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怀沙，国学大师？还是政治投机客？
长河红阳
前些天，某媒体上说，有个名头很大的老汉“驾鹤西归”了。此老汉——“国学大师”文怀沙。看来，到了能盖棺定论的时候了。
对这老汉的“盖棺定论”，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学者李辉，实事求是，你干过什么事如实讲说，以中国人的道德标准和公序良俗照实评价；
另一个方向：按着“学者”易中天的方向——不可以用中国人的道德标准和公序良俗实话实说做评判，因为那样做就是在“道德飙车”，对人肆意碾压。看原话：
【李辉先生是不是“道德飙车”？
我认为是，而且存在“主观故意”。请大家想想，杭州飙车案发生后，网友们为什么几乎一边倒地认为胡斌“飙车”？就因为如非“飙车”，决不可能把人撞高五米，撞飞三十多米。再看李辉先生“质疑”的结果，又如何呢？是众多媒体和网民，在事实还没有完全弄清之前，就不加分析、不假思索，也不容文老先生自己辩驳地，给他扣上了“江湖骗子”、“文化流氓”的帽子。这对于一个文化人，无异于在精神上和舆论上宣判他的死刑。众所周知，即便是刑事案件，在法庭审理宣判之前，也只能“无罪推定”。面对一位抗战时期即已成名的文化老人，又岂有动用“道德私刑”，实施“集体谋杀”之理？】
易老师很厉害哦，发明“道德飙车”给文怀沙“国学大师”打抱不平。“飙车”么，是交通肇事的重要诱因，会害人的；再把道德拉扯进来：以道德标准评论人物也一样会杀人！难道易老师这是在抄袭清儒戴震的“以理杀人”么？戴震《与某书》：
【酷史（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奖。】
“以理杀人”连喊冤都不可能。那么“道德飙车”云云，把学者对“文大师”的公评与犯罪杀人的行为类比等同，几乎将公评者指斥为罪犯了。易老师的“道德飙车”对李辉先生的申斥，深得其中要领，如此春秋笔法很厉害啊！
不过，易先生数年前的这段话，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小时候看过的几个妖狐鬼怪小说：高人出手制服了害人妖精要除害了，此时有德高人出面：看在它勤修苦练数百年的份儿上，修为一场不易，略施小惩算了。
只是第一感觉哦。事实上，细思量，易先生话里对李辉先生的敌意、恶意，以及对众多网民的敌视可是很深很深的！
一个被制服妖精该不该被放过，或者说放过它对了还是错了，那要看它日后是不是还用妖法害人。你如八、九年前的张悟本，如果还打着着“神医”的旗号招摇撞骗，那么，有必要重说旧事对他大张挞伐；甚至于再往前，还有长须飘飘不知几许年纪的胡万林，反复入狱出狱再反复作恶，对这路人就是要旧事重提严打再严打！
那么，如易中天先生谴责的李辉先生，是不是“道德飙车”，那就要看那个叫做文怀沙的老汉在浅薄的学问底数被揭露后是不是还顶着“国学大师”的帽子在各路媒体上糊弄人。文大师的学问，如李辉先生所言：
【文怀沙或自诩、或被人封为“国学大师”、“新中国屈原学开创者”、“楚辞泰斗”……寻遍图书馆和网上旧书店，难见一本他的学术专著……】
这可真是个莫名其妙的“大师”，纵然不必著述等身，也要有一本响当当的力作鸣世。可是就是“难见”文大师的专著。当然了，“难见”不等于文大师没有“专著”，文大师是有“专著”的——1950年代的文注《屈原集》。这本《屈原集》，李辉先生征引“文大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事——作家、学者舒芜先生的话：
【“包括《屈原集》整理者文先生在内的顾、汪、张、文、李、舒、黄几位整理者，都不是作为专家被聘请来，而是作为本社编辑人员被交派下编辑任务。从时间顺序来说，他们每一个都可以说是新中国整理某书的第一人，但这个‘第一’完全不包含价值意义，不是开辟者、创始者、奠基者的意思。”他还说：“ 这几本书陆续出版，除四部长篇小说外，其实都只是薄薄一本，注释完全是简单通俗式的，那时讲究普及，谈不上什么学术性。”即便如此，文注《屈原集》问世后，随即受到过其他专家的批评，而“文先生一出手就这样砸了锅，随即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
