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恐自主技术产业不死？
——评“买办”二字终于见报
云淡水暖
长期以来，“买办”二字极少出现在公开发行的主流平面媒体和电子媒体上面，因为有点刺眼，恐还因为在某些“主流”看来与“开放”有那么点儿不“和谐”。但事情总是要辩证地看，有些事情太过分了，憋不住了，总有人会说出来，11月2日的《经济参考报》发表了一篇报道“国内企业自主技术创新遇阻跨国公关”，不知道是人民网还是原报纸还加了一个主标题“‘洋腐蚀’催生‘新买办’”，草民孤陋寡闻，这还是头一次在主流媒体上见到说“买办”，虽然加上了引号，但报道中所记载的事情，分明就是地地道道的如假包换的买办行为。
据报道，全国500强企业重庆钢铁集团在国内首家引进垃圾发电世界先进技术后，在消化再创新方面取得关键突破，实现设备基本国产化，并在重庆、福州等地建设、运行起垃圾焚烧发电厂。最具有竞争力的是，此国产垃圾发电设备的核心技术处于领先地位，而报价只有国外同类产品的1/2，技术领先，价格低廉，而且因为属于可持续发展的新兴环保产业，前景巨大，估计未来五年有过千亿的市场规模。
可是，此国产设备在国内就是难以“中标”，因为“发包单位个别干部完全成了外方代言人，在国产设备明明占优的情况下还大力支持设备进口。”，按照所谓“自由市场经济”原则，性能价格比优越的反而不能够取胜，这其中的问题就值得思考了。比如，重钢在竞标南方某市一个垃圾发电项目中，当地负责该项目的一名官员与日本一家公司关系密切，一期项目1000吨/天的处理能力，花了7.5亿元的巨额投资从日本进口设备。重钢只以日方近一半的价格参与二期项目竞争，这位官员在考察到国产技术无可挑剔后，便想方设法横加阻挠重钢中标。这位官员到处帮国外公司进行市场公关，说他已成为外方买办一点都不过分。
岂止是“说”这位官员已成为外方买办那么客气，简直就是一个吃里扒外的买办嘛，3亿的国产设备，而且国产技术“无可挑剔”，却偏要买日本人7.5亿的，南方沿海有买办，西部也不遑相让，西部某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时，重钢投资报价最低，项目运转后预计收取的垃圾费也最低，但发包方为了排除掉重钢，违反国家相关规定找来一些评审专家否决了重钢，但理由十分荒唐：怀疑重钢建成的项目发不了预定的电量，这个项目交给了有跨国公司技术背景的公司，不仅投资大大增加，当地财政每年缴纳的垃圾处置费也要多出700多万元。
简直岂有此理，居然有“专家”也与买办沆瀣一气，打压国产技术和设备，“怀疑”也成了打压理由，为什么对洋人的设备就不“怀疑”？甚至有些地方的招标方明确告诉国产厂商“你们不用白费劲了，我们就是要选外国公司”，简直欺人太甚。而买办行为让国家和民族被迫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要知道，与外商或者跨国公司做生意，是需要付外汇的。这些外汇可能是千万农民工在血汗工厂中劳作10几个小时一条一条牛仔裤以微薄的利润换来的，买办们糟蹋起来却一点都不含糊。
人们的耳朵中这些年来充斥着“市场决定一切”、“看不见的手”、“市场配置资源最有效率”、“市场换技术”的种种喧嚣，但事实上往往反其道而行之照道理，国产厂商的最初技术就是引进的，并且在引进的基础上更加优化和廉价，完全符合“换技术”然后消化提高的轨迹。然后国产厂商按照“市场”规矩参加招投标，中规中矩，然而还是在“市场”中败下阵来，为什么呢，因为“市场”还有一个特质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就是“不择手段”，据报道，外国公司在进军中国市场时，往往聘请了解国内外行情的“洋买办”，以年销售收入的2%至3%作为公关费用，如果从国外引进设备，一些部门的“关键人物”可以借机经常出国旅游或把子女安排在国外读书或就业。这些人员被收买之后，从国外进口大量设备，…有人指出，跨国公司在中国通过商业贿赂的办法垄断市场、垄断技术，催生了一个新的买办阶层，他们为个人利益不惜疯狂地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
