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左大培
此次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未受到根本的伤害，国际地位不降反升。世界普遍寄希望于中国率先走出危机，带领世界复苏。某些西方媒体甚至在谈论，世界今后是否会进入“中美两大强国共治”的时代。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讨论下述问题：如何冷静地认识和看待外国媒体对中国的评价，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准确定位中国的国际责任，以及如何有效地减少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摩擦等等。
一、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原因
目前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几乎完全来自中国的经济实力的提高以及这种实力在世界金融危机中的显示。
中国的经济实力及其在世界金融危机中的显示主要表现在中国的总产出（GDP）、对外贸易总额及其顺差和空前庞大的外汇储备上。中国在这几方面的经济规模已经使全世界的人都把中国视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经济大国。
目前通用的比较世界各国总产出的方法，是以当年的名义汇率将不同国家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折算为按同一种货币（如美元）计算的名义GDP再加以比较。按这种折算方法比较，最近的许多年中都是美国的总产出为世界第一，日本世界第二，德国为世界第三。而按照这种折算方法，中国的总产出在十多年前只能排在世界第六甚至第七之后。但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非常之高，中国最近十几年中在这种按名义GDP排序的总产出世界排名中名次不断向上提升，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已经接近了总产出世界第二的名次。
2009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35353亿元人民币，按当年的名义汇率折算约为4.92万亿美元。美国2008年的名义GDP为14.33万亿美元，2009年GDP实际下降2.4%，物价水平则基本上没有变动。按2009年美元兑换日元的平均汇率计算，日本2009年的名义GDP约为5.08万亿美元。
严格按这些数据比较，中国的名义GDP仍然小于美国和日本，处于总产出世界第三的地位，但是比日本的总产出只小了不到4％。由于中国最近10年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不低于8％，而日本最近10年的经济增长率几乎从来都不能高于3％，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相信，中国的名义GDP在最近一两年内就会变为大于日本。这样，中国在最近几年内必将取代日本而成为总产出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率远远高于任何一个经济发达国家，这使中国有可能在最近几十年中发展成为总产出最大的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中国在最近30年中始终保持着高于9％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而美国则在最近十多年中一直没有摆脱年平均增长3％左右的经济增长格局，日本最近20年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则更是显著地低于3％。2009年在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冲击下，美国和日本分布出现了2.4%和5％的负增长，中国却仍能获得高达8.7%的正增长。按照这样的相对增长速度推论，只要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不贬值，中国的名义GDP将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的GDP，那时中国的名义GDP将变为世界最大。
当然，中国不可能永远维持年平均增长9％的高增长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韩国、台湾都曾经出现过十年甚至20年中GDP年平均增长9－10％的高增长时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现在的经济增长率都下降到了年平均5％甚至更低。中国将来也会像它们一样进入一个经济增长率降低的时代。
不过，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在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一以上之后经济增长率才明显降低。由于中国的人口为美国人口的4倍多（美国的人口为3亿多，中国的人口为13亿多），当中国达到人均收入为美国的四分之一时，中国的名义GDP就会超过美国。这样，即使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未来会降低这个因素，中国也完全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超过美国而成为总产出世界第一的经济大国。这种变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前景，是中国目前国际地位提高的最根本原因。
