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或普适的民主从不存在
学术主持:王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室主任)
对谈嘉宾:王新生(南开大学哲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姜迎春(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哲学系教授)
1 任何民主都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在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中,所谓“一般民主”和“纯粹民主”都是不存在的,任何民主都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王广:从思想史上看,民主问题极为复杂。研究中一般认为,民主有三种形态,包括民主思想、民主程序或规划、民主政治或政体。今天我们主要讨论的是民主政治或政体。请问两位教授对政治或政体意义上的民主概念有哪些认识?
王新生:在政治思想史上,人们对民主形态有不同的划分。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政治意义上,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制度和国家形式,因而存在着与不同社会形态相对应的民主形态,例如近现代就存在着“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两种不同的民主形态。当然,在思想史上,人们还进行了许多其他形式的划分。人们关于民主形态的划分是依据不同的标准进行的,无非是通过将可以一般地归于民主制度的政体划分为若干个类别,以便揭示其外延。
民主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制度和体制;前者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后者是现实形态的东西。为了简便和清晰起见,我们还可以在更基本的意义上将民主划分为观念和现实两种形态。作为观念的民主是一种价值观,是人们对社会政治生活所抱持的一种理想。与此相关,人们从不同的立论出发对民主的观念和理想进行系统化的论证,从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民主理论,这同样属于民主的观念形态。作为民主观念的现实体现,民主制度和民主体制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贯穿着不同的民主理论建构,因而在现实中和历史上,又存在着(或存在过)各种不同形式的民主制度和体制,共同构成了民主的现实形态。
之所以要在最基本的意义上将民主区分为观念和现实两种不同的形态,是因为民主制度和体制,往往是依据民主价值观和民主理论而建构起来的。如果将两者混为一谈,我们就无法看清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和张力,可能从两个方面形成误识:一是可能将民主抽象化,忽视民主制度形成、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二是可能将民主庸俗化,看不到民主制度和体制的完善有赖于先进的民主理论的指引。
王广:王教授侧重谈了民主的观念形态和现实形态,姜教授可否从一些对民主问题的不准确认识谈起?
姜迎春:怎样理解民主,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今天,在民主问题上就存在许多似是而非的观点,有的还很有迷惑性。比如,有人强调“民主就是一人一票”,这是从形式或程序上来界定民主。一人一票能不能代表民主的全部内涵和实质呢?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中,许多投赞成票的人后来反悔了,他们并不希望英国脱离欧盟;2016年美国大选的结果未必代表美国大多数人的选择,却是由美国的选举制度造成的。所以,不能从形式或程序上对民主进行分类,更不能说一人一票才是真民主,其他形式的民主就不是民主。
我认为,要依据社会制度的性质对民主进行分类。因为民主或民主制度本质上属于上层建筑,它受制于上层建筑的其他要素,更受制于一定的经济基础。所以,资本主义条件下就有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条件下就有社会主义民主。一些人在谈论西式民主时往往回避经济基础问题,无限拔高民主的地位,将西式民主视为超越不同经济基础、普遍适用的政治制度,强调中国不实行西式民主就是背离人类民主政治发展正道,这就是“民主至上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了中国必须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民主至上论”实质上割裂了民主制度与经济基础的内在联系,是一种抽象化、形式化的民主观,也就是一种唯心主义民主观。列宁曾经指出,“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他还指出,“在实际生活中民主制度永远不会是‘单独存在’,而总是‘共同存在’的,它也会影响经济,推动经济的改造,受经济发展的影响等等。这就是活生生的历史的辩证法。”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中,所谓“一般民主”和“纯粹民主”都是不存在的,任何民主都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民主至上论”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只强调形式民主或程序民主的重要性,只从形式和程序上定义和划分民主而不考虑民主的内容和实质。
2 从不存在“普世”或普适的民主
民主理论是千差万别的,没有任何一种民主理论可以宣称它是超时代、超阶级和超民族的“一般民主理论”。
王广:一般我们常说,民主政治是历史的、具体的、阶级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民主政体是历史变化的;在不同的国家、地区,民主政体也是不同的。请结合民主政治的具体形态做些说明。
