癫狂的市场 市场的癫狂　　

　 （昨天的帖子太随手，充实一下）　

癫狂的市场　　

我国改革开放30年了，自80年代中期施行利改税和企业自负盈亏进入市场经济阶段，也有23年了。改革伊始，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一些癫狂事件接连发生。　　

从80年代中期的福建晋江的假药和河南巩县的假电线开始，假冒伪劣产品就层出不穷。记得当时几个人打牌，有人出错牌，其他人会说：“你这是啥梅花6呀，你这是‘晋江’梅花！”当然，嘲弄河南人造假的笑话更是风靡全国。广东的假饼干，山西的假酒，仅仅假奶粉就出现过两次。除了消费品，而且假农药、假化肥、假种子也充斥市场。经济增长来自在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也很快用到造假上。前有苏丹红、瘦肉精，催膘素，今有三聚氰胺。至于给王八喂避孕药、给鳝鱼喂激素、给螃蟹喂保胎丸、给大米漂白、给韭菜、木耳上色、给用福尔马淋给海产品保鲜、给瓜果注射糖精、捞阴沟里的油做食用油……样样都离不开“高科技”。　　

不仅产品有假，而且医生有假，学校也有假。文凭有假，论文也有假。车牌有假，车票也有假。证件有假，发票也有假。记者有假，新娘也有假。警察有假，“专家”也有假。活人有假，尸体也有假[1]……假冒伪劣几乎遍布各个方面，渗透到各个领域。让人防不胜防，不知道能吃什么，不知道能用什么，不知道该相信谁。　　

中国造假之登峰造极，可以申请吉尼斯纪录的。　　

不是其他国家没有造假记录，比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所谓“日本产”在国外市场就是低劣货的代名词。到七八十年代，这个旗号被台湾、韩国打起来了，日本货又成了质量高、品质好的代名词。从八十年代末至今20多年，韩国货、台湾货成了高品质的代名词，而中国制造一直成为世界低质量产品的代表。国际市场是这样，国内市场更典型。日本、韩国、台湾这些制造业大国和地区，国内用的商品并不比出口的差。这些国家都是经历了多则十几年，少则十年左右，就从假冒伪劣产品生产转向优质产品生产。只有中国持续20多年，不仅没有消减迹象，反而愈演愈烈，渗透力越来越强。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没人研究。　　

为什么日本、台湾、韩国变了，中国总不变　　

日本在六七十年代，台湾、韩国在七八十年代制造低劣商品，制造冒牌商品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后期工业化国家在赶超发达国家时，往往从低劣产品和假冒产品开始。　　

首先，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工艺水平都低于发达国家，就是想制造出优质产品也很困难。　　

其次，这个时期国内市场的需求也支持低劣货和冒牌货。十几块一条的金利来领带肯定是假的，卖者和买者心里都门儿清，但交易照样成交。80年代，一个农民去买只能穿一年的便宜皮鞋而不去买一个正牌鞋，是因为他需要“拽”一下。去石家庄食品城批发饮料，同样大小的可口可乐有48元一箱的，也有28元一箱的，小贩一点也不隐晦28元一箱是冒牌的。其实，在很多偏远地方的农村，农民如果喝了正牌可口可乐一定会怀疑是假的，因为他从来没喝过真的。　　

第三个原因，由于工业化初期，工业化带来的高效率使财富迅速增长，一些进入制造业和新行业的人很快发了财，而大批还没有资源和能力进入新产业的人会明显感到这个差距。原来的邻居看着傻傻的，结果跑运输三年盖起个三层楼，其他人能不想抓紧时间想办法？大家都往新产业钻，资源市场又有限，于是歪门邪道就越来越多。也就是新兴产业容纳人群的能力和贫富差距大小也会促成假冒伪劣产品和其他癫狂的市场行为。　　