正因为中国有这样明显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英国著名经济史和经济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才预测，中国有可能在2015年恢复其19世纪以前曾经有过的世界头号经济体的地位；到203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可能增加到23％，那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也会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中国目前已经具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出口和外汇储备。这更进一步显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2007年之前的几年中，中国的进出口总额每年都以30％左右的速度增长，而且一直有着巨大的贸易顺差。2009年中国的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为22072.7亿美元，比2008年下降13.9%，略高于2007年的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在2009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中，进口为10056亿美元，出口12016.7亿美元，出口总额已经超过德国而跃居世界第一。
德国的出口总值在2003年超越美国，以后连续5年蝉联全球最大出口国头衔。但是在世界金融危机的打击下，2009年德国进口下降17.2%，出口总值1.1213万亿美元，下降18.4%。由于2009年德国按美元计算的出口总额已经低于中国，失去了“出口冠军”头衔，中国就成了按美元金额计算的世界第一出口大国。
在对外贸易上更为重要的是，自1994年以来中国一直有着十分明显的对外贸易顺差，最近几年这种外贸顺差已经上升到了惊人的规模。中国的外贸顺差2007年就达到了2622亿美元，2008年更达到了创记录的2954亿美元，2009年虽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比2008年下降了约1千亿美元，但是仍然达到1900多亿美元。在世界第一的出口下有这样高的对外贸易顺差，被世人普遍视为对外贸易上超强的标志。
首先是由于有这样高的对外贸易顺差，中国迅速地积累起了巨额的外汇储备。中国的外汇储备自2003年起就以每年增加2千亿美元以上的速度递增，2006年2月达到8536亿美元时就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而到2009年12月，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增加到23991.52亿美元，达到史无前例的巨额数字。
从学术上说，外汇储备是“官方持有的外国资产”，它可以变为中国政府借给任何外国人的资金。这笔巨额的外汇储备在目前的西方金融危机中显得特别珍贵。这是因为，引发这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就是美国的消费者借入了过多的债务而不能偿还，美国的整个国家都由于其公民的过度借债而在很多年中必须吸引巨额的外国资金流入；美国人不偿还“次级抵押贷款”而引发了这次的国际金融危机，危机中大批美国公司陷入资不抵债的困境，又急需获得资金舒解危局。在这样的国际金融格局下，持有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资金的中国就显得似乎在经济上格外强大。
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还由于中国在危机发生后的全球性经济衰退中总产出所受的损失最小。金融危机使欧洲、北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总产出（GDP）绝对下降，而中国的总产出在2009年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却仍然获得了年增长8％以上的成就。
当然，中国与美日等国2009年在经济增长率上的相反表现，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中国最近这些年中生产潜力的增长率一直相对很高。最近30年，中国生产潜力的增长率一直在每年9％以上；美国每年生产潜力的增长率不过3％，而日本最近十几年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一直没有超过2％。不过，即使考虑到生产潜力增长率上的这种巨大差别，中国2009年的经济增长成就仍然是出奇地好：美国2009年经济负增长2.4%，比3％的正常年增长率低了5个多百分点；日本2009年经济负增长5％，比正常的年增长率低了至少6个百分点；中国2009年经济增长8.7%，比正常的年增长率只低了1个百分点。
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经济增长率下降相对较少，这是多方面的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1.中国政府在2008年9月金融危机大爆发之后，提出了保证2009年经济增长率不低于8％的经济政策目标，采取了扩张总需求的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如果没有这一系列扩张总需求的强有力的政策，中国2009年的经济增长率肯定会明显地低于8％。事实证明，在中国目前的这种经济体制下，政府仍然有足够的能力将总需求扩大到整个经济的潜在生产能力之上。
