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斜视眼展开有关“正直”的争论　　

人类之所以比动物更为高级一点，就在于有那么一点情感上的记忆能力，动物有情感，但不懂得反思和回忆，结果动物总只能靠天生存，而人呢？因为比动物多一层思维，可以更久地跟自然争斗下去，直至失去反抗力而最终灭亡。　　

谎言当道的社会，“正直”成为一种奢侈品并不感到奇怪，当国人都渴求这种奢侈品的时候，多半不会首先要求自己做个正直者，总是奢望他人先行，并不忘提醒他人：你们记着，我是个绝对正直的人！结果却未必真如其所说。一个连“正直”都成为奢侈品的民族能支撑多久恐怕是值得深思的。　　

偶尔我也会观察社会的人和身边的人，逐渐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天天把正直、真诚挂在口中的人未必诚如所言，那些从不以正直自居的人反倒在关键时刻讲出一些公道话来；那些在领导面前叩头效忠的死奴才最后总是成为害死主子的祸手，而平时清淡如水的老下级倒会在危难之际伸出援手。　　

我始终认为，“正直”从来都不是一种简单的语言行为，而是一种忠于实事的实践过程，是一个建立在国家法律和基本道德要求下的行为标尺，思想正派和行为务实是其基本的准则。一个人，如果连正直都难以做到，恐怕没有资格做任何较高层次的事业追求。毫不讳言，我从来都不敢公开明言我是一个正直的人，很多情况下，我会选择在直道上弯着走，即便内心想做一个直接表达，但实际上还会有所拐弯，甚至言论上会讲些有失偏颇的话，行动上也会回避一些禁区，绝对没有那种“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精神”。一个完全正直的人，绝对是一个完全尊重实事的人，必须是一个能为自己所说找到佐证的人。奇谈怪论不是正直，也不是敢言。　　

探究某些名人热衷于“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原因其实并不很难，名人总是占少数，突出自己不会趋同于多数人常常会成为他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把“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句话真的当作真理去推广，试图让其他人永远也弄不明白“真理”是怎样被“想”出来的。他们认为，多数人都能明白的道理，我还是什么精英？那还能做什么名人？用人数的多少来证明某种理论是否是真理本身就是荒谬无比的，竟然还被某些人抱着死死不放，不能说不是一种社会怪现象？！如果不符合多数人的利益，根本就无须浪费精力去证明它的理论正确性。　　

考察社会上的现实热点，不得不聊聊有关茅　于轼老　先生的话题，这也是一个有关“正直”的话题，因为　茅于轼　先生经常不放弃任何公开的机会来表达自己的正直性，在任何媒体的采访中，他一定要首先阐明自己是勇敢的、正直的、诚实的、道德的，试图让自己首先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如果一个说法只是偶然出现，量不会构成一种现象，然而，正是由　于茅于轼　先生不弃不舍的表达同类观点，在反反复复的“惊世豪言”中逐步就变成了一个“正直”的代言者，并且赢得了诸如张维迎、陈志武、易中天、张鸣、张朝阳等名人的跟随和附和，我不知道　茅于轼　先生的言论到底是印证了正直的本质还是委屈了正直的形象？不妨用一些　茅于轼　先生本人的东西来论证一下。　　

做一个正直诚实的人，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品格就是说话要有出处、有根据。　茅　先生说三年自然灾害饿死3000万人，并说毛泽东因为刘少奇为这事批评过他，所以后来就把刘少奇弄死。茅老还大胆地说，解放后中国因政治死亡超过5000万人。因为他说到具体的数字是3000万和5000万，我有理由怀疑他是否有科学的态度，这两个数字到底是官方统计数据还民间统计数据？数据资料能不能如实公开？　茅老　先生是否亲自看过这份材料？材料中有没有真名实姓的死者名单？如果没有，　茅　先生的说话依据何在？难道说一个80多岁的知名经济学家也是象普通网友一样人云亦云不成？难道也象那些小混混靠造谣出名一样的性质吗？一个长者真要想成为德高望重之人，就切切要记住德字当先，切切要讲实事，讲科学，不打诳语。我记得他曾经还特别撰文告诫年轻人：不要说谎话，要讲真话，要以理服人。然而用他自己的话来要求他自己，好象经不起检验，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人性的两面性？　　

　茅于轼　先生是搞经济的，却把毛泽东的政治斗争和政治安排作出了自己的想象：江青做党主席，华国锋当总理．．．．．．又说毛泽东打击了谁谁谁。这些政治上的事，连邓小平都不敢轻易下这样的草率结论，一个搞经济且不在中国政治权力中心的人居然作出如此多的猜测，又拿不出印证的材料，其私心和报复心可见一斑。　茅　先生试图用这些政治猜想来印证自己被打倒的非正义性，晚年的老先生，仍然在用一种仇恨的心态来想方设法找到颠覆历史的证据，这种所谓的敢说敢言与正直没有任何关系，除了讨好一些与他有类似经历人的同情和认可以外，并不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认同，私心太重的人往往总会讲些不着边际的话。　　

