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以来，围绕《逃犯条例》修订问题，在反对派和境外势力的推动下，香港爆发了一场社会风波，使香港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社会秩序、司法体系都遭受到严重打击。香港的政治制度、政治生态、司法体制、教育体制，以及外部环境和西方势力的干扰等因素是造成此次风波的政治原因，资本主义私有制下香港的寡头经济、近年来经济发展缓慢、两极分化趋于严重和民生问题无法有效解决等因素是此次风波的经济原因。此次香港修例风波是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力量斗争的反映。要恢复香港的正常秩序，在政治方面，应强化内地和香港的沟通交流机制，增强香港同胞对祖国的归属感；应深入贯彻“一国两制”原则，加强对完善香港政治制度的支持和引导；应推动香港教育体制改革，促进香港的爱国文化教育和正确的意识形态宣传；在经济方面，应增加公有制经济成分在香港经济中的比重，为优化政治制度提供经济基础；应增强香港政府对市场的调控能力，优化香港的资源配置；应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进程，促进香港与大湾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

一、香港修例风波的背景和影响

20世纪后半叶，香港凭借其区位优势逐步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国际性大都市，成为“亚洲四条龙”之一，期间香港巨大的经济成就掩盖了其政治、社会、民生等领域的矛盾，使香港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被誉为“东方之珠”。但随着20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影响的加深，香港的各种矛盾开始凸显，并逐渐由经济领域延伸至政治领域。出于不同的政治诉求，香港爱国爱港团体和反对派之间展开了斗争，“依法普选”与“双普选”之间的矛盾成为双方斗争的焦点。为了谋取政治利益，反对派先后策划了“占中事件”和“修改逃犯条例事件”。“修改逃犯条例事件”是香港反对派借助经济、社会、民生等矛盾精心策划的一场政治运动，对香港的政治、经济产生了巨大负面影响。

从政治方面来看，自6月份以来，香港发生了多次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活动，一些反对派和激进势力借“和平集会”之名，行“暴力抗争”之实。虽然香港特区政府已经正式表示修例工作已经停止，但反对派依然以“反修例”为由，继续制造事端，使暴力行为不断升级，陆续波及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在反对派煽动和组织下，其大批成员包围香港警察总署、立法会等政府机构，并对公共基础设施进行破坏。通过践踏管制权威，不断制造事端，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特别是部分“反中乱港”分子公然与西方反华势力勾结，在暴力活动中受外籍人士的指使，冲击中联办等中央政府驻港机构，公然侮辱国旗国徽，冒犯国家和民族尊严，挑战中央政府权威和国家主权，触碰了“一国两制”法律底线。总之，本次香港非法游行集会行为，已经不是合理的和平集会，而是公然的、有组织的暴乱行为，是带有明显“颜色革命”特征的社会政治风波。

从经济方面来看，本次政治风波对香港经济的影响十分巨大。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出：

【“外围环境变坏，加上香港社会暴力冲突持续，一场直吹香港的‘经济台风’正逐渐形成。”[1]】

他认为，由政治风波导致的“经济台风”已经开始让香港经济有了“严寒将至”的感觉。以香港四大支柱产业为例，数据显示，在旅游业方面，8月份到访香港的旅客人数比去年同期下降了49.6%。香港旅游业五大团体在8月12日联合发布的报告指出，2019年6月和7月两个月内，香港旅游从业者接待的旅游团数量较去年同期减少了73.65%，与之联系紧密的酒店业、零售业和饮食业的收入都有超过两位百分数的下跌。在贸易及物流方面，从7月末开始，香港国际机场超过一千个航班被取消。8月1日到8月21日，香港国际机场的客运量和货运量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11%和14%。如果机场运作瘫痪，与香港国际机场相关产业链上有80万人的生活将会受到直接影响[2]。商品销售方面，香港零售管理协会的数据显示，8月份香港零售业的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约50%[2]。金融业方面，从周K线看，香港恒生指数从4月份到8月份下跌了超过20%，致使大量社会财富蒸发[3]。数据显示，截至8月中旬，香港排名前四的房地产企业市值蒸发超过1000亿港元。依据相关数据，业界估计，自2019年6月到10月，五个月内，香港旅游、零售、餐饮及出入口贸易等领域的经济损失或高达4000亿港元。另外，该领域的失业率也居高不下，截至目前，其失业率已上升至4.9%，达到2018年以来的最高值[4]。如此状况，势必影响香港经济的整体运行。事实也确是如此，在修例风波的影响下，香港的经济受到了巨大的打击，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甚至出现了下跌的局面。