姜迎春:“普世”或普适的民主确实是不存在的。从纵向看,在人类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民主政治的内容与形式都是不同的。从横向看,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差异性,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民主政体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因此,要反对将民主作绝对抽象化和形式化的理解。对民主的理解,必须植根于具体国情。否则,就会将西式民主的作用无限夸大。比如,解决民生问题靠什么,答案是实行西式民主;解决腐败问题靠什么,答案是实行西式民主;解决民族问题靠什么,答案是实行西式民主;解决统一问题靠什么,答案是实行西式民主,等等。西式民主的作用真的如此神奇?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不论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近年来被“颜色革命”的国家,民生问题、腐败问题、民族问题、统一问题都大量存在,西式民主的确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但是,一些人不顾这些客观存在的事实,仍然不遗余力地推销西式民主。事实上,有的西方学者已经揭示了西式民主的虚假性。这种虚假性突出表现在“投票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英国政治学者安东尼·阿伯拉斯特指出,“选举参与率下降在美国最显著,但在不列颠也值得注意。在不列颠,自从1928年引进成年普选权以来,2001年大选中投票率首次低于60%。政治家倾向于把这一现象归因于‘投票者冷漠’,为此他们自然难过。但这不妨可以说反映了这样一种广泛的信念,即‘投票改变不了任何事情’。”在大选时,选民充满希望地将神圣的一票投给某个政党或候选人,但是选民会发现四年或八年之后,所有的“承诺”仍然只是“承诺”,许多事情变得比过去更加糟糕。特朗普的“承诺”是否同样如此,我们拭目以待。
王广:姜教授谈得很现实,针对性很强,王教授能否从其他角度再说明一下?
王新生:那我再从民主的观念形态和现实形态这一角度谈一谈。从观念形态看,人们所谈论的民主并不是单一层面的抽象观念,而是由多个层面构成的复合性观念。在讨论民主问题时,许多混乱是因为混淆了民主的现实形态与观念形态造成的,也有一些是因为混淆了民主观念的不同层面造成的。
应当肯定,在最为抽象的哲学层面,民主有其基本的和普遍的内涵,即民主制度区分于非民主制度的理念依据。例如,“民主”的基本追求就是实现“人民的权力”或“人民的自我管理”,这是民主最基本和最普遍的内涵。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人们又常说“民主不是抽象的,不存在一般的民主”呢?这种说法当然是对的,因为它是从另外两种意义上讲的:首先,是从历史和事实的角度讲的——在历史上和现实中,不存在一般的、普遍适用于一切时代和所有国家的民主制度。这不是民主观念形态的问题,而是民主现实形态的问题。从现实形态看,现实中存在着的和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民主制度和体制,因其社会、文化、阶级、历史条件等差异呈现出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的具体性、历史性和阶级性。现实总是要比观念复杂得多、丰富得多、生动得多。一旦从观念领域进入现实领域,民主的理想便只能依赖于特定的历史状况、社会状况、文化状况和主体状况等现实条件获得实现,因而民主的制度和体制便必然呈现出差异和多样性。
其次,是从“次级观念”层面讲的,或是从系统化阐释民主观的“民主理论”的角度讲的。在思想史上,民主观念的基本内涵虽然常被提及,但必须进一步深入到次级概念层面才能得到真正的运用。例如,人们一旦对“人民的权力”或“人民的自我管理”这个基本内涵加以展开,便必然涉及如何解释“人民”、“权力”、“管理”等次级概念,民主的观念或理论也由此发生分歧。任何一种民主理论,总是要依据它对民主次级概念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解释来建构。因此,思想史上的民主理论是千差万别的,没有任何一种民主理论可以宣称它是超时代、超阶级和超民族的“一般民主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决定了它的政治上层建筑,因而也决定了它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性质和特征。由于历史唯物主义将人类社会的发展看作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它关于民主政治是历史性的这一论断,就不是将历史上不同形态的民主政治看作是多样性的并列,而是看作一个不断进步和完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民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进步和完善。只有当人们依据社会主义原则,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这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马克思主义以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历史与现实相统一、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合理地说明了民主理想与民主实践的统一。这种统一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因而在这种统一里,民主的普遍理想和民主的具体性、历史性、阶级性之间的统一,也就得到了说明。
3 社会主义民主高于资产阶级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的产生,正是为了超越资产阶级民主狭隘的资产阶级属性,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赋予人民。
王广:从现实来看,当前的时代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似乎所有的国家都在追求民主。那么,在这种时代境遇中,民主还具有阶级性吗?
