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国近现代史，除了革命与战争，还是一部灾荒与抗灾的历史。

河南人民命苦，水旱蝗汤，纷至沓来，“汤”是人祸，有兵燹，有匪患，咱们暂且不提，今天要说说“蝗”。

身兼科学家和政治家双重身份的徐光启，曾经讲过：灾荒的三大诱因，水旱蝗中，最要命的当属蝗灾。“地有髙卑，雨泽有偏，被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者也。”同样是减灾抗灾，蝗灾更考验的是集体的行动力和组织力，所谓“必藉国家之功令，必须群邑之协心，必赖千万人之同力一身一家，无戮力自免之理。”换言之，如果身处战乱，国家濒临崩溃，基层组织建设形同虚设，不管你怎么折腾，都是无法抗拒的灾祸，剩下的只有等死！

蝗灾为患中国几千年，《三国志》游戏里都有表现

著名的治蝗专家陈家祥教授，曾在1935年有个统计，说我国自公元前707年至公元1935年间共发生蝗灾796次，平均每隔3年发生1次。另一位农业昆虫学家吴福桢先生，则从北宋开国的公元960年到1935年，做了另一个统计，他认为：其间共发生蝗灾619次，平均五年发生两次。其中有63次为单独突发之一年，而有102次为连续发生两年以上者，每次发生的连续时间约为5.5年。

传统上认为中国最早的蝗灾纪录，发生在鲁桓公五年（公元前707）秋。实际上《诗经》和更早期的殷墟甲骨文中，都有蝗灾的记载。豫北的河南人民，跟蝗虫打交道的惨痛教训，起码在商王那里，就有不小的心理阴影。一到夏秋，商王就非常紧张，对于蝗灾，他们无能为力，只能不断占卜和祈福。当然我们知道，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

1942是中国的大灾之年，饱受日寇蹂躏的河南，又遇旱魃，加上此前的花园口决堤酿成的大片黄泛区，汤恩伯部队的竭泽而渔，祸不单行的是蝗灾接踵而来。首先是黄泛区发现蝗虫，但当地几无统治秩序，国民党和日伪政府对此也不上心，初期基本没做什么工作，老百姓缺乏教育，以蝗虫为神虫的老脑筋作祟，于是没多久遮天蔽日的蝗虫就起来了。

花园口决堤造成的黄泛区，是1940年代华北黄淮蝗灾的根本原因

先遭殃的当然是黄泛区，扶沟县志说当时“飞蝗遮天蔽日，由北向南入扶沟境。遇见禾苗，骤然落下，蚕食叶片，咬断嫩头。一棵谷子，从头到顶，爬满蝗虫，吃的只剩光杆，再飞到别处，虫灾造成绝收。”

接着蝗虫飞过黄河，到了第二年，蝗灾已经扩及河南全省，开始祸害晋冀鲁豫大片地区。较之去年，势头更猛。

亲历过这次蝗灾的老人回忆，说当时蝗群下落比下鹅毛大雪还要密集，好像天地间都充满飞蝗，房子和整个村庄犹如用蝗虫修成一般，地里庄稼被全部吃光，就是现代化的大型收割机也无法与蝗虫比速度、比干净。

中国飞蝗分布图

我党的太行区不断收到地方专员的报告，今天读来俨然是美国灾难片范儿：

【“所发现者皆是几十里长、十来里宽的面积，就密度而论更是惊人，一落地庄稼地皮枝叶都看不到了，相隔十几米，人们彼此不能辨认。”

“最为严重的都进了村中家里，群众在做饭和面时，须有一人赶蚂蚱，否则即跳到面盆里，人有时从炕上向下撵、向屋外撵。”

“都是几亩大，一片一片的不漏地皮，人往中经过即碰腿碰的不能走，若立在地里用脚一扑，鞋上立即成泥。”】

著名版画家李桦的代表作《蝗灾》

蝗虫多到什么程度呢？当时也有抽样统计，说有的村子一脚能踏住45个，有的一鞋底打了78个，随手一把抓了25个。

而这意味着什么呢？

一只蝗虫每天可以吃掉和自己相同重量的食物，而无数只蝗虫组成的“军队”，一天就能轻松吃掉相当于2500人食量的农作物。以河南林县（今林州）为例，一天之间，3个村子的125亩遭灾。一个半月不到，7个区（相当于今天的乡镇）共损失麦子19926亩，吃光9138亩，咬坏10788亩。