二、香港修例风波产生的原因

此次香港修例风波主要存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原因。

（一）政治原因

1.政治制度之争是此次香港修例风波的根本原因。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香港回归以来，实行的是沿袭于英国殖民时期的资本主义制度。英国在统治香港的100多年中，在香港建立了一套与之相统一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包括早期的总督集权管理、过渡期的民主选举制度，以及回归后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相似的三权分立制度。香港回归后，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中央人民政府对香港特区政府进行直辖管理，在特区内部实行行政主导、司法独立、行政与立法相互制约和配合的行政长官负责制。但是，香港内部代表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对中国实行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等政治制度，以及由此决定的法律制度、思想文化指导思想等的不满与不信任逐渐上升，他们依据“一国两制”下的相关政策，建立各种党派，以“追求民主”为幌子，通过议员选举获得立法会席位等方式，试图效仿西方的政治制度。

在西方政党制度下，执政党与在野党都代表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它们之间的不同仅体现在政策差别和管制策略上，在政治上不存在根本分歧。而香港反对派是利用中央政府赋予的自治权，希望通过所谓的“双普选”，改变《基本法》对于特区政府行政长官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规定，夺取特区政府管治权，从根本上改变香港的政治制度，并以此为基础，对整个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影响。因此，从根本上来讲，政治制度之争是此次香港政治风波的根本原因。

2.政治生态畸形是此次香港修例风波的内在原因。香港回归之后，中央政府坚定不移地执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政策方针，将香港事务完全交予特区政府，消除了香港民众对回归后道路的疑虑，获取了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回归初期，恰逢亚洲金融风暴袭击，香港经济受到重创，但受益于国家的相关政策，元气得以恢复，政治局面较为平静。2003年由《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而引起的“一七一游行”，成为香港政治的转折点和分水岭。这一事件之后，香港政治阵营中反对派与爱国爱港派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双方斗争的焦点从“争取民主”转向“夺取政权”，从政治争执转向政治斗争。随着外部势力干扰的加剧和香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发展不均衡的加深，反对派的力量不断增强，港人中“亲中”的比例逐渐降低。同时，由于内地经济发展为香港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福利，普通民众对经济红利的诉求远高于政治诉求，从而在香港社会中形成了“极少数人代表少数人”，即极少数受外部势力操纵的反对派代表大部分不知其所为的反对派这种畸形的政治生态。

3.外部环境的变化和西方势力的干扰是此次香港修例风波的外部原因。从国际上看，中国是目前仅剩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唯一的大国，香港作为世界上首个实行“一国两制”的地区，成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斗争的焦点。在双方的斗争中，香港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围堵中国的一个桥头堡。回归以来，香港主要有爱国爱港阵营和反对派两大根本对立的政治派别，后者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支持下形成并不断壮大的政治势力，前者则在针对后者的各种活动中逐渐成形，并开始影响香港局势。总体上讲，如今香港的局面是西方反华势力一手促成的。