专家们是怎样看待文怀沙作注的《屈原集》呢？李辉先生征引几位大家的看法如下：
李一氓先生的看法：
【译文非常不连贯，仅是有一句译一句，前后句无照应，甚至一句中的兮字上下脱节。有些地方译者更是没有深刻的了解原文】
征引黎汝清先生的说法：
【还必须指出的是，有的文法也欠通……】
征引汤炳正先生的说法：
【从报刊上看，不少人的学术成就并不大，却由于大事宣扬，名气很高。我一向反对这一套，现在看来，应当注意。你所提到的‘沙翁’，大概是指‘文怀沙’，此人学术水平不高，仅仅翻译了几篇屈赋，怎能与郭(沫若)，游(国恩)二公并称呢？】
还有柳白先生对文氏《九歌今释》的看法：
【虽然，沙之白髯飘飘，仙风道骨之貌，极易“醉”倒某些人，但是学界知其底数的人则都明白，文的楚辞学问至多可抵一名中学教员。】
看，就这么个“大师”，学问底数一塌糊涂的庸人，早就被行家们戳破了神话，但是却屡屡配合无良媒体反复炒自己的学问高明，这和“胡万林们”再跳出来祸害人间差不多吧？仿照易老师的“道德飙车”的逻辑，说这个文怀沙也有作恶的坏心眼没什么错吧？在这些无良媒体中，咱国“大家伙”级别的电视台抬举文老汉上某年的春节特别节目上讲说屈原尤其不负责任！不过呢，“大家伙”能炒作出袁腾飞、于丹这路人物，那么，再捧出个“文大师”，也就是搂草打兔子的事，容易得很！
问题回来了，易老师恶狠狠地生造出“道德飙车”指摘李辉先生，是否李辉先生对“文大师”的揭露太过分了呢？
这个……还是讲个故事好理解。曹聚仁先生《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上讲一笑话：有一白字先生在村塾给小孩子做开蒙老师，生生把一句“郁郁乎文哉”念成了“都都平仗我”，屋外有饱学宿儒路过，听闻大惊，冲进屋中大声纠错。可是小孩子们听惯了“都都平仗我”，积非成是，把饱学宿儒看作怪物，跑了个精光。自是留下名句：
【都都平仗我，学生坐满堂。郁郁乎文哉，学生都跑光。】
在科举时代，这样的白字先生就是误人子弟毁人前程；现在虽然不指望念古书捞金混饭吃，可是，有谁愿意受这样的白字先生的教诲对中国的国学增加误解、曲解呢？倘若是易中天先生的孩子遇上了文怀沙呢？所以说呢，易中天先生生造出“道德飙车”指摘李辉先生实在过分！而易中天先生的评价指向：无论何人以何种手段得到当下何种荣耀，都不该戳穿人家老底！穿金戴银者你羡慕就是，不理也可，但是不许说人家的金银来路不正！
笑贫不笑娼？是滴！
学问做到这个程度，让人头上冒汗，脊背发凉。
这位文怀沙“文大师”学问虽然只抵得上一个“中学教员”，但是，热衷政治搞些一步登天的事情，却很有一套。具体哪一套？
修改年龄，把自己的年龄往大了多说10年，这样呢，这一生就能和大时代同步，编造自己在大时代里热血飞扬的故事也就有了大背景。“文大师”的年岁，老汉自称1910年生人，可是据李辉先生钩沉，此老汉的生年1921年：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退休，文怀沙工作过的单位与呆过的地方主要有三处：1，1953年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编辑；2，约1953年调至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现与中央实验话剧院合并为中国国家话剧院)任剧本编辑；3，1963年底入狱劳教至1980年释放回原单位，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离休。
据查人民文学出版社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第一本花名册，文怀沙的出生时间填为“1922年”；据中国国家话剧院记录，其出生时间填得更为具体：1921年1月15日； 1963年12月被判劳教时，年龄记录为“43岁”，推算一下，出生时间也在1921年初。三处记录的出生时间虽略有差异，但相差不到一年。】