但是，中国也为2009年大力扩张总需求的政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国政府扩大总需求的最主要方式是急剧地增加银行的信贷，使中国的银行系统的贷款余额存量总额一年中增加了30％。这样急剧膨胀的信贷虽然以充沛的资金保证了维持经济增长率于8％以上的总需求，但是它也为房地产等方面的金融泡沫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使得本来就没有破灭的房地产泡沫重新膨胀起来，城市住宅售价的暴涨和过多的房地产投资进一步发展，对中国经济今后的健康发展形成了重大的隐患。
2.中国基本上还没有实行美国最近20年发展起来的那种以金融衍生产品为核心的金融体制，政府实际上对居民的银行存款作了全额担保，这是中国没有出现美国那样的严重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
美国的“次贷危机”之所以能够发展成2008年9月那样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又之所以能使美国的总需求下降那样明显以致造成严重的经济衰退，主要是因为美国的金融体系正在演变为以金融衍生产品的投机买卖为核心。美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通过各种各样的金融衍生产品，如MBS（住房按揭抵押债券）、CDO（抵押债务债券）、CDS（信用违约掉期合约）等等的买卖，将银行和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转移给整个金融市场上的各种投资组合承担，从而将债务人不履行偿还约定所造成的损失扩散给整个经济中的所有金融机构。
在这样的金融体系下，“次贷危机”中债务人不履行偿还约定造成了这些金融衍生产品的价值损失，这些金融衍生产品散布于整个社会而由各种金融机构持有，它们的价值损失又使大批金融机构特别是许多大投资银行亏蚀和破产。而这些金融机构的倒闭、特别是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公司的倒闭，又进一步造成了整个经济中的恐慌情绪。由于这种普遍的恐慌情绪，资金的持有者们不肯购买任何金融资产，包括由于害怕银行倒闭造成自己的存款损失而不肯向银行存款、反而向银行挤兑，使得整个经济中的资金融通陷于瘫痪，从而造成了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急剧下降，引发了美国经济的急剧衰退。
至今为止中国的金融系统尚未大规模引进和买卖美国的那些金融衍生产品，这就有效地防止了部分金融机构的贷款坏帐损失扩散到整个金融系统、造成整个金融系统中害怕机构倒闭的恐慌。这是中国至今为止没有发生美国式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再加上中国在2007年出现的金融泡沫在最近两年中并没有完全破灭，特别是2007年已经相当严重的房地产泡沫2009年还在急剧增大，这就更使中国经济能够在美国经济严重衰退的2009年避免大的下滑。不过，为此而造成的中国2009年的房地产泡沫，为中国经济今后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中国迟早必须为这个隐患付出代价。
3.此次金融危机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是由美国主导的。中国卷入这个国际金融体系不深，经济专业化水平低造成的产业转移灵活性大，使中国得以避免日本式的严重经济衰退。
此次金融危机使日本的GDP在2009年下降5％，这个增长率低于日本正常增长率的程度远远大于中国。日本经济下降的程度甚至远远高于危机的策源地美国。而在这次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日本的金融系统并未出现严重的问题。日本受此次金融危机的打击之所以如此深重，主要是由于美国的经济衰退导致了日本出口的急剧下降，一个次要的原因则是美国的金融危机使日本人持有的金融财产受到严重损失，由此而减少了日本的国内支出特别是国内的消费支出。
此次金融危机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是由美国主导的。日本近年来已经深深融入了这个国际金融体系，许多日本的机构和个人都大量持有了美国的金融资产，包括那些以违约的贷款和各种金融衍生产品支持的金融资产。这次的金融危机使日本人持有的这些美国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暴跌，这使持有这些资产的日本人的帐面财富受到巨大损失。这必定会使日本人的各种支出特别是国内的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下降，由此而减少了日本的国内支出特别是国内的消费支出。
与日本相比，中国国内居民持有的美国金融资产数额微乎其微。这标志着中国卷入危机前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的程度还不深。由于这个原因，这次金融危机导致的美国金融资产市场价值暴跌对中国居民的财富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因此也几乎不会影响中国国内的消费和投资支出。
国际金融危机通过减少出口而对中国和日本所发生的直接影响几乎是一样的。2009年1－6月，日本的出口比上年同期下降了37.3%，2009年9月日本出口仍比上一年同期下降30.7%。而2009年中国的出口比上一年只下降了不到16％。表面上看，日本出口下降的比率高，中国出口下降的比率低，似乎日本出口下降对经济的影响应当比中国大。可是实际上，由于危机发生前中国每年出口增长都达到30％以上，而日本每年出口增长的比例只是高于10％，将危机前出口的比例与2009年出口下降的比例相比，中国出口下降的相对速度与日本几乎一样。
更重要的是，2009年日本GDP下降的数额几乎完全是由其出口下降的数额决定的。而中国2009年的名义GDP却仍然显著大于上一年，而且中国2009年的名义GDP小于其潜在名义GDP的数额，不仅明显小于中国2009年出口下降的数额（2千多亿美元），甚至明显小于中国2009年对外贸易顺差下降的数额（1千多亿美元）。这里所说的中国2009年的“潜在名义GDP”，是我们自己估算的一个数额。我们估算中国2009年的总产出几乎恰好等于其“潜在产量”，因而“2009年中国潜在名义GDP”与中国当年真正达到的名义GDP数额只相差一两千亿元人民币。这样一种估算和比较说明，出口下降对日本经济的打击比对中国经济的打击要大得多。