那么，为什么这些国家和地区经过十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转变了呢？　　

技术进步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尽量大的在新兴产业，包括新型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实现了就业，中产阶级数量大幅度增加，贫富差距缩小，基尼系数呈现下降。这会使国内市场对低劣和假冒产品的需求迅速减小，也使通过造假和其他违法经营的冲动降低。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基尼系数为24.9，韩国为31.6，台湾应该低于韩国，高于日本。这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高潮时期的一个突出特点。同期东南亚和拉美的新兴市场国家虽然经济增长速度也很高，人均国民收入也达到很高水平，但贫富分化依然很严重。1998年前后，这些国家和地区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都超过了5500国际元，这个数值差距并不大：韩国13286元，阿根廷11728元，泰国5524元，马来西亚7699元。巴西6460元[2]。这个时期泰国基尼系数为41.4，马来西亚为48.5，菲律宾为46.2，印度尼西亚为36.5，这个时期巴西基尼系数为60.0，墨西哥为53.7。[3]这一时期，韩国和台湾低于人均2国际元的人口比重为2%左右，而印度尼西亚为66%，泰国为28.2%，墨西哥为42.5%，巴西为17.4%。[4]

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来，由于韩国、日本、台湾在经济高增长时期基尼系数在减小，贫困人口人数基本上没有了。因此，国内支持假冒伪劣产品的市场大大萎缩，通过制造假冒伪劣产品或其它严重违法经济行为来达到中产阶级水平的人也就少了。而与他们在人均收入水平相差不大的其他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市场混乱程度就高于前面的国家。这次三鹿奶粉事件中，查出大量奶农和中间商掺假，很多网友认为是把责任推给了穷人，表示气愤。其实，正是这些人才有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冲动，富人们根本不屑干这个。查查其他惊心动魄的类似事件，都是小业主和农民犯事的多。　　

到2006年，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也达到7740国际元，与1994年的阿根廷（8920）、巴西（5630）、韩国（10540）或者80年代末的台湾很接近了。但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46左右，比同时期的韩国、台湾高出很多，与泰国等国家很接近。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更接近东南亚和拉美的新兴市场国家，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模式是不同的。　　

这就是为什么东亚新兴市场国家走了一条先假冒伪劣，后市场规范的道路，而中国沿着假冒伪劣的道路一直走了下来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中国市场癫狂得让人目瞪口呆　　

中国的市场经济好像很特殊，一些制作假冒伪劣产品的手法，危害程度让人匪夷所思。从阴沟里捞脏油提炼出食用油，在食品里添加危害健康化学原料还可以想象，而杀人卖钱的生意都有人敢做[5]，山西和很多地方的煤窑、砖窑竟然捡起在中国消失了2000多年的奴隶制。中国市场经济的癫狂程度确实让人目瞪口呆。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从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到现在，中国的“专家们”一直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西方长期‘重商’，一直是交换充分的市场经济。中国古代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市场发育不成熟。这个说法也用来解释为什么西方发展出资本主义，而中国持续了两千年的封建经济。市场自身具备解决所有经济、社会弊病的能力。而且，中国人道德约束很严重，几千年都是“封建主义”思想，奴性严重，胆小怕事，脑子里“重农轻商”思想根深蒂固。专家们告诉中国政府和老百姓，解决中国当前经济存在问题的出路在于彻底解放思想，向西方拼命学习，加快市场化速度。　　

古代不是市场经济，解放后又实行了计划经济，也就是中国人根本没有市场经济的历练，，没有商业头脑。因此要彻底解放思想，“凡是没有命令禁止的就大胆干”。这些话听起来逻辑严谨，顺理成章。可假如中国人确实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生手，这样忽悠还有点效果。如果中国人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熟手，恐怕就要出乱子。　　

事实恰好相反，王小强的《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文中曾经论证了一个道理：　　

在整个农业经济时期，全世界只有中国一直是市场经济，其他地区都没有出现过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形态。下面把这个论证简述一下：　　