1943年是林县遭受历史上罕见的大早灾的第二个年头，蝗灾如此严重，加上日伪顽的骚扰抢粮，如果搁在国统区，整个社会就要崩溃了。即便是在我们的根据地，也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老乡们有的坐在田边嚎哭，有的指着蝗虫咒骂，有的干脆把牲口放到地里，让牲口把蝗蛹、麦苗一起吃光。悬梁自尽的有之，跳井自杀的有之，甚至分食人肉的也有了。

俄罗斯的蝗灾现场，铺天盖地的蝗虫，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无法面对

然而，我党不是南边的国民党，那时的我党不愧是时代的先锋，愣是靠着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和严密的组织纪律，打赢了这场蝗虫阻击战。

其实刚开始，我党也没有经验。抗联老革命出身，美国留学回来的农林局长张克威同志，提议用化学药品对上白糖治蝗虫。可问题是日伪顽对我们进行封锁剿杀，化学药品和白糖，都是紧俏物资，显然不靠谱！

最初，因为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常因甲家捕蝗，乙家反对，怕把虫子撵到自己地里而发生争吵、打架，甚至闹出人命。有些人干脆听天由命，有人还散布蚂炸是“神虫”，是天降灾祸，在劫难逃。这个多说两句，那年月科教不昌明，面对蝗灾，别说老百姓了，有的村干部和乡村教师也参与迷信活动。组织起来剿蝗吧？又有人认为给别人打蝗虫太吃亏。在这种情况下，县委和县政府抽出大批县、区干部，深入乡村进行广泛的动员，用事实教育群众，告诉群众必须组织起来，形成合力，拧成一股绳，才能消灭蝗虫。

蝗虫是农业农民的大敌，自然也是我党我军的大敌

别小看基层干部的付出，根据地还好说，也就辛苦一些，有的地区比如附近河北武安，区委书记在距离鬼子炮楼不足五里的村中，领导打蝗40天，这可是提着脑袋灭蝗抗灾！

要想消灭蝗虫，就得组织全县人民齐上阵，可没有组织纪律，那就是一盘散沙。县、区、乡都成立了指挥部，县农会主席任全县总指挥。各村成立剿蝗大队，并按照不同人的特点，抽出少数精干人员组成侦察队，青壮年组成突击队，此外还织织了老年队、妇女队和儿童团。侦察队负责侦察，掌握虫情，突击队是剿蝗的主力，机动作战，老、幼、妇全体动员，军政商学齐上阵，村与村、区与区还要开展剿蝗竞赛。

让老百姓广泛参与消灭蝗虫，在平常年景都实属不易，何况是大饥荒的第二年？所以党员干部要带头，党和政府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从外地调入大量小米，同时所有公务人员和部队，包括刘师长和邓政委，每人每天节约一两口粮，作为刨“蚂蚱蛋”的奖励粮、代赈济。群众每刨一斤蝗卵，当场兑换小米一斤，有的地方甚至是五斤。这样一来，连会走路的幼儿和常年大门不出的老人，都投入了刨蝗卵的战斗。

蝗虫和其幼卵，根据地灭蝗效果远超日伪顽的关键就在于组织群众挖蝗卵

林县的具体情况，文史资料里没说，但附近几个县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7岁儿童赵银山、赵来子经常自动远征十余里刨蝗卵，60多岁的赵志祥和他两个小孩也挖卵125斤。11岁的宋小六被称为“挖卵能手”，别人一天挖1斤，他却能刨2斤多，所以经常在他背后跟四五十个人，学习他的挖法。

群众发动起来了，就要让他们贡献出来自己的聪明才智，群众有的是高招，有的是创举。在梯形地带运用“簸箕阵”，在河滩石缝和山坡草深的地方运用“改进阵地围剿法”，其他还有“罗圈阵”、“长蛇阵”、“响铃战术”、“火把战术”、“游击战与运动战配合”、“复合式阵法”等。