出口下降对日本经济打击比较严重，原因之一可能在于日本政府没有采取足够有力的政策措施扩大内需来弥补出口下降所减少的总需求。但是，另一个可能的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日本经济比较发达，日本企业与劳工的生产专业化水平都远远高于中国。高专业化的生产通常在产业转移上的灵活性很低，即使国内有了足够的总需求，原来专门生产某种出口产品的企业短期内也很难转向为国内市场生产另一种产品。
中国正因为其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国内产业结构的可塑性很强，许多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和劳工几乎没有什么显著的专业性，可以很容易地转向为国内市场生产另一种产品，有很高的产业转移灵活性，因而能够很快地适应国内总需求的扩大而转移生产的方向。
二、仅有巨大的经济总量不能保证真正的国际地位
不过，在讨论中国的国际地位时我们一定不能忘记，名义GDP、对外贸易和出口、外汇储备这几项指标所显示的巨大经济总量，并不能保证中国具有真正有意义的国际地位。
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主要地并不取决于它在经济总量国际名次中的排行，而取决于它在国际上受人尊重的程度和贯彻自己主张、维护自己利益的能力。
仅仅从中国的国际地位的角度看，即使中国达到了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水平，中国也不一定会有很高的国际地位。只要中国在名义GDP上略微大于美国，中国的名义GDP就会世界第一，拥有世界第一的经济总量。但是，由于中国的人口为美国的4倍多，中国在名义GDP上略微大于美国时，中国的人均GDP也只能有美国的四分之一。人均GDP是美国的四分之一，人均收入不可能明显高于美国的四分之一。在那种情况下，中国相对于美国仍将是一个穷国，而一个穷国即使在经济方面也不可能有很高的国际地位。
经济理论和历史事实都说明，在当代世界，一国的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几乎与一国生产上的平均技术水平成正比。中国的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之所以低，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生产行业的人均技术水平低。中国要拥有世界最高的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就必须具有世界最高的人均科学技术水平。大力发展中国的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加快产业升级，将中国经济尽快转向技术密集的生产方式，使中国拥有尽可能高的人均技术水平，这也是中国获得经济上的高级国际地位的根本道路。
更重要的是，在近现代的“国际社会”中，一个仅仅在经济上具有巨大生产能力的国家，如果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和支撑这一实力的强大军事工业，其生产能力再大，也不会有值得一提的国际地位。中国最近2百年的历史恰恰就是对这一点的最好证明。
英国著名经济史和经济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根据他对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估算指出，中国在1890年之前的近两千年时间里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直到19世纪90年代，中国GDP世界第一的这个位置才被美国所取代。根据麦迪森的估算，从1700年到1820年，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占世界GDP的比例也从22.3%增长到32.9%。与此同时，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也从22.9%增加到36.6%。
根据麦迪森的估算，在1820年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一直在下降，并成为世界6大经济体中唯一出现人均GDP下降的地区；1895年，美国在GDP上超过了中国。但是尽管如此，直到1913年，在遭受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庚子赔款和日俄在中国东北进行战争的这一系列破坏之后，中国的GDP仍居世界第二位。1950年，在经历了几乎几十年没有间断的战乱破坏之后，中国的GDP仍然仅次于美国、苏联、英国、德国而居世界第五位。这也就是说，在1911年之后的中华民国时期，从GDP这样的经济总量看，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大国；而在那之前的清朝末年，中国更是毫无疑问的经济大国。中国在国际上的相对经济地位之所以在19世纪中急剧下降，主要是因为中国当时没能及早像英国那样进行产业革命，转向大量使用机器的现代化生产。
但是在1840的鸦片战争之后，这样的经济大国地位并没有带给中国崇高的国际地位。从1840年开始，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中国在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东亚各国的战争中连续失败，不断割地赔款，领土日益缩小，一百年中丧失了约12％的国土，国际地位日趋沦落。到19世纪末中国失去GDP世界第一的位置之后，尽管中国的GDP仍然居世界第二位，但是晚清的中国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强国，而是失去了一个真正主权国家所应当具有的国际地位，成了一个屡遭侵略、屡屡割地赔款的弱国，一个主权不完整的半殖民地国家。
