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西方大国操纵“颜色革命”的心态与手法

田文林

　近来，暴力乱港事件严重危害了香港自身的繁荣与稳定，引发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值得高度警惕的是，从2014年的所谓“占中”到今天的暴力乱港，都是以激进的所谓“街头抗争”来冲击政府机构、长期堵塞交通要道，胁迫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妄图实现改变政府决策、要求行政长官等特区官员下台乃至“港独”等所谓“政治诉求”的“非法运动”，完全具备了外部势力深度介入、一手操纵的“颜色革命”的各种特征。这些情况已绝不是正常民意表达的行为，而是彻头彻尾的外部势力驱动的颠覆活动。

看清“黑手”，从容应对。维护香港繁荣稳定是14亿中国人的共同意志，任何用“颜色革命”祸乱中国香港的企图必将失败。

　　近年来，“颜色革命”日渐成为威胁第三世界国家政权安全的最大动荡源。这些“颜色革命”虽然冠以“革命”之名，并动员民众参与，实则处处受到外部势力操控，最终目的则是颠覆他国政权、制造“可控混乱”，将国家和民众带向灾难的深渊。2011年“阿拉伯之春”就是典型案例。

　　冷战结束以来，以非暴力方式实现政权更替的“颜色革命”越来越多。从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到2003年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从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到2005年吉尔吉斯的“郁金香革命”，从2011年“阿拉伯之春”到2014年乌克兰“二次颜色革命”，都是“颜色革命”的典型案例。此外，还有一些国家（如白俄罗斯、伊朗、黎巴嫩等）发生了未遂的“颜色革命”。据统计，近三十年来，所谓“非暴力革命”推翻的政权占政权垮台总数的90%以上。

“颜色革命”的出现看似突兀，实则是西方国家长期文化渗透后的临界质变。一般来说，在“颜色革命”发生前，对象国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出现大乱之前，往往会出现种种征兆。凡是爆发“颜色革命”的第三世界国家，基本都是国内先出现种种乱象。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严重衰退。二是朝野上下均出现反对势力。三是意识形态领域混乱。正如曾国藩所说：“自古大乱之世，必先变乱是非，然后政治颠倒，灾害从之。”“颜色革命”则相当于足球场上反复传球后的临门一脚，目的就是实现绝杀。

　　西方大国热衷“颜色革命”，主要在于：策动“颜色革命”投入小，产出大。相比于发动战争，“颜色革命”主要通过间接手段实现政权更替，因此成本更低，收益更大。2004年底，乌克兰“橙色革命”中，美国通过“国家民主基金会”和“开放社会研究所”等民间组织向乌克兰反对派提供了6500万美元政治资金。与伊拉克战争数万亿美元相比，这笔开支不及其万分之一。而且，“颜色革命”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霸权手段。它经常使被冲击政府处于两难境地：如果当权者使用武力镇压民众抗议（这些充当“人体盾牌”的抗议者并不清楚他们已经被政治操控），这些政府便会被西方国家孤立。不进行镇压，政府则可能被推翻。

“阿拉伯之春”：黑手无处不在

2011年，阿拉伯世界发生几十年不遇的政治地震。从表面看，这场剧变完全是内因主导，是阿拉伯民众的自发社会政治运动。但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场剧变处处能看到西方插手的痕迹，某种程度上就是一场中东版的“颜色革命”。如果没有西方大国介入，这场剧变的烈度、强度以及危害程度不可能这么大。

首先，阿拉伯剧变受到西方资助的非政府组织操控。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看似各自为战，实则操作手法都是构思精巧、简单实用，显示出极强的策划组织特征。抗议者采用的所有方式，与发生在东欧、中亚的“颜色革命”策略如出一辙。例如，各国示威者使用的口号都是极具煽动性的简单标语（如“人民希望政权垮台”“离开”“尊严”“结束了”及“该让我们决定了”等等）。这些类似吉恩·夏普提供的“颜色革命”策略，在埃及、也门、阿尔及利亚、约旦等国数年前就已出现，包括：口号、漫画、图标、旗帜、海报、联络方式、公开聚集、讽刺文章、歌舞表演、政治悼念、组织抗议、发表演讲、藐视警察权威、政治倾向模糊等。