这种赤裸裸的“洋贿赂”，可以说是西方自由主义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国会中和国会周边，就充斥着形形色色的代表某产业、某集团的利益掮客、说客，比如军火商集团就特别希望在中国的台湾问题上“强硬”，以便卖大量武器给台独集团，在西方“文明先进”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商业贿赂并非不严重，以致于中国的经济学“主流”们把贪污贿赂看成市场经济“发展”的“润滑剂”。
如果不抱偏见地看，“跨国公司在中国通过商业贿赂的办法垄断市场、垄断技术，催生了一个新的买办阶层，”的说法毫不夸张，而这种“催生”颇有如水银泻地般的无孔不入。技术上最明显的莫过于中国的大飞机项目，今年的珠海航展中，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中国的大飞机预计未来5年内“完成设计”，而按照1980年代制定的“三步走”的“市场换技术”战略，中外合作主研发的国产大飞机应该早已在中国的天空飞翔了，“运十”的设计者之一程不时教授写道“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航空工业把振兴的希望寄托在‘MD-90’（麦道公司）和‘AE-100’（空客公司），这样的和西方合作的项目上。但最后得到的，却是来自长期的商业伙伴——波音和空中客车，赏给的两记重拳。‘三步走’发展战略就此彻底失败。”，而当时中国装配加工的20架MD-90飞机的原材料已经全部采购入库，按当时价格3000多万美元一架计算，库存价值5亿美元。中国民航一口咬定“我们不采购停产的飞机”，近50亿人民币，至今无人问津。这其中，就有已经在美国定居的前民航高级官员的“买办”贡献，也是一口咬定不要国产飞机，哪怕是用国外零部件组装的也不要。
早在1901年，梁启超先生就指出 “人之爱我何如我之自爱，天下岂有牺牲己国之利益，而为他国求利益者乎？”、“夫中国之财富，浮积于地面，阗塞于地中者，天下莫及焉。浚而出之，流而布之，可以操纵万国，雄视五洲矣。而无如商权、工权、政权，既全握于他人之手，此后富源愈开，而吾民之欲谋衣食者，愈不得不仰鼻息于彼族。不见乎今日欧美之社会乎，大公司既日多，遂至资本家与劳力者，划然分为两途，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而中间无复隙地以容中等小康之家。今试问中国资本家之力，能与西人竞乎？既不能为资本家，势不得不为劳力者，畴昔小康之家遍天下，自此以往，恐不能不低首下声、胼手胝足，以求一劳役于各省洋行之司理人矣。”
一个更为令人担忧的是，跨国巨头在物色“买办”的时候，很是了解中国的“国情”，专门恭请所谓“关键人物”参加其分支机构，委以“重任”，给与高薪，动辄数十万、数百万年薪，这些“能量”很大的“关键人物”自然给这些跨国公司带来无尽的利益，只是可怜了在夹缝中挣扎求存的国有、民族企业们，如此以往，难保自主技术产业不死！
“买办”二字赫然见报了，下一步该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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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洋买办复活 国内企业自主创新遇阻跨国公关
作者：刘健 李永文 王金涛
来源：经济参考报 2006-11-2
全国500强企业重庆钢铁集团在国内首家引进垃圾发电世界先进技术后，近来屡屡在消化再创新方面取得突破，实现设备基本国产化，并在重庆、福州等地建设、运行起垃圾焚烧发电厂。这与我国一些电力领域核心技术至今依赖国外形成鲜明对比。
但是，尽管价格只有国际同类产品的一半，但是在市场推广时却多次遇阻。重钢集团董事长董林最近谈到自主创新阻力时仍不禁感慨：“我们攻克了技术难关，却往往受阻于跨国公关！”
作为消减垃圾危害和解决能源短缺的可持续发展技术，垃圾发电在我国应用空间巨大。据有关单位估算，未来五年，各地用于垃圾焚烧发电处理的投资将达到6000亿元左右。面对这个“诱人”市场，重钢集团虽然具有技术领先与成本低廉的双重优势，却不断跌倒在外方设置的公关“隐形门槛”前。
董林说，重钢在竞标一些项目时，发包单位个别干部完全成了外方代言人，在国产设备明明占优的情况下还大力支持设备进口。比如重钢在竞标南方某市一个垃圾发电项目中，当地负责该项目的一名官员与日本一家公司关系密切，一期项目1000吨/天的处理能力，花了7.5亿元的巨额投资从日本进口设备。重钢只以日方近一半的价格参与二期项目竞争，这位官员在考察到国产技术无可挑剔后，便想方设法横加阻挠我们中标。虽然我们难以掌握他被外方收买的直接证据，但从其到处帮国外公司进行市场公关的不正常现象看，说他已成为外方买办一点都不过分。