民国时期，尽管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大国，甚至还一度具有世界第二的GDP，当时的列强包括日本在内，却不仅不把中国看作一个大国，反而把中国视为一个任列强宰割的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1919年举行的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不仅根本无视中国作为战胜国的合理要求，反而主张把德国在中国山东夺取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日本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欺凌压迫，使当时中国的外交专业人员都只能哀叹“弱国无外交”。这样的中国已经毫无国际地位可言，如果说那时的中国有什么“国际地位”的话，也只能是一个任人欺凌宰割的奴才式的“国际地位”。
就是在研究世界历史的学术界，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中国也只具有低得可怜的“国际地位”。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中国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都不被看作大国（great powers），直到1950年中国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之后，中国才重新被视为世界上的一个“大国”。
经验事实说明，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在国际上失去大国地位，绝不是由于中国的经济总量小、GDP小，而是因为中国的军事实力弱，在对抗外国侵略的战争中屡屡失败。发人深省的是，发动侵略而打败中国的那些资本主义强国，当时往往在按麦迪森的方法估算的GDP上远远小于中国。
中国1820年的GDP约为英国的7倍，却在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被英国击败。1870年中国的GDP仍为英国的1.8倍并且大于英国和法国的总和，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败于英法联军，甚至没有能阻止英法联军1860年在这次战争中火烧圆明园。
在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中国与法国两方面互有胜负，中国没有战败却屈服于法国的侵略要求。此时中国的GDP是法国的2倍多。
1890年，中国的GDP约为日本的5倍，但是中国军队却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
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的GDP仍然高于日本，约为日本的1.9倍至2.8倍。但是，当时无论是日本政府、中国政府还是西方的观察家，都认为日本明显强于中国，这是因为中国军队的实力和工业力量都与日本不在一个档次上。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中国在抗日战争的初期长期丧师失地，以后是在美国甚至苏联都投入了对日战争之后才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到1950年，中国的GDP比1913年还少了约1％，仅仅是美国的18％。此时，中国的GDP仅占世界总量的4.5%，加上支持中国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苏联和东欧国家，也仅占世界GDP的17.6%，而在朝鲜与中国作战的美国加上其西欧盟国和日本，GDP总量高达世界GDP的59.9%。在经济总量上相对如此弱小的中国却能在朝鲜战场上与打着“联合国军”旗号的美国及其盟国打成平局，签署了停战协定。正是这次朝鲜战争使中国赢得了真正大国的国际地位，使当时的中国有了远远高于晚清和民国的国际地位。《大国的兴衰》一书在谈到19世纪之后的中国时，也只将1950年之后的中国视为“大国”。
历史的事实证明，在近现代的世界上，大国的国际地位是靠战争和军事实力来确立的。就是在今天，没有世界第一流的军事和战争实力，也仍然不可能有世界第一流大国的国际地位。只有在足够的军事实力下，一国才可能有真正的国家安全。而如果没有真正的国家安全和本国的经济安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长期持续的经济繁荣，更不可能有国际上的真正大国地位。世界第一流的军事实力是世界第一流大国国际地位必不可缺的前提条件。
三、终结西方霸权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从长远的历史角度看，中国当前国际地位的提升，是1950年之后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大国这一历史性变化的延续。而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大国并且逐渐提高其国际地位这一发展进程，又是终结西方霸权这一当代世界最重大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今后世界历史发展中最根本的历史进程，将是终结西方的霸权。在国际问题上，我们的全部努力都应当服务于终结西方霸权这一最终目标。