随着西方势力对香港的渗透和由其扶持的反对派实力的增强，从2014年的香港非法“占中”事件起，西方势力的身影开始出现在各类政治活动中，并在此次政治风波中公开亮相，与香港反对派分子一起组织和资助非法游行和暴力活动。在香港内部，西方势力扶植的反对派利用收入增长缓慢、贫富差别加剧、生活和教育成本加大等社会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为由，煽动和组织部分香港人民进行非法的集会、游行和暴力活动。他们利用对中国政治制度怀有偏见和敌意的外籍人士掌握的司法体系，偏袒和保护破坏法律和社会秩序而被抓获的反对派人士，从而导致反对派在实施践踏民主、破坏法治和使用暴力等行为时更加肆无忌惮。在香港外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在支持香港反对派开展反动活动的同时，公开干涉香港事务。2019年3月以来，已有美国、英国、加拿大和德国等国家的政府机构通过不同途径、不同方式发表涉港言论，以支持它们扶植的反对派的暴力行为。

4.香港司法制度和教育制度的缺陷是此次香港修例风波的重要原因。首先，香港回归后，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仍然保留了类似于“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下，独立的司法体系在打击贪腐和保障经济发展等方面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但是，在香港的司法体系中，有大量外籍法官的存在，如2016年任命的17位香港终审法院常任和非常任大法官中，只有2人为中国香港籍。外籍法官在作出裁决时即使能够做到完全依照法律条文，不受任何外人和政治团体的干预，但是，由于个人所属国家、所受教育和经历的原因，他们仍然深受西方政治理论的影响并存在“政治效忠问题”，不可避免地将个人的政治立场带入其中，从而影响司法的独立性和公平性。从2014年非法“占中”到此次政治风波，在法庭裁决中多次出现包庇反对派、打击香港警方和爱国爱港人士的不公正现象。这种现象一方面助长了反对派的气焰，另一方面又打击了爱国爱港人士为正义斗争的信心和决心，给香港政治稳定埋下了隐患。

另外，回归以来，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香港的教育维持了原有的教育体制和模式。受此影响，无论是教师选拔、聘任还是课程设置与内容，都重视“全民教育”而冷落国情教育和国民意识教育，重视西式教育而轻视对中国文化的培养。加上香港本土高校以西方政治理念和文化理念为教学内容，香港学生爱国爱港的理念愈加薄弱。同时，香港高中通识科教学弹性大，教师可以凭“专业”选择或编写教材，一些通识科教学被反对派教师绑架，他们在教学中渲染“民主独立”、灌输“仇警抗争”等思想，歪曲事实，美化违法，对香港的青少年“言传身教”，使爱国爱港派和反对派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严重逆转。

（二）经济原因

1.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寡头经济是香港修例风波更深层次的原因。从受英国殖民统治开始，香港一直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称为世界上最自由、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而事实上，随着大量资本的急剧集中，香港经济已进入了寡头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多个方面，开始向垄断资本集中。以香港四大家族为例。作为全球华人首富的李嘉诚家族，其产业在香港除了地产之外，在港口、酒店、电信、零售、能源、基础设施、制造业、建材、投资以及生命科学和媒体行业中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人比喻所有香港人“每天一睁眼，就开始为李嘉诚打工”。紧随李嘉诚家族之后的李兆基家族，其家族业务遍布商业地产、酒店、住宅楼和家用供暖天然气。排名第三的郑裕彤家族，旗下除了地产业务，还控制了香港恒生银行以及香港的珠宝、物流和百货等行业。排在第四的郭得胜家族，旗下除了拥有非常多土地储备的地产行业之外，还控制着香港最大的巴士公司[5]。同时，在市场空间有限的情况下，香港的资本开始大量向金融产业集中，在使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同时，香港的经济也向着虚拟金融方向发展，而金融正是资本寡头最青睐和擅长的领域。由此可见，香港的寡头垄断资本，已经延伸到了香港经济的各个角落。