　　在埃及政权更替过程中，非政府组织“功不可没”。在美国等外部势力长期支持下，埃及非政府组织数量不断增加。据2008年埃及人权发展报告统计，埃及非政府组织逐年递增。1964-1973年间，年均新增316个非政府组织，2004-2006年间年均增加850个。到2007年，埃及非政府组织已达21500个。另有统计显示，1900年埃及非政府组织数量仅为65个，1925年增至300个，1960年有3195个，1976年有7593个，1990年增至12832个，2008年又翻了一番，达到26295个。

　　这些非政府组织看似安分守己，人畜无害，但一旦国家出现动荡，一些非政府组织便乘势而起，兴风作浪，推波助澜。2011年埃及“1·25革命”看似是无组织、无纲领、无领导的“三无运动”，实则受到各种非政府组织的组织和操纵。“四月六日青年运动”“科特普青年运动组织”“革命青年联盟”“阿拉伯妇女联盟”“全国变革运动”“阿拉伯人权信息网络”“开罗发展中心”“开罗人权研究中心”“妇女发展论坛协会”“赫勒万地区发展基金”“新妇女基金”“7月8日青年联盟”等非政府组织，都积极策划、组织、参与了反政府抗议活动。

　　其中，有两个非政府组织表现最为抢眼。一是“全国变革运动”（也称“卡法亚”）。值得注意的是，“卡法亚”（Kefaya，意思是“受够了”）的名称、行动口号等，与在塞尔维亚接受培训的其他国家的反政府组织如出一辙。例如，在2003年乌克兰“玫瑰革命”中，反政府组织名叫Kmara，意思也是“受够了”，该组织同样受到美国非政府组织美国民主基金会（NED）的培训。二是“四月六日青年运动”。该组织成立不久就受到美国的高度关注。2008年12月，该组织领导人受邀前往纽约，参加了由美国国务院举行的“青年运动联盟”会议。2009年夏天，“四月六日青年运动”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德尔曾与14名埃及和阿尔及利亚活动家一起，在位于塞尔维亚的非暴力行动与战略中心（CANVAS）实习。他曾在拍摄的纪录片中公开承认此事，并称经过实习，他熟悉了人群组织技术以及该如何应对警方暴力（如何与警察和军人接触、如何相互保护等）。“四月六日青年运动”领导人曾向美国人承诺，要在2011年埃及大选前“推翻政权”——这一承诺果然应验。

2011年，埃及“1·25革命”发生后，美国不断加大资助埃及非政府组织的力度。据统计，2011年3月至6月，埃及境内非政府组织共接受了1.75亿美元的援助，这是此前美国援助总额的近3倍。2011年3月15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问埃及，专程参观了开罗解放广场，以示对埃及“民主运动”的支持。埃及一名非政府组织领导人2011年2月坦承：“在埃及起义中，公民社会起了决定作用。从长远看，（这些组织）将是美国的永久伙伴。”

　　其次，网络社交媒体成为西方推波助澜的新渠道。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中，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被广泛应用于组织抗议、相互沟通、外界联络等。突尼斯和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最早发生政权更替的国家，这两个国家恰恰也是通信行业占比最高的国家。中东剧变始于突尼斯“茉莉花革命”，而“茉莉花革命”最早触发点就是维基解密。2010年12月，维基解密披露的美国外交电报详细描述了本·阿里政权的腐败，将其形容为“黑手党”，同时这些电文还揭示，如果本·阿里政权与军方有冲突，美国并不必然支持他，因此该政权极度脆弱，这等于向突尼斯的反政府分子发出强烈信号。这些电文内容一经网站散布，便引发国内民怨四起。此外，2010年12月17日发生的突尼斯失业大学生自焚事件，也是经由网络传播，彻底点燃了民众的反抗情绪，最终导致本·阿里下台。因此突尼斯革命也被称为“维基革命”。