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西方国家仍然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全面的霸权。西方国家仍然在经济和军事上拥有全面的优势，它们在经济上的优势体现于通过西方7国首脑峰会操控世界经济，在军事上的优势则通过北约的行动来体现。西方国家还通过传播美国式的“自由”、“民主”等获取了在意识形态上的话语霸权。西方国家依仗其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利用其在意识形态上的话语霸权，力图在政治上主宰全世界。20世纪末，它们利用东欧共产党政权倒台的机会促使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武装侵占了科索沃；21世纪初，它们打着“反恐”的旗号侵占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它们还制造美国是“唯一超级大国”、“新帝国”的舆论，公然宣称要让美国统治全世界。
西方国家掌握世界霸权的目的在于由西方国家永远主宰全世界。为此就要消灭任何可能向西方霸权挑战的潜在对手。它们在政治上利用“民主”和“民族自决”分裂可能向西方霸权挑战的潜在对手，将分裂后的那些西方可以直接控制的部分（如东欧各国）纳入西方的范围，同时摧毁西方还不能直接控制的部分（如塞尔维亚）；在经济上垄断全世界的资源（如石油），控制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业，迫使非西方国家永远处于向西方提供资源和低附加值的廉价商品的地位，控制全世界的金融业，让非西方国家永远向西方世界输送资金，并且在经济政策上永远服从西方国家意愿，一会儿放弃对本国高科技产业的保护而转向向西方出口劳动密集产品，西方的劳动密集产业受冲击太大时又必须放弃出口导向的政策。
西方的霸权必定导致非西方国家无从崛起，一度十分强大的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就是典型例证。西方目前打击的矛头正在转向中国，其表现如：它们对“台独”和“藏独”的支持；它们将中国引向了“出口导向”的邪路却又极力限制中国的出口；中国向西方输出自己最需要的巨额资金，却又反过来让西方人控制自己国内的产业并让西方由此获得惊人的利润。
但是，西方并非一直拥有对全世界的霸权，这种霸权也并不能一直延续下去。
从人类历史的早期一直到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时期，西方（欧洲）都并不先进，也没有任何对全世界的霸权。西方只是从16世纪开始才逐步夺取了对全世界的霸权，到18世纪末才在全世纪称霸，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统治了全世界。这种统治以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压倒性优势为基础，体现为西方国家通过其殖民体系在政治上统治全世界，并据此来塑造世界的意识形态以致话语。19世纪末美国赶上并超过中国而成为GDP世界第一，标志着西方统治世界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目前西方的霸权就是过去西方对世界的统治地位的延续，是这种统治衰落的结果。
20世纪终结了西方对全世界的统治，其根源在于西方列强的扩张和争霸本身导致了结束西方霸权的力量兴起：西欧国家相互争霸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这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整个西欧的衰落，无法再统治世界；同时它导致了共产主义的苏联崛起，还导致了本来处于西方边缘上的美国成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霸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增长，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和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军事上的失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独立运动和民族经济的艰难成长，都使西方失去了对世界的统治地位。东方的日本先是很快成长为新的军事强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发展为第一流的经济强国，也表明有典型亚洲文化的国家完全有能力向西方的霸权挑战。
当然，到20世纪未，西方仍然保持了对整个世界的霸权地位，苏联的解体使西方的霸权显得更加强大。不过，这只是暂时的曲折。终结西方霸权才是21世纪历史进程的主流：
俄罗斯已经认清，容忍西方称霸世界只能使其走上南斯拉夫式的亡国之路，因而重新回到了与西方对抗的地位上来。而俄罗斯的军事力量本身就足以结束西方在整个世界上的军事统治。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使中国有可能在30年后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果真如此，则西方在经济上的世界霸权必将终结。
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只不过是非西方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最突出代表。印度已经进入经济高增长期，巴西、南非等国经济也进入高速增长，这标志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工业化和高经济增长时代到来，结束西方的经济霸权问题已经提上全世界的议事日程。
目前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正是终结西方霸权这一当代世界最重大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