在受本土寡头控制的同时，国外经济寡头对香港的经济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为全球为数不多的自由港，香港拥有世界上最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对外直接投资。回归以来，香港的国际投资持续增长，从2000年到2016年，香港吸收直接投资增长了2.6倍。随着全球经济、市场一体化的发展，国际私有化和寡头全球化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点，西方国家在香港的投资规模和投资数额不断增长，它们通过独资和合资的形式，对香港经济的控制日渐加强。同时，为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跨国垄断资本需要通过主导政权来实现，因此，西方政府通过人员（如使馆工作人员、情报机关人员）直接介入、扶植反对派、授意和接受司法队伍政治效忠和提供子女去西方读大学优惠等手段，对香港进行渗透和干预，加强“和平演变”，以期控制香港主导权。

2.经济发展缓慢是香港修例风波的另一重要原因。回归以来，香港经济发展迎来了机遇也经历了坎坷，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风波、2003年的非典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都让香港经济遭受了打击。但是，中国内地经济的强劲增长和市场结构的不断优化，使香港经济迅速恢复并推动其持续发展，自回归以来，香港GDP和人均GDP均有明显增长.如图1、图2所示。数据来源于东方财富Choice数据。

但是，由于香港产业结构不合理（偏重房地产和金融）、寡头垄断下经济活力的下降和反对派持续进行非法活动，香港的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特别是2018年下半年以来，香港的GDP增速明显下降，如图3所示，尤其是自2018年第二季度以来，香港特区GDP增速急速下滑，2019年第三季度甚至出现负增长。

另外，与1999年回归的澳门特区对比，香港的GDP和人均GDP增长幅度都远远低于后者，如表1所示。

这是因为，一方面，香港垄断资本主义导致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使居民在生活消费、就业、收入、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受到了较为明显的影响。另一方面，反对派不断进行非法政治活动，使香港的社会秩序、经济环境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从而影响了香港经济的发展。

3.两极分化严重导致的民生问题是香港修例风波的直接原因。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会造成严重的贫富差别，并不断加剧全社会矛盾，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到现在已经被证实的定理。香港回归以来，虽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都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由于自身市场规模、产业机构、寡头垄断和反对派持续进行非法活动对经济的影响，香港经济的活力开始下降。普通居民的收入增长缓慢，社会财富开始向经济寡头集中，而且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2017年1月，彭博亿万富豪指数公布的全球500富豪榜中，香港排名前十的富豪拥有的财富总额，占香港GDP总量的35%，这一比例在全球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一。同时，香港贫穷人口的数量在不断增加，香港特区政府的报告显示，至2018年11月，香港贫穷人口上升至137.66万，贫穷率为20.1%。在用于衡量和表达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数上，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发布的数据，2018年香港基尼系数达到了0.539，创45年来的新高。按照联合国相关组织的规定，这表示香港已经进入收入差距悬殊的程度。

贫富差距增大使香港的民生问题不断恶化，生活成本上升使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的香港居民的生活压力增大，生活质量下滑。以香港的房地产价格为例，香港房地产价格的大幅上升，使居民的压力趋于不可承受的边缘。根据香港大学的调查，2008到2014年，香港的房地产价格上涨了135%，而同期香港的GDP和人均GDP增长分别为32.94%和27.92%。根据美国物业顾问公司Demographic发布的《国际住房可负担性调查》报告，2016年香港房价收入比高达18.1倍，成为连续7年来全球房价最难负担城市，被称为房价“极度不可负担”的城市。房地产价格的急剧上升，使大量基层市民生活压力增加。房价过高一方面使香港居民的生活负担增加、消费需求减少，另一方面，又造成了经济结构失衡、资源配置效率降低。香港居民的生活压力并不止于住房。教育成本的加速上升也使香港居民苦不堪言。据统计，在香港生育一个子女的成本，2011年大约需要400万港元，2018年已经升至550万港元。

综上，贫富差距不断加大、民生问题趋于严峻造成了香港经济发展缓慢。收入增长的缓慢和生活压力的增加，使香港居民对现实的不满增加，部分香港居民在反对派的煽动和歪曲下，将对现状的不满带入现实生活，成为反对派所谓的“主流”，从客观上对政治风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针对香港修例风波的对策

