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的富人：从张宏民20万摆寿宴到王利芬的“我们”

云淡水暖

今日（2008年3月25日）的《重庆晚报》发文报道“网友爆料称新闻联播主播张宏民花费20万庆生日”，如果光是凭“网友爆料”，草民想，报纸的编辑不会轻易发出此文，这其中需要一个核实，“记者昨日打电话到网友文中提到的酒店，餐饮销售部一位工作人员很肯定地告诉记者，张宏民的确在这里办了生日宴。‘每桌3680元，另外要加收15%的服务费。’对张宏民的生日宴，工作人员印象还很深刻：‘我们的规格是八个凉菜八个热菜，他们也是按照这样来订的，不过是自己跟厨师商量决定的菜品，其中也有鱼翅。’”，每桌3680元，加收15%的服务费，就是4232元一桌，按惯例，酒水另算，那么，“网友说，这顿生日宴大概摆了30多桌，而且据他透露，每桌酒席应该在5000元左右。除了吃饭外，还设了抽奖环节，网友表示自己看到作为奖品的两部四轮电动沙滩车，据说一辆就是一万元。网友还私下替张宏民算了一笔账，这顿生日宴花销怎么也得20万人民币。”，大约不虚。

报道说，有的网友觉得“一向低调”的张宏民如此消费有些“难以接受”，有的网友觉得可以理解，毕竟“这笔钱是他自己赚来的”，怎么花别人管不着。草民大体同意后一种说法，钱是张宏民的，张宏民要在生日里排场一下，是张宏民的自由，就像中国已经荣幸地成为“全球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前两位是美日）”、中国一位不知名的富豪买下英国伦敦一座全球最昂贵的住宅一样，富豪们咋吃咋玩儿，与他人无涉。

但草民感兴趣的是，作为一个国家级新闻媒体的普通从业者，一个新闻联播的主播，其收入是怎样的一个状况，能够支持起“敢于”花20万过一个生日的豪爽状态。2005年《新京报》报道说“中央电视台事实上已实现自收自支。但据记者了解，财政部目前仍沿袭原方式每年给央视拨款3600万元。同时，“预算包干”政策也仍然对央视发展产生影响。”，2006年财政部审计公告（第一号）中说“从2006年起，将全面取消广电总局集中中央电视台收入留作自用的做法，并对中央电视台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新体制。”，既然是“自收自支”，既然是“企业化管理”，就意味着，央视具有自主决定员工薪酬的权利。草民相信，新闻联播的主持人张宏民，是可以得到支持这样水平的生日宴会的薪酬的。

也许可以这样说，央视新闻联播主持人的收入，已经达到了甚至超过了一般“金领阶层”的收入水平，说他们是“白领”有点小觑他们了，因为北京写字楼里的小白领们的收入不过数千元一个月，相信数千元一个月的小白领们，绝不会拿、也拿不起20万过一个生日，因为他们一年也挣不到20万，因为他们要用毕生最有能力的20——30年的年华来供一套属于自己的住宅。网上有传言说央视几个主播的月收入高的达到了28万，低的也有20万，虽无所考证，看来并非空穴来风。

不知不觉中，中国最大的，级别最高的，“为最广大人民群众代言”的电视台的新闻播音员，也步入了“高收入”阶层了，草民忽然想起来一个个镜头，一个来北京打工谋生的农民工的孩子，因为农民工学校交不起房租、交不起电费面临关闭，孩子们用蜡烛照明写字，老师们从别人家“偷电”来印试卷，不知道下学期到哪里上学，面对着镜头泣不成声地说“我想上学”，尔后央视“著名主持人”王小丫女士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地在镜头前哽咽着安慰那孩子，为孩子们募捐。对比起播音员们的高收入，孩子们的生存状态，实在是值得这些高收入的播音员们流泪了，他们一个月的收入，也许就能盖起一座民工子弟学校。

今天还看到一个新闻，说北京的“人均收入”已经接近或者达到4万了，就是说月入3千多了，这在全国是一个不低的“平均数”，但草民还记得，今年在实行个人收入所得税抵扣线提高到2000元的时候，国家税务总局有一个数据，说70%的人将不会被扣税，也就是说，70%的人的月收入，在200元以下，这个收入差距是很明显的，收入差距群体的数量差别，更是明显的。从这一点上说，央视的一些员工的收入，已经达到了“富人”的水平。草民这里的“富人”概念，来自于政协委员、2006年中国“首富”张茵女士，张茵首富在今年的政协会议上提出三个提案，其中一个的内容是“降低富人税负，把月薪10万元以上的最高累进税率从45％减至30％”，看来在张茵首富眼里，月收入10万以上就是算“富人”了，那么，有趣的是，一个普通播音员都算“富人”的平台，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呢，星期日的晚上，草民听到了“我们”的声音。

央视今年新推出了一档节目，叫做《我们》，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原《新闻调查》高级记者、编导，原央视2套《对话》栏目制片人兼主持人王利芬制作兼主持。在原先的“对话”中，草民的印象是一个“高端”的话语平台，基本都是财富骄子、社会贤达、高官学者的声音。那么现在的“我们”呢，3月23日的题目是“由‘张茵提案’看新社会阶层”，节目专门为张茵首富准备了一张贵宾席，但张茵首富没有赏光亲临，只是留话要“尽责任”之类。

在这个“我们”中，把“新阶层”定位为高收入者、私营企业主、律师等等，“嘉宾”除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周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的刘姝威教授、一位政协代表（某地工商局长）外，就是一些“新阶层”了，有欧美同学会的高层、有律师、有行业协会高层、有企业主等等。

在发言中，人民大学的周教授坚定地认为“新阶层”不能“赢者通吃”，要讲责任、要讲良心、要讲回报，刘诛威教授认为税收是合理的。而“新阶层”们一再强调张茵首富的“权利”和“真话”，特别值得玩味的是主持人王利芬女士的“引导”，应该说，王利芬女士是个高手，在不动声色中，先念了一段“新阶层”的巨大“贡献”的资料，“预计”非公有制经济2010年的税收贡献将“达到全国的50%”、“也就是说这一部分人群，他们对社会的贡献非常之大”，然后发问“为什么认知度不能与之匹配”，换言之，就是说，为什么张茵首富们的话语，为什么在社会上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

这时候，镜头切换给一个“新阶层”，好像是什么“财富中国论坛执行副秘书长”，这个副秘书长的发言非常精彩，非常典型“它（‘新阶层不被认知’）是面对着一个现象，叫路径依赖，就是当我们不知不觉在享受新阶层为社会贡献的财富和价值的时候，我们还想当然的，会不自觉的，按照路径依赖的这种角度，会认为还是广大工农群众来创造的。在这样的一个落差下，所以才导致了这种效果。”，一个叫做“北京赵晓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更是上升了一个层面“新兴社会阶层，他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他是最有前途的”。

草民对这几位“新阶层”的自我感觉感到钦佩，山西的小矿主们动辄可以拿出数千万来买北京的豪宅，那些靠野蛮滥挖国家、民族资源、靠惨死矿工的鲜血发家的“新阶层”们，不知道代表了何种“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再说。主持人王利芬凭什么把“新阶层”的桂冠让有钱者专美，难道农民工不是“新阶层”？下岗工人不是“新阶层”？失业大学生不是“新阶层”。

当然，感谢王利芬女士的舆论引导，感谢张宏民先生的生日宴会，让大家认识了“我们”们的生存状态和内心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