交换来自分工的发展。恰好是小农经济不可能“自给自足”。农业时期社会分工已经非常细小，而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体劳动力人数少则一两个，多不过七八个。因此，这样的经济体不仅不可能包揽种类繁多的手工业和其他行业，也不可能生产包括盐、药材、铁等生活生产用品，甚至连生活必须的农产品也很难种全，且不说金融、教育服务行业了。小农经济是一种必须依靠市场交换的经济体。　　

那么什么样的经济体才能够“自给自足”呢？是西方整个农业时期的“奴隶主庄园经济”和中世纪的“领主庄园经济”。这些庄园小的十几平方公里，大的上千平方公里，拥有数以百计、千计的农奴。这样的经济体可以包括几乎所有当时需要的手工业，种植大部分必须的农产品，甚至包括当时可能的服务业。基本上是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只有大宗物资和奢侈品才需要与外面进行交换。　　

中国的精英们对于分工和交换的简单逻辑都不能分辨，竟然编造一个“男耕女织”就满足整个农业时期的分工，确实也太富于创造精神了。　　

市场经济是按照市场供求规则，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发育完整的市场经济必须包括以下内容：所有物品，包括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劳动都是允许交换的；度量衡是统一的；交换的媒介——货币体系能够完成这样的交换任务的。　　

农业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中国自秦“除井田，民得卖买”，土地就允许平民参与交换，秦以后的两千多年无论商人、地主、农民都可以买卖土地。土地所有权变更频繁。“千年田八百主”就是生动描绘。同时期待西方，从古罗马到中世纪，土地所有权的变动主要通过“赐封”和“褫夺”。英国1290年在欧洲首先颁布了“买地法”，但买卖只在贵族和教会之间进行。西方“没有无领主的土地”，商人、市民不允许参与土地交易。一个最基本生产资料都不允许自由买卖的经济，怎么称为市场经济？　　

同时，中国古代雇佣劳动很普遍。大量破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在地主的土地上和作坊里以自由人身份打工挣钱。一些贫困农民在农闲期出外做佣工更是经常的事。但西方无论罗马时期还是中世纪，主要劳动者是身份不自由的农奴，他们与主人之间并不是雇佣劳动关系。　　

充分发展的市场交易需要统一的度量衡才能进行。14世纪的法国，“度量衡因省而异，因城不同。……有时在同一城市里，度量衡也各不相同。……每到一处，商人都必须对他的商品按当地量制重新量度。” 法国到大革命时代（1793年），德国到俾斯曼时代（1871年）才统一度量衡。中国早在公元前两百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就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货币的币材差别。是否使用可以大量发行的，小面值的货币，是判断市场交换是否充分的识别仪。中国除了用金、银等贵金属做币材，最常见的币材是铜，宋元时期甚至还发行过纸币。但西方一直到工业革命后，一直只有金、银两种币材。没有小面值货币，日常生活的交换：买个油盐酱醋车轮扫把牛笼嘴就无法进行。中国宋代动辄铸币数十亿枚，流通铜钱不会低于百亿。到1912年，流通铜钱有近300亿枚。这充分保障了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市场交换需要。西方庄园经济自给自足，小额交换很少发生，必要的交换只发生在大宗货物和奢侈品交换上，所以只有金、银就够了。现在看电影描写古代西方人随便在小酒馆里喝个小酒，或者在小铺里买个小东西的场面，基本就是瞎编的。因为买方根本没有可以支付这么小面额的货币。总不能买个烧饼用天平分割一块黄金吧。　　

经济体的分工是市场交换的基础。古代中国以细小的家庭为经济体，无法实现充分分工，需要发育充分的市场体系得以活动。于是中国古代市场允许所有资源交换，度量衡统一，有完善的货币体系。古代西方以人口数量大的庄园为经济体，内部分工充分，对建立完善的市场交换不迫切。其市场发育程度与其经济结构也是配套的。 　　