为了消除此次由修例问题引发的香港政治风波，尽快恢复香港的社会秩序，不仅需要社会各界团结一心、共同努力，更需要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对香港的政治和经济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共同探索，厘清优化香港未来发展的思路。

（一）政治对策

1.强化内地和香港的沟通交流机制，让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互相交流中得到充分展现，增强香港同胞对祖国的归属感和凝聚力。在西强我弱的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想法在香港较为普遍，加上香港从开埠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教育体系和新闻舆论制度不断培养亲西的香港人，部分香港居民对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缺乏认同。为此，一方面要利用香港和内地同属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同根同源”优势，加强与香港人民进行传统文化交流，增强香港人民对内地的认同感，加快双方融合的速度，使香港居民从文化上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体系进行再认识。另一方面，要利用双方往来不断加强的有利条件，通过增加双方交流规模、数量和内容等，向香港人民展示改革开放以来内地社会、经济取得的巨大成果，使香港人民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培养他们因祖国发展带来的民族自豪感的认同，从思想上增强香港人民对祖国的归属感。

2.坚持推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政策方针，在《基本法》的框架下，对香港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进行支持和引导。在回归之初香港政治平静的原因，是香港社会注意力整体投向经济议题，但是，随着现实情况的变化，如反对派在立法会所占席位增多，影响到了部分香港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政治斗争成为常态。在这种条件下，应该适当调整对香港的政策。在内部，中央政府一方面要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原则，强调“一国”是香港保持自身制度的独立性和拥有高度自治权的前提，从根本上打消香港人民对这一基本政治制度的疑虑。另一方面，要对香港特区政府增强执政能力和政府治理能力提供支持和帮助，如帮助香港特区政府建立进步力量智库、为香港政府与民间交流和联系提供成熟经验、支持特区政府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等。在外部，中央政府要充分坚持在维护国家事务中的原则，在国际上对香港反对派的非法行为进行揭露和批判，对企图利用香港问题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西方势力进行坚决果断的回击和积极反制，为香港的稳定和发展保驾护航。

3.推动香港特区政府对教育和宣传制度进行改革，使香港的居民和青少年在思想认识上实现“回归”。当前香港的教育问题，一方面是存在大量受西方思想影响的教师，他们通过各种方式给青少年灌输西方理念，另一方面是香港特区政府在回归后没有及时有力地对青少年进行正确的历史、文化、爱国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宣传和教育，从而使这部分内容在青少年的教育中缺位。对此，中央政府应该推动特区政府对教育进行系统化的改革，在香港的通识科教育中，加强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和爱国爱港情怀的教育，使他们具备辨别是非的能力，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宣传方面，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回归后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实行着资本主义的新闻传播制度。类似于教师群体，部分新闻从业者也受西方意识影响，在新闻传播中没能维持公正客观的态度，对此，应该鼓励特区政府进行政府调控。一方面，通过立法等手段逐步将顽固不化的反对分子清理出宣传队伍，另一方面，对于不明真相和受到胁裹的新闻从业者，通过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增进与内地交流等方式，使其对内地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有正确的认识，将其团结到正确轨道上来。

4.推动香港特区政府对法治体系和司法体系进行改革。首先，要摆脱长期以来英国殖民体系下的法治体系和司法体系的影响，吸收符合资格、具有丰富资历的本地法律人才进入司法部门，加快法治体系和司法体系全面本土化进程。其次，正确认识香港的法治体系和司法体系在国家法治体系和司法体系中的定位和相互关系，充分体现出“一国两制”中“一国”在法治体系和司法体系中的重要性，明确香港“司法独立”是国家法治体系和司法体系框架内的“独立”。最后，加快完善法治体系和司法体系，增强对法治公平和司法公平的监督，对“司法独立”进行合理的管制和约束，避免因“司法独立”而造成司法滥权。