百里长的防线上，各村互动，大家摆开阵势，飞蝗在天上飞舞，人们在地上摇旗呐喊，敲锣打鼓。山头上设立的瞭望哨轮流站岗，蝗虫一落地，立刻鸣炮联络，群起轰打。经白天不断袭击、轰赶，飞蝗精疲力竭。黑夜降临围歼战便在各地同时展开。田间、山上、河边，到处都撒下了天罗地网。几万人的队伍就像军队打仗一样，按着事先规定的信号有秩序地前进、后退、分进合击。在梯形地带，采取三面包围的队形，把飞蝗压缩到堰根，在后面用火烧死。在平坦地区，使用一字长蛇阵的队形，慢慢向前推进。阵地对面冲天的烟火，挡住了飞蝗的去路，飞蝗最后被歼灭在火墙跟前。只有落在庄稼叶上的飞蝗，既不能打，又不能烧，于是又创造出一人掌灯，一人捉的“星火阵”。

1951年人民空军派飞机支援皖北群众灭蝗，这背后不变的是党魂军魂

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和战斗力，一旦迸发出来，那股劲头真不是盖的。群众发现凤凰山是蝗虫在当地的老巢，全县组织了一万余名群众，将方圆二十多里层层包围追剿，连钻到石缝土洞里的幼虫都被挖出或用泥土封死，彻底犁庭扫穴，使其不能扩散危害。

而且传统的小农意识也放下了，区里乡里互助会战，还组成灭蝗兵团到邻县支援战斗。比如林县、安阳组成联合剿蝗指挥部，在两县边境摆下“罗圈阵”，大圈里面套小圈，把蝗蛹围得风雨不透。有的敲锣鼓，有的掌火把，有的手执鞋底劈劈啪啪打。往上窜的蝗蛹被烧死，往下窜的被打死。掩埋队把烧死、打死的蝗蛹扫向沟内掩埋。不到一个月，蝗蝻基本被消灭了。

同期蝗灾也危害了日伪的华北统治区，人家的预案和处置办法，出台的比我们早，而且还请的日本专家，看起来层层抓落实，貌似很不错。但问题是他们依靠的不是群众，而是上下级的官吏，到了最基层的村层面，就变成村长征集民众进行治蝗。这么干的结果，自然是“轰轰烈烈走形式，扎扎实实走过场，认认真真哄群众，天花乱坠做总结。”

齐白石的蝗虫写生稿，蝗虫曾给那个时代的普通中国农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比如1943年10月17日至1945年8月20日，津海道公署划拨给青县（今属河北）3万元治蝗专款。这点钱用于全县两年的治蝗工作，本已杯水车薪，而更令人诧异的是，在支出清单中竟然没有一分钱是用于购置治蝗药品、器具的。3万元治蝗专款，主要被用于会议差旅费、宣传费、招待费，其中会议、差旅费16324元，占54.41%，宣传费10417元，占34.72%；宴会、洋车等招待费3259元，占10.87%。道署来视察治蝗的领导，出入坐洋车，花去洋车费230元。更有甚者，民众煎熬于蝗灾之中，治蝗委员会却在蝗灾区大排筵宴，招待下来检查工作的领导和采访灭蝗经验的各路记者。仅此一项，就从治蝗经费中开支招待费770元！

而河南的国统区情况又如何呢？

不能不说不重视，首先宣传上很给力，省政府设定了专门的防蝗宣传周，规定宣传周期间，各级政府要逐级召开治蝗大会，还要组织人员深入乡村，进行巡回宣传。省内各级报刊，必须每天都有治蝗专区，刊登相关新闻和各种消杀办法。

其次是建立治蝗情报网络，从县建设科长通到乡长、保长，要求村里发现蝗灾后，保长必须于三小时内报告乡公所，并发动全保民众立即捕杀；乡里则须在一小时内报至县政府，并派员到蝗发地带督促扑灭；县里也须一小时内电告专员公署及省政府，并于三小时内派员到现场督促灭蝗，同时省府亦应派员赴该地指导督促灭蝗。

但问题是这些看起来很完美的东西，在执行层面，又有多大效果呢？当然《河南民国日报》上的效果非同凡响，连篇累牍的领导高度重视，千余万斤的灭蝗数字，我差点就信了。但问题是到了1945年河南国统区发生蝗灾的县份又大幅蹿升，这里面的原因何在？想必读者朋友们能想到。

行文至此，我突然觉得：这不就是我党全民抗战路线和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根本区别吗？打蝗虫跟打鬼子是不是很像？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党人碑的熟人茶馆”，转载自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