这样一分析，显然中国人才是市场经济的老手，从骨子里都习惯这一套。几千年的习惯不会因为二十多年的计划经济就忘记了。把中国人忽悠的以为自己根本不懂市场经济，因此必须“补”市场经济这门课时，会产生一种“矫枉必须过正”的疯狂冲动，一种必须“摸着石头过河”的迷茫。再加上一些官员和专家在后面催促，什么“人人为自己加起来就是为大家”，什么彻底解放思想，“只要没明令禁止的就可以干”，什么“不盈利的企业不道德”，于是政治权利、人身自由、贞操、廉耻、尊严、亲情……几乎所有东西在中国都成为商品，都毫不犹豫地进行交换，达到了现在的癫狂高峰。　　

拿奥运会打个比方：一个雅典奥运会山地自行车冠军改练了几天游泳，在要求他重练自行车时，一顿迷魂汤使他认为“自己从来没摸过自行车，想赶上别人可要加倍地练！”——拥有良好的技术底子配合上癫狂的情绪到了北京奥运会赛道上，半路不翻山沟才奇怪！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市场经济特别癫狂的主要原因。　　

能靠加强监管整肃出个好市场吗？　　

很多人认为，现在中国市场上出的问题都是因为法律法规还不健全，政府监管机构办事不力造成的。如果该整治的都有法律，执法部门还工作努力，这个问题一定会解决。　　

加强立法和监管当然会减少类似事件发生。但需要的是成本和配套的其他方面的整治。　　

先说成本。看到很多资料都说中国现在行政管理费用过高，政府部门太大，比美国还高还大。据香港中评社报导：中国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2003年已上升到19.03%，远远高出日本的2.38%丶英国的4.19%丶韩国的5.06%丶法国的6.5%丶加拿大的7.1%丶美国的9.9%[6]。这里就有问题了，如果中国现在管理成本就这么高，要治理市场规范就还得提高。政府受得了吗？　　

如果查一下资料，会发现其实中国政府管理费用并不高于美国。行政管理费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例并不说明问题，可信的应该是行政管理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中国2003年财政收入占GDP不足20%，因此行政管理费占GDP比例为3.6%。而美国联邦、州加地方政府总支出一直是GDP的一半左右。9.9%的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GDP比重就达到4.95%，比中国高38%。而欧洲国家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更大，因此实际管理费用也不会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西方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实际管理还有一块花在诉讼上。美国每年诉讼费用大约在3000万美元以上，而且逐年增加，占GDP比重始终在2-2.5%。而中国人在诉讼上花钱就少得基本可以不计算。也就是说，美国管理市场经济下的社会总成本大约为GDP的7%左右。　　

市场经济从来都是需要管理的，也就是玩市场经济是要花成本的。美国对市场经济的监管算是严格的，但照样出监管不到位的事情。美国很快将点爆的信用违约掉期风暴，政府就根本没有监管到位，甚至没有监管。　　

中国要认为能够通过加大监管力度能解决问题，首先要算算钱够不够。目前中国广大农村每万人行政管理人员非常低，治安混乱，管理不到位情况很严重。再扩大队伍？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要考虑。目前，中国监管机构的腐败问题并没解决，甚至日益严重。这次三鹿事件就是例证，一直被评为质量第一的企业，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才视察离开几个月，就暴露出这么大问题。究竟是疏忽还是有猫腻，很难讲清楚的。　　

腐败问题不解决，再多的管理者，再严格的法律都没有作用。要是解决完腐败问题再解决市场问题，那就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了。　　

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要彻底扭转“市场经济万能”的迷信，进行一次符合实际的“思想解放”运动，变“不争论”政策为开展一次关于市场经济，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大争论，把此前专家们忽悠出来的东西都拿到阳关下晒晒，辨一下是非真伪。只有破处了迷信，完善法律法规，加强监管才有作用。　　

相反，在政府和民众都处在对市场经济的迷信中，在“除了没有命令禁止的都可以干”的口号下，即使毒奶粉没了，毒饼干很快就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