有关中国抗战“摘果子论”的推出，无疑表　明茅于轼　先生毫无公正性可言，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蒋家王朝的失败都是历史的必然结果，前者并非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全部贡献，后者也不是毛泽东的阴谋诡计，只能说，某种政治力量和某些政治人物能登上历史舞台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的细节和理由大家可以去品读历史资料。　茅　先生的栽赃性结论，某些普通人去相信倒也可以理解，连易中天这样品评历史的名人居然为其附和就显得极具讽刺意味，如果这样的历史狂想病能算得上正直人物的代表，那需要进行人品检讨的名人绝不止茅于轼一个人，那“正直”又算什么东西？　　

说到破四旧、损文物的事情，我只能说实事是存在的，破坏肯定是很大的，但是，并不是　茅　先生所讲的那般罪恶极。外行人的评论基本都不足为信，不妨用年愈九旬的文物老专家谢辰生接受《瞭望》采访的话比较有说服力。记者问：“改革”比“文革”期间对文物的破坏还严重？谢辰生：对，确实比那个时候还严重，这其实是很多人认识上的误区，在“文革”期间，虽然因为红卫兵“破四旧”等行为，给文物保护造成了不小的伤害，但实际上时间很短，很快，他们就去搞政治斗争去了。更重要的是周总理的力挽狂澜，对制止文物的破坏行为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整个“文革”期间，故宫没有受到任何破坏。“文革”对文物的破坏其实并不像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大，实际上当时国务院已经公布的180余处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除了西藏有一处被破坏外，其他都得到了保护。不仅如此，在那一段时期内，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还取得了不少成就，如长沙马王堆、银雀山竹简、金缕玉衣和西安兵马俑这样的重大考古发现都是在那个时期。《瞭望》：是什么时候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的呢？谢辰生：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就开始变得复杂了。总体而言，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还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文物走私和文物盗掘等犯罪活动，文物保护的环境还是比较好的。但到了80年代中期，人们对金钱的追逐欲望也愈加强烈，于是，沉渣泛起，偷盗、走私又都出来了，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盗墓风气，不要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是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没有那么严重过，“钱味太浓”。　从谢　先生的谈话中，我们不难看出，　茅于轼　先生的话又是气话和谎话，不是一个能受人尊敬的长者心态。　　

　茅于轼　先生还说：毛泽东不但做到了在国内制造痛苦极大化，而且输出他的理论，让全世界都要残酷斗争，他鼓励在东南亚搞武装革命，制造死亡。这种论调不但不正直，而且显得很无知、很没水准，毛泽东的国际斗争理论毫无疑问取得了国际认可，也毫无疑问帮助了世界众多争取自由的国家，毫无疑问是中国在上世纪国际斗争中的重要成果，即算中国人现在不承认，整个世界都不会否定，　茅　先生的攻击论调恐怕也只能引起国际笑话。　　

对　于茅于轼　先生的“敢言”，我们也是有可以进行讨论的地方。一个中国的公民，“敢言”必定要建立在中国法律和道德准则的基础之上，如果没有国家的存在，我想，茅于轼做一个国际公民，随你怎么说，自然就找不到错误之处，问题是国家仍然是存在的，他还是中国公民，卖国言论肯定不能成为“敢言”的表征，茅于轼说：“中印战争为了几万平方公里基本上没有多少人口的一片荒地而战，有什么价值？”这是什么话？想体现什么样的国际主义？荒地就不要了？那中国很多地方都是沙漠，是不是干脆也不要了？卖给美国、让美国出钱治理是不是更环保？这种殖民心态要不要得？肯定要不得。中国国内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愿意卖国的人喜欢茅于轼？因为　茅于轼　先生说：卖国也不是什么大错，出卖人民才是严重错误？此种悖论居然也有附和声！国家和人民到底是什么样的依存关系？国家卖掉了，人民不也跟着卖掉了吗？什么叫卖国比卖民好呢？你怎么知道人民愿意让你把国给卖了呢？谁让你代表人民可以卖国的？

　茅于轼　先生的稀奇怪论还有很多，我感觉一一去批驳意义不大，因为他所站的立场并身就是错的，所以，他所能代表的群体自然也是极其有限的，他以一贯地“敢乱说”风格使自己很快地登上了既得利益阶层拥戴的“道德高地”，每一次悖论都会引起一次同党们热烈的掌声，然而，这些掌声必定会淹没在更多正义人士的呵斥声中。

一部分中国人在取得自己想要的地位以后，他们审视中国的眼睛已经完全是斜视，已经失去了正视的功能，斜线在他们的眼中全都是正直的，而直线在他们看来则完全是斜的，当我们在与茅于轼们展开有关“正直”的争论时，很难找到归集点，与其进行没有结果的争论，不如让国家法律和国家标准去做一个暂时的裁判，尊重　茅　先生说话的自由，也要尊重更多公民认同的合理规则。

——孙锡良（转载须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