邋遢道人：可怜的芒刺儿，只有把匕首就像玩“魔兽”

昨晚看到芒刺儿一个帖子，读完后有点心酸。芒刺儿在这个帖子里表现的气愤、无奈和悲伤情绪打动了贫道。芒刺儿感慨地说：“不管你吃没吃过三鹿奶粉，我们都是受害者……网友们对三鹿展开讨伐，笔者表示默然……因为三鹿和民主没有关系，所以，三鹿与我无关，尽管我是一个受害者。我不知道我该向谁主张权利，我不知道我该通过什么渠道去主张权利，我不知道……但是，你只能干着急，拉屎攥拳头，用不上劲……所以，默然是最好的选择”。　　

三鹿事件出来后，贫道家的领导把还没喝完的半箱蒙牛扔掉了，到现在还没决定以后早晨喝什么好。芒刺儿的愤怒和无语，贫道也有体会。不过还是写了个帖子。芒刺儿的悲哀，还在于他找不到批判这个丑恶事件的武器，他说：“因为三鹿和民主没有关系”。芒刺儿的疑惑，还在于他看到的是：“产品质量与‘姓公’‘姓私’没多大关系……而绝大部分质量可靠、信誉极高的商品，又都出于非公有制企业，比如进口的机电产品，高科技产品，都是非国营的”。　　

贫道就讲一些道理看看能不能宽一下芒刺儿的心。　　

首先，我们看到的情况是，现在中国所谓民族品牌的产品质量，确实不如外国。中国出假冒伪劣商品的情况，遍地开花，天长日久，让人怵目惊心。从假农药假种子假化肥，到日常生活用品，几乎找不到没有生产过假商品的行业。而且从改革开放刚开始的巩县假电线开始，似乎一点没有停止的迹象，反而愈演愈烈。　　

贫道曾经写了个东西试图议论这个问题。当时贫道认为，任何后起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往往会从假冒伪劣产品开始。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市面上“日本造”就是假冒伪劣产品的代名词，到70年代，这个代名词被台湾、韩国产品代替了。这些国家和地区靠造假冒产品起家，然后就注意产品质量，创造自己品牌，时间也就是20时间左右。连美国在19世纪末也走过这条路。贫道当时认为，中国或者中国的一些地区假冒伪劣产品一定会越来越少。　　

可贫道失算了。我们的假冒伪劣产品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更多了。为什么呢？贫道想，可能是以下原因。　　

首先观察一下日本、韩国和台湾会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在迅速工业化后实现了各个地区，各个阶层相对均衡发展，也就是基尼系数在降低（东亚国家与拉美和部分东南亚国家的重要区别），中产阶级数量激增，大部分人都被卷入工业化和随后高度发展的服务业的就业中。假如造假冒伪劣产品的原因是落后地区不得不使得赖招，那么，这些国家和地区就减少了还处于“后起”阶段的群体。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了，或者很少有通过制造假冒伪劣产品来赶上其他群体收入的群体。贫道觉得，这大概是他们逐步减少了假冒伪劣产品的原因之一。回头看看中国，基尼系数始终在上升，城乡差距，城镇中收入差距都在逐年扩大。因此，中国能够出现的就是，出口产品质量越来越高（发达地区做），内销为主的假冒伪劣产品层出不穷（落后地区和农村做）。　　

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似乎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不太相同。这些国家原来没有过计划经济，因此不存在什么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中国就不一样。中国的精英集团这样告知中国人：“西方国家长期‘重商’，一直是交换充分的市场经济。中国古代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市场发育不成熟。这个说法也用来解释为什么西方发展出资本主义，而中国持续了两千年的封建经济。市场自身具备解决所有经济、社会弊病的能力，解决中国当前经济存在问题的出路在于加快市场化。”中国古代不是市场经济，解放后又实行了计划经济，也就是中国人根本没有市场经济的历练，没有如何搞市场经济的经验，没有商业头脑。因此要彻底解放思想，“凡是没有命令禁止的就大胆干”。假如中国人确实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生手，这样忽悠还有点效果。如果中国人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熟手，恐怕就要出乱子。　　

贫道很早就论证，在整个农业经济时期，全世界只有中国一直是市场经济，其他地区都没有出现过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形态。为了叙述完整，就把这些内容再说一遍。　　

首先，恰好是小农经济不可能“自给自足”？农业时期社会分工已经非常细小，因此，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体，不仅不可能包揽种类繁多的手工业和其他行业，也不可能生产包括盐、药材、铁等生活生产用品，甚至连生活必须的农产品也很难种全，且不说金融、教育服务行业了。小农经济是一种必须依靠市场交换的经济体。　　