（二）经济对策

1.利用市场手段，增大公有制经济成分在香港经济中的比重，为推动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打下坚实的基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内地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入股等方式进入和参与香港企业的生产经营，从而改变其经济结构偏重于房地产和金融业而忽视其他行业发展的局面，在关系香港人民根本利益的民生和发展等重要领域，发挥引导和稳定的作用，使人民充分享受国有经济发展带来的福利，为“一国两制”政策的实施提供良好的经济基础、示范效应和群众基础。

2.转变经济政策，实行市场和政府双重调节机制，优化香港的资源配置。由于“一国两制”框架下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不可避免性，为解决当前香港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政府干预、双重调节的方法获得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在过去的几十年间，香港政府奉行的“积极不干预”政策虽然对于吸收直接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导致香港政府不掌握核心资源，无法改变经济命脉被经济寡头垄断、无力主导产业发展的局面，尤其在通过吸收直接投资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并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显现出能力不足的特点。通过转变经济政策，建立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的双重互促调节方式，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增强香港经济的韧性和活力，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稳定发展。亚洲金融危机时，在中央政府支持下，香港政府组织资金入市阻击投机资本并取得胜利，巩固了香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充分证明政府干预经济能够保障自身经济稳定和增长。另外，2019年8月份以来，香港特区政府通过回购土地、增加公房投入、对市民和企业进行补贴和税收减免等政策和措施，减轻了企业和市民的生活负担。

3.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充分发挥香港的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香港在未来的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巨大的潜力，并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大湾区建设将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推进器，应充分发挥其在金融服务、贸易、物流、旅游、专业服务以及其他工商业支持服务等方面的优势，积极融入内地的经济发展，通过改变经济政策和产业结构，在现有贸易、投资合作基础上进行模式创新，打造庞大的高质量产业集群，培养和发展关键技术，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另外，香港应充分利用自身拥有的与国际对接的法律制度、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大学资源，吸收外来直接投资，推进科技创新，为经济的发展注入更大的活力。对于中央政府来说，要构建极点带动、轴带支撑网络化空间格局，“支持香港建设国际金融枢纽，支持广州完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支持深圳加快推进金融开放创新，支持澳门打造中国一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6]，将香港同深圳、广州、澳门一起，作为金融增长极，加快香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同时，香港应把握“一带一路”发展机遇，积极为“一带一路”建设的资金融通、自由贸易和国际航运等提供广泛有效的便利服务，从经济上实现与内地的一体化，进而实现与内地的全面一体化。

参考文献:

[1]贺斌暴风眼中的香港经济〔Eli/OL}.（2019-08-29）2019-10-17}.http：//www.inewsweek.cn/finance/2019-08-29/6840.shtml

[2]张琦，宋云霄.暴乱未止香港旅游酒店零售业影响明显[E13/OL}.（2019-08-23）[2019-10-17}.http：//m.news.cctv.com/2019/08/23/ARTIRGputjYuJzFy107WXkTc190823.shtml.

[3]关沈非.香港经济正被推向险境[J].中国经济周刊，2019（15）：18-19.

[4]廉丹，一个不寒而采的数字!香港的损失有多大?[E13/OL].（2019-11-17）[2019-11-18].hops：//www.baidu.com/link?url=DT：ictFt2UZ2RUgcoS8s13CEkMz8：iMhZvdd13Q02SQ3rNmymGV7a2pvMn9jw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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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郭志强.香港四大地产家族身家大幅缩水两个多月市值蒸发近1013亿〔Eli/OL〕.（2019-08-23）[2019-10-17].https：//new.qq.com/omn/20190823/20190823AOYFI300.htm1.

[6]黎伟.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金融竟争力与辐射力研究[J].海派经济学，2019（3）：19-25.

【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外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任传普，河南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财政学。本文原载《管理学刊》2019年12月第6期，转载自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