　　在“阿拉伯之春”发生后，西方国家积极推波助澜，他们积极为抗议者提供技术帮助，由此使民众抗议活动愈演愈烈。例如，为帮助中东国家的抗议者保持联络，同时避免被跟踪和抓捕，西方公司研发出一种可以接入网络又不留痕迹的“洋葱路由服务器”。这种服务器可以为所有信息加密，用户可以通过它匿名上网。该项目由美国企业推出后，免费向伊朗人、突尼斯人、埃及人提供，目的就是让那些“想动摇本国政府统治的异见青年”在搞政权颠覆活动时，能躲避政府的审查和监视。

　　为确保突尼斯、埃及活动分子在断网情况下与外界保持联系，谷歌、推特迅速推出一款名为“对推特说”的服务。这项应用允许用户免费拨号，上传语音留言，该留言再被自动转换成推文，再传至因特网。兰德公司还花费数年研发出被称为“蜂拥”的非传统政权更迭技术。这些技术用来部署由互联网连接的大量年轻人加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流动性抗议活动。此外，美国国务院还将研发“反审查”信息系统作为重要任务，并为该项目注资超过3000万美元。美国还在研发一款名为“暴动”的软件，其允许100%独立的无线宽带网络；频繁提供无线网络服务；不依赖任何实质器械，无须电话、电缆或卫星连接，因此能躲过任何监测。

　　可以说，正是借助网络技术帮助，阿拉伯抗议民众才得以有效组织，并使“阿拉伯之春”的火种最终星火燎原。正如一位抗议者所说：“脸书用来确定日程，推特用来协调行动，油管用来昭告天下。”因此，“阿拉伯之春”也被称为“脸书革命”“推特起义”“键盘敲击出来的革命”。

“阿拉伯之冬”：“非暴力革命”恶果难除

“颜色革命”使用非暴力手段，组织者有意将自身包装成争民主、护人权、维护公民利益的“正义抗争”，甚至抗议氛围也搞得像“嘉年华”，但实则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为实现夺权目标，“颜色革命”的策划者总是不断煽风点火，甚至人为制造流血事件，目的就是加剧政府与民众对抗，给政府不断施压，最终颠覆政权，将对象国纳入西方政治经济版图。就此而言，“颜色革命”是一场精心伪装的反革命运动。现实表明，“阿拉伯之春”已然成为“阿拉伯之冬”，这场剧变给阿拉伯世界造成的浩劫之大，不亚于一场全面地区战争。

阿拉伯民众起身造反，经济困顿是主要动因。埃及“1·25革命”时，抗议者打出的口号是“面包、自由和公正”。但经过这场“革命”后，经济形势反而今不如昔。许多经济指标甚至赶不上剧变前的水平。一是外汇和财政收入持续减少。据埃及官方数据表明，埃及出口额逐年缩减：2012-2013年为270亿美元，2013-2014年为260亿美元，2014-2015年为223亿美元，2015-2016年再减至187亿美元。二是失业问题愈发严重。2011年中东剧变后政局动荡，大批资金外逃，劳动岗位进一步减少。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失业率从革命前的9.8%升至2015年的12.8%。三是通货膨胀不断加剧。2016年，埃及消费者物价指数达到10.2%，日用消费品大幅涨价，民众苦不堪言。“阿联酋战略论坛”根据世界银行、联合国和世贸组织的数据得出结论：“阿拉伯之春”及随后政局动荡，使相关国家付出8300亿美元的代价。中东比“阿拉伯之春”之前更不稳定、更看不到希望。

　　与此同时，中东剧变还在中东打开“潘多拉魔盒”，各种潜在矛盾竞相迸发。一是教俗矛盾更趋激烈。中东剧变后，宗教政治势力实力大涨，埃及的穆兄会还一度上台掌权。宗教政治势力兴起，直接导致世俗与宗教矛盾白热化、公开化。二是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势力异军突起。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新一代极端恐怖势力一度动摇中东主权国家版图，使中东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势力连点成片，使中东成了恐怖活动重灾区。此外，中东剧变还导致大量民众沦为难民。阿拉伯地区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5%，来自阿拉伯世界的难民人数却占世界难民总数的53%以上。

　　正所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只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存在一天，“颜色革命”的风险就现实存在。从历史轨迹看，当代世界上发生“颜色革命”的地区，基本是按照“东欧—西亚—中亚—东亚/东南亚”的轨迹蔓延。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西方大国“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重点目标。我们在搞好自身发展的同时，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做好应对准备。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