这类事件屡屡发生。重钢在竞争西部某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时，投资报价最低，项目运转后预计收取的垃圾费也最低，最后发包方为了排除掉重钢，违反国家相关规定找来一些评审专家否决了重钢，但理由十分荒唐：怀疑重钢建成的项目发不了预定的电量，但是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主要功能是处置垃圾，不在于发电量，而且以前重钢在重庆和福州的项目都达到了预计的发电量。最终这个项目交给了有跨国公司技术背景的公司，不仅投资大大增加，当地财政每年缴纳的垃圾处置费也要多出700多万元。
董林苦笑着告诉记者，还有不少地区在招标时直截了当地说，你们不用白费劲了，我们就是要选外国公司。董林说：“我们作为重庆最大、全国500强企业，推动垃圾发电设备技术创新，内有个人利益封锁、外有跨国公司围剿，可想而知其他企业开展自主创新的难度。现在我们通过努力已经不害怕国外技术封锁，只担心国外公司通过商业贿赂买通‘关键人物’，限制国产设备。”
据介绍，外国公司在进军中国市场时，往往聘请了解国内外行情的“洋买办”，以年销售收入的2%至3%作为公关费用，让他们到处活动游说。众所周知，如果从国外引进设备，一些部门的“关键人物”可以借机经常出国旅游或把子女安排在国外读书或就业。这些人员被收买之后，从国外进口大量设备，进一步限制了国产技术和设备本来就有限的市场空间，推动自主创新将难上加难。
行贿正在成为跨国公司打开中国市场的一个“潜规则”。相关资料表明，跨国企业在中国行贿的事件近10年来一直上升，中国近年内调查的大量腐败案件，其中相当数量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重庆社科院研究员胡玻认为，跨国公司在中国通过商业贿赂的办法垄断市场、垄断技术，催
生了一个新的买办阶层，他们为个人利益不惜疯狂地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严重阻碍了国内的自主技术创新。（本报记者:刘健 李永文 王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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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链接：什么叫“买办”？
“买办”一词，在汉语里最初是指明朝为宫廷采购物品的商人。到了清朝，“买办”一词运用范围扩大到一些官僚家族的采购人员。另外，人们也将为洋商采购物品的商人称为“买办”（英语沿用葡萄牙语，称为“Comprador”）。
五口通商初期，各个口岸，特别是新开的口岸，内地来的商人“与各夷语言不通，气味各别”，因而“向不与夷商对手交易”。在外商方面，也难以找到他们认为是可靠的商家。另外，一些旧有的公行人员在中外贸易中仍然保有很大的潜在势力，以致一些主要商品的供销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为这批人所控制。外商在中国语言不通，信息不灵，中国复杂的货币和度量衡制度也使他们头痛。外商不得不依靠一批特殊的中介人物——中国买办，才能顺利地同中国商人做生意。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长江航道开放，外国侵略者为了适应扩张势力的需要，开办了一些学校，培养了一些新买办，其中较著名的如唐廷枢、刘鸿生、梁彦青、毕鸣岐等。而在买办高额收入的诱惑下，中国社会封建营垒里的一些人，包括官僚权贵的子弟等，也跻身买办行列，而外商也乐于聘用他们。
就这样，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在中国各重要商埠逐渐兴起了一支受雇于外国资本，来自多个社会阶层、人数庞大的买办队伍，在19世纪60年代时他们即已“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