产权制度和激励制度的改进刺激生产，而不是刺激需求，把储蓄看成罪恶。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让居民增加消费的唯一办法就是收入增长，收入增长了，消费自然就会提高。”　　

本文不打算评论奥地利学派供给创造需求理论，因为供给和需求本来就是互为因果的，就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一样。奇怪的是，　张　先生在这里大肆批评中国政府采用了凯恩斯理论，极力向中国政府兜售奥地利学派的主张，却没有对新自由主义的摇篮地美国采取凯恩斯主义批评一句，也没有规劝奥巴马政府采取同样的政策。　　

四、关于对政府的建议　　

　张维迎　先生是用“尽早尽快释放民间活力”做这一部分标题的。他提出了4条建议，第一条也是呼吁深化改革，“主要应该刺激民营企业的投资”。但是他没有能力证明按只要他讲的“做到打破垄断，全面放开市场准入，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让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进行自由、平等的竞争”，民营企业就会投资。　　

美国大萧条时期，美国经济依然是世界最自由的经济，美国没有国营企业，没有什么政府审批，竞争自由平等。但是民营经济在此期间没有增加投资反而是减少了投资。1925 年到1929 年美国国内私人投资年平均140亿美元，到1932年却下降为10亿美元。1931 年到1938 年国内私人总投资额平均每年为53亿美元，一直到1937 年才达到114亿美元。　张维迎　先生怎么能保障中国资本家就一定会在萧条期大量投资呢？是中国资本家比美国资本家更爱国，还是比政府更愿意为宏观经济负责任？　　

第二条是关于金融开放建议，这一条就不评论了，因为　张　先生在前面就没有能证明金融自由化一定能带来繁荣。　　

第三条建议也是最近中国主流学者都在叨念的问题，就是呼吁取消劳动法，取消最低工资制度。　　

张维迎说：　　

“新的劳动合同法……大大减少了就业机会……经济的伤害不仅仅是成本上的，也有对企业文化的伤害。现在，企业管人越来越难管了，又要变成过去‘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乱的’。”　　

刘吉说：　　

“《劳动合同法》……严重损害了我们中国工业化的经济发展进程……许多企业关门不是因为什么金融风暴来了，而是由于一个《劳动合同法》使他们的直接成本大大提高……《劳动合同法》搞得是终身制，企业签一次合同之后，你就需要一直签下去，如果他工作了10年以后，那就是法定终身制了……它怎么能促进企业的发展呢？”　　

很显然，现在中国主流学者眼里，劳动合同法就是终身制、大锅饭，终身制就一定影响企业正常经营，企业就会因经营困难而破产。主流学者这种说法，一是凭空捏造，完全听信企业主的抱怨；二是不符合事实，只凭主观臆断得出结论。　　

首先，劳动合同法并没有“必然”制造终身制，并不存在让“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乱的”。新劳动合同法只是制止了企业主通过频繁签订短期劳动合同压制工人薪金增长，并没有禁止企业因工人怠工或违反厂规厂纪进行处罚直至解雇的条文。因此，劳动合同法并不可能形成“捣乱的”站上风的结果。同时，一旦企业经营困难，劳动法并没有限制企业裁员的条文。主流学者的所谓调查，无非是听了部分企业主的抱怨。　　

其次，通过与工人签订长期合同来保障工人队伍的稳定，提高工人责任感，形成企业利益与工人利益更加一致，应该是企业实现长期稳定发展所追求的目标，怎么会成为企业发展的障碍了呢？中国广东、浙江很多企业前几年还一直对工人返工率低，跳槽严重，职工队伍稳定率低在发愁，[10]怎么在主流学者笔下，问题又变成“终身制”了呢？日本经济最成功时期“终身制”是企业的基本管理模式，企业对职工在福利等各方面的责任与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企业办社会”不分伯仲，这种模式在70到80年代成为各个工业国效仿对象。而中国最成功的商人群体，晋商集团，几乎全部实行“终身制”，甚至职工还通过拥有“身股”参与了分红。一些老牌企业在账期分红时，出资人银股的总额甚至低于职工身股总额。晋商通过把企业利益与职工利益绑在一起，曾经创造了中国商业史最辉煌的一页。　　