这样的改动年岁为了契合大时代，攀附大人物。什么大时代？民国大时代；什么大人物？民国大人物。自称是章太炎的弟子，与鲁迅先生出于同门。有很厉害的学问根底呢！那么，谁要是不说他是“民国大师”那就是不识货！在晚清、民国的人文学者中，章太炎的年辈要高于陈寅恪、钱穆等人，“文大师”把自家的师承直追到章太炎那里，摆明了就说，他和现在拥趸无数的“民国大师”是同一辈么！季羡林厉害不？那不过是陈寅恪的弟子，他文怀沙“文大师”的年辈还要比季羡林高一等哦！如此这般，在大师群体之外，突兀而出另一座学问高峰——文怀沙大师！不过，李辉先生的钩沉：
【据查，1934年秋天，67岁的章太炎由上海迁居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1936年6月14日，病逝于苏州。但在1963年文怀沙的劳教记录中明确写到，他是“1941年上海太炎文学院肄业”。如果他出生于1921年，1936年才15岁。另外，章太炎去世之后，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是否继续办，文怀沙“肄业”的“上海太炎文学院”与之是什么关系，是否为同一学校？也有待考证。即便是同一所学校，也应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由苏州迁至“孤岛”上海。按此时间推算，当文怀沙入学时，章太炎早已去世，又如何见过？】
哈，原来是个西贝货！
我们不得不佩服“大师”与时俱进的独到眼光，也知道1990年后“民国牌”很好打，那就尽量与民国、甚至于前清大师拉扯关系，在“新时代”对民国的顶礼膜拜中步步升高轻松登顶“大师”高位。呵呵，民国的“光”，俺也蹭一蹭。那么，何以“文大师”不在早年——比如1950年代就把岁数改成1910年生人，省得日后被人用旧档案刨出老根儿惹出后来的些许麻烦？这个是有些道理的：
起码在1980年代末之前，民国还是一块顶风臭着八百里的烂肉，把岁数改成1910年那就等于公然承认自己和民国的缘分很深，乃是民国旧文人，那不就是承认自己是被中共着力改造思想的重点对象？那不是自找不痛快？可不能那么做！再者，从“技术”上来讲，民国时候与他共事的“老人”还在，都知道“老文”怎么回事，改岁数没可能！
然而，居然，后来，想不到，翻了天了，腐朽动乱的民国在大陆变成“肯德基”了，那么，应时顺变改岁数，就把岁数尽量地和民国同步，尽量打造自己乃是民国“精英”/“大师”很有好处的！我坚决的相信，倘若民国在1901年就“立起来”了，“文老”一定会把岁数改成1900年的。一定会的！
然而，被易中天老师痛诋的李辉先生尽干些“坏人好事”的勾当：
【相关年表写到，1928年18岁的文怀沙，“受聘担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授，后任上海剧专教授”。按1921年出生计算，这一年他才7岁，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身担此任。
由于年龄提前了近12岁，抗战期间的经历也就容易丰富得光芒四射了。如，其年表所记：“1938年二十八岁秋，于重庆作《听雨》诗：‘滴滴更丝丝，江楼听雨时。一灯红豆小，此夕最相思。’柳亚子评曰‘诗出王摩诘而胜之。’”实际上，此时他还在上海念书，只有17岁，如何在重庆与柳亚子交往，得柳亚子如此嘉评？】
这个李辉，尽干拿照妖镜照人原形的事！所以，易老师中天仗义发声，把李辉先生和飙车案的罪犯类同比拟严词申斥——懂不懂混江湖的规矩？！
看看，修改了岁数以后的“老文”，一下子成了“文老”——18岁就成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授，后任上海剧专教授”，这就是个“民国大师”么！而且，抗战期间还与柳亚子先生以诗文唱和，我天呐……我以小人之心测度：难道要抢了开国领袖的风头？
看过了岳南先生的《南渡北归》，看过了其他一些名人的泣血回顾，很有些民国大师们在新中国是备受压制的，于是乎的所以，文怀沙“文大师”的一生传奇里，也就有了因为政治原因吃共产党“牢饭”的坎坷：1963-1980年被劳动教养。而这也是一个铁骨铮铮的“良心知识分子”的动人传奇：
【“文怀沙曾经在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老右派’，因为在一次公开场合说了鄙视江青的话，于是被抓到秦城监狱，之后又被流配到西北。”；“在1974年，文老曾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罪名入狱。”】