那么什么样的经济体才能够“自给自足”呢？是西方整个农业时期的“奴隶主庄园经济”和中世纪的“领主庄园经济”。这些庄园小的十几平方公里，大的上千平方公里，拥有数以百计、千计的农奴。这样的经济体可以包括几乎所有当时需要的手工业，种植大部分必须的农产品，甚至包括当时可能的服务业。基本上是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只有庄园之间大宗物资和奢侈品才需要交换。　　

中国精英们对于分工和交换的简单逻辑都不能分辨后，历史事实就更不会面对了：　　

市场经济是按照市场供求规则，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这样的经济必须包括以下内容：所有物品包括劳动都是允许交换的，并且实际交换很充分；度量衡是统一的；交换的媒介——货币体系，是能够完成这样的交换任务的。　　

农业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中国自秦“除井田，民得卖买”土地就允许平民参与交换，秦以后的两千多年无论商人、地主、农民都可以买卖土地。土地所有权变更频繁。“千年田八百主”就是生动描绘。西方从古罗马到中世纪，土地所有权的变动主要通过“赐封”和“褫夺”。英国1290年在欧洲首先颁布了“买地法”，但买卖只在贵族和教会之间进行。西方“没有无领主的土地”，商人、市民不允许参与土地交易。一个最基本生产资料都不允许自由买卖的经济，怎么称为市场经济？　　

交易需要度量衡统一。14世纪的法国，“度量衡因省而异，因城不同。……有时在同一城市里，度量衡也各不相同。……每到一处，商人都必须对他的商品按当地量制重新量度。” 法国到大革命时代（1793年），德国到俾斯曼时代（1871年）才统一度量衡。中国早在公元前两百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就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货币的币材差别。是否使用可以大量发行的，小面值的货币，是判断市场交换是否充分的识别仪。中国除了用金、银和铜做币材外，甚至宋元时期还发行过纸币。但西方一直到工业革命前后，一直只有金、银两种币材。没有小面值币材，日常生活的交换：买个油盐酱醋车轮扫把牛笼嘴就无法进行。中国宋代动辄铸币数十亿枚，流通铜钱不会低于百亿。到1912年，流通铜钱有近300亿枚。这充分保障了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市场交换需要。西方因为庄园经济自给自足，小额交换很少发生，必要的交换只发生在大宗货物和奢侈品交换上，所以只有金、银就够了。　　

经济体的分工是市场交换的基础。古代中国以细小的家庭为经济体，无法实现充分分工，需要发育充分的市场体系得以活动。于是中国古代市场允许所有资源交换，度量衡统一，有完善的货币体系。古代西方以人口数量大的庄园为经济体，内部分工充分，对建立完善的市场交换不迫切。其市场发育程度与其经济结构也是配套的。 　　

这样一分析，中国人显然是市场经济的老手，从骨子里都习惯这一套。几千年的习惯不会因为二十多年的计划经济就忘记了。拿奥运会打个比方：一个雅典奥运会山地自行车冠军改练了几天游泳，在要求他重练自行车时，一顿迷魂汤使他认为“自己从来没摸过自行车，想赶上别人可要加油！”——技术的底子加上疯狂的情绪上路不翻山沟才奇怪！当中国人认为自己要“补”市场经济这门课时，会产生一种“矫枉必须过正”的疯狂冲动，一种必须“摸着石头过河”的迷茫。也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到现在这10年中，政治权利、人身自由、贞操、廉耻、尊严、亲情……几乎所有东西都成为商品，都毫不犹豫地进行交换。　　

这是中国市场经济搞得特别疯狂的第二个原因。　　

也就是说，如果中国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还有很多人有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强烈冲动，大家还都以为市场经济能够自动熨平所有问题因此更加按照“人人为自己”，“不盈利的企业不道德”原则办事，恐怕以后真的什么也不敢吃了。　　

贫道还想安慰一下芒刺儿的话是：民主当然不能解决三鹿奶粉问题。可你如果出了会挥舞民主这个棒子外，别的什么武器都没有，那你的武器也就太少了，而且太低级了。这就像玩《魔兽》，你就那把小匕首，一路上各种魔法无边的妖怪多了去了，你遇见的尴尬会越来越多。最后连你的工会开会都不会让你参加。　　

芒刺儿“默然是最好的选择”的叹息确实是真实思想的表露。　　

可怜的芒刺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