任何企业管理者都清楚让工人有安全感对企业长期发展是有利的。并不是每个企业的“企业文化”都是以“能够任意裁员”为乐趣的。这次经济危机，GE计划全球裁员４．７万人，占员工总数的１９％。[11]但是同样面临危机的日本丰田汽车也削减在美国的生产规模：其中两家工厂已经关闭了三个月，在德州的新工厂的两条流水线，也有一条停运。正准备上马的第八家生产混合动力车型的密西西比州工厂也无限期地推迟开工。然而，美国的各大媒体都注意到，在这一系列关闭、停运的过程中，丰田的全职雇员一个也没有丢掉工作。公司把闲着没事的工人组织起来培训：怎么更安全地操作生产工具、怎样提高产品质量、怎么和来自不同背景的同事和谐地相处，等等。有的职工则在厂房里搞清洁、在当地社会美化环境，甚至帮助扶贫、给受飓风袭击的灾民和无家可归者提供各种救济。他们干这一切，都是拿着丰田的全薪。[12]设在天津的一汽丰田公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会通过集中培训的方式安置员工，目前来讲不会裁员。”[13]

最能说明张维迎等人的建议并不足取的原因是，罗斯福新政恰好是在经济危机最深重时制定了保障工人收入，减轻贫富分化的各项法律，这些政策并没有使美国经济进一步走向衰退，反而是美国经济走向复苏的保证。道理也很简单，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欲望。只有让广大劳动者具备起码的支付能力才会形成持久而稳定的消费能力。　　

　张维迎　先生这篇讲演最引起争议的部分在于他建议将国有上市公司股份分出40%给老百姓，穷人和农民多分，富人和城里人少分。本文到认为这个建议倒不见得不合适。只是张维迎计算的国有上市公司总资产是按市值计算的，效果会有些不理想。目前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股本为18319．41亿股，按　张　先生的方案，每个居民大约分到372股。如果按2007年全部上市公司实际折合每股分红0．037元计算[14]，每个居民能分红13.76元。即使穷人和农民分两份，也不过二十多元的收入。这么微不足道的生钱门路，更多的低收入群体会在需要钱时选择卖出个千把元以解临时之需。　　

五、一点感想　　

读了　张维迎　先生这篇讲演，总的感觉传统西方经济学理论对当前世界经济的解释已经遇见了障碍，尤其是带着偏见的人这个问题更严重。原因是世界经济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突破了无论奥地利学派还是凯恩斯主义所能容纳的范围。　　

起码有两点是传统经济学理论难以概括的。　　

一个是西方经济活动的主体部分不是传统意义的生产和销售，而是金融经济。目前，西方每发生100美元交易，只有一两美元与实体经济有关。而这个充斥西方世界的所谓金融经济本质上是一种赌博活动，它的运行规则与实体经济恰好相反。前者是追涨杀跌，后者是贱买贵卖；前者是赌博，后者是投机；对于前者来说，股价、期货、汇率、利率波动越频繁幅度越大越好，对于后者来说，股价、期货、汇率、利率越稳定越好；前者希望货币无限制地投放，后者希望货币按规则投放。在这样完全对立的两个市场构成的经济体中，如果经济理论不加改动，怎么能叙述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另一个问题是，在90年代以前，经济理论所描述的经济体系基本是以国家核心单位的，各种要素主要在一个国家内组合，外贸是各个独立体系间的边际变量。这是经济学研究投资和消费，需求和供给的基础条件。今天，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出现了生产空洞化，如果扣除军工，美国基本不生产什么东西。世界正走向一个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从事生产，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从事金融和进行消费，各种要素在两者之间充分流动，除了劳动力不向美国流动，高科技不向中国流动。这就构成了一个不完整的市场。对于这样一个市场，很难用传统西方经济理论进行分析。　　

别的不说，过去美国发生经济危机，银行倒闭，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经济萧条。今天发生经济危机，一定是美国银行倒闭，经济萧条，中国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因为要素已经被分在两个部分。　　

这种情况下，即使　张维迎　先生认为自己是“改革先驱”（其实80年代无非是刚分到体改所的一个大学毕业生），有继续执掌改革大旗的历史责任，也要沉下来看看实际情况是什么。这么冒冒失失慌慌张张地说出这么多逻辑不周延，事实有出入的话，无论对国家还是对自己都没有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