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标准的“民国大师”在共产党“高压”下的命运多舛了，而且，还有反“左倾”的良心在内……
既有“民国大师”的光环，还有忧国忧民的“反左”良心，天不生文老，奈中国何？
可是据李辉先生的考索，事实上：
【据知情者回忆，逮捕文怀沙的宣判大会，1963年年底在东单的青艺剧场(上世纪90年代因修建东方广场而拆除)举行，青年艺术剧院的不少人都参加了那次大会。罪名定为“诈骗、流氓罪”(其罪详情为：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顾问，称与周恩来、陈毅很熟，与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谈过话，以此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先是判处劳教一年，1964年5月正式拘留，后长期在天津茶淀农场劳教，劳教号码：23900。他从来没有关押在秦城监狱，直至1980年4月解除劳教。】
这就是个流氓！然而，“文大师”会篡改生辰八字，会讲故事，无良媒体也会炒作故事，所以，如果没有执着于真相的学者的钩沉索微，“大师”还真的会成大师，流氓罪的作恶者真会成为学问、德行的崇高楷模，这个光景足让媒体上那个可爱的女娃宣传的“中国梦”成为一场噩梦！
说一点感觉，后怕的感想：文大师啊，文大师，你哪里是个学问人，分明是个见风使舵的政治投机客！好在你最能钻营的年岁是在劳改农场度过，倘若你一直在劳改农场外头活动，那么，你一定会……我敢多想了！
书上说：是金子总会发光；俚语讲：是火疖子总会出头的，没有了政治投机的可能（偌大一把年纪出得劳改农场就退休了），照样打民国的旗号，照样打“反左倾”的政治牌，照样在“学问界”混得风声水起，于是乎，轰轰然、隆隆然，一尊国学大师的塑像矗立于我等无知草民眼前，大手一伸收我等草民的智商税……但不知与媒体怎样分成？
然而，学问高下要真货，“文大师”实在没有那些“民国大师”的能耐，所以只好糊里糊涂拿个“国学大师”来打马虎眼了。
“文大师”的过往故事多多，有些故事之狗血程度，比当下某些名导的力作还狗血，请看“凤凰历史”的一篇文章《建国后谁向高干兜售春药引周恩来亲自过问？》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3_12/17/32195245_0.shtml
这个文章，我引述文章核心提示：
【X老告诉我，文怀沙是以流氓问题被劳教的，当时很多劳教的人都看不起他。又说他仗着在中医学院工作的背景，给高层卖春药。还说，周恩来亲自过问了文的事，说文是“文化流氓，一定要严肃处理”。】
学问做到了脐下三寸、两腿中间，此“大师”……呵呵，很脏很脏，是吧？尽管很脏很脏，但是中心要义很明确——攀附大人物，以求在政治上一步登天！就是一个政治投机客！也是要刷正义感与政策方向一致，图谋在政治上一步登天！这就是一个政治投机客！
回头说说“敬畏”二字。当年，为了易老师中天给于丹站台的事，我特别关注易老师，也就看了一篇文章：易老师和文老汉说：“中国文化让人心存敬畏”。
可是，从文老汉被钩索出的真面目来看，此老是不知什么敬畏的，起码不知敬畏人人都该有的良心。一个满嘴造假之词的流氓和政治投机客，竟然也好意思在公众面前大谈特谈良心与敬畏！多么绝妙的讽刺剧啊！那些昧着事实为文怀沙站台的人，你们对真相、对良知、对人心又何曾有丝毫敬畏？
像文怀沙这样，满嘴谎言，却瞅准风向进行政治投机，通过疯狂造谣恶心共产党的历史、为自己编造冤狱的方式一举成名招摇撞骗名利双收的，又岂止一个？实际上，是太多太多了。文怀沙已死，但文怀沙作为案例，仍然有标本意义：是什么原因可以让一个流氓犯转身一边成为国学“大师”？一个文怀沙死了，那些捧红文怀沙的推手们、许多大大小小的文怀沙式的通过编造历史恶心新中国来招摇撞骗的流氓投机客们，可能还在继续逍遥。给文怀沙盖棺定论之余，更紧迫的任务是，在当前的文化思想领域，进行一场全面的打假运动，把剩下的那些像文怀沙一样的骗子投机客照出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