姜迎春:在当代,民主是否还有阶级性,这要看我们是否已经进入了无阶级社会,或是说阶级现象是否已经消亡。很显然,我们并未进入无阶级社会,阶级现象并未消亡。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民主的资产阶级属性是显而易见的。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无论怎样变化都逃不脱金钱政治的窠臼,只有资产阶级才玩得起金钱政治,普选制所起的作用就是掩盖资本主义民主的阶级属性。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有产阶级是直接通过普选制来统治的”。
事实上,以普选制为核心的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根本起不到“人民做主”的作用。英国学者戴维·米勒指出,“当代民主政体下的大多数公民如此冷漠,甚至对自己选出的领导人的所作所为都不能保持有效的关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形象地指出了西方普选制的局限性,“依靠普选权来治理国家就像绕道合恩角时迷失了航路的海船水手一样:他们不研究风向、气候和使用六分仪,却用投票来选择道路,并宣布多数人的决定是不会错的。”据美国国家统计局报告统计,美国每年至少有32000人死于枪杀。美国国会每年都要讨论控枪问题,但是根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枪支制造商和销售商的力量太强大了,他们有足够的力量游说议员,许多议员成了枪支制造商和销售商的代言人。这就是金钱的力量和美国民主制度的实质。
王广:只要真正把握了民主的内涵,真正看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实质,就不会对美式民主、资产阶级民主俯首认同。从思想史上看,社会主义民主正是在批判、超越资产阶级民主的过程中形成的。
王新生:的确,社会主义民主的产生,正是为了超越资产阶级民主狭隘的资产阶级属性,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赋予人民。从这一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民主才真正是“人民的自我管理”。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
一方面,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的标志首先是“富强”,而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没有民主是不行的。只有通过高度的民主实现人民对社会政治事务的自我管理,才能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社会才会充满活力,才能尽快实现富强的目标。另一方面,实现人民的自我管理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追求。人作为人,除了追求物质需要的满足之外,还需要有尊严地活着,尤其要在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需要。人民对公共事务的自我管理是人的尊严和价值的重要体现。在一个人们对公共事务没有决定权的社会里,在一个人们无法参与社会政治事务的社会里,无论生活多么富足,都不可能拥有完美的幸福。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是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其中当然也包括满足人们自我管理的需要。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民主不仅是手段,也是目的。
4 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在政治实践中,达成民主目标的途径和方式有很多,它们必将因制度、社会、历史、文化等具体条件的差异而不同;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当然需要根据自己的社会历史条件,探索适合自己的民主政治道路。
王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为什么不能设想一种超历史的、超阶级的、一模一样的民主?是由于各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不同吗?
姜迎春:民主受制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也受制于一定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基础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决定了不同国家民主政治的差异性。有的人将所谓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视为唯一科学的民主制度,与这个制度不同的政治制度就是异类。这一观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已经造成并将继续造成许多灾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生动实践表明,人类民主政治的发展并未终结于所谓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当代西方民主实践无论有多少障眼法和迷惑性,都不可避免地显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进入新世纪以来,西方所谓“自由民主制度”制造了许多侵略战争,造成一些国家四分五裂、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对于这些灾难,没有哪一位总统、总理、首相出来承担责任。他们或说这是“颜色革命”的代价,或说这是“自由民主制度”决策的结果,他们个人没有责任。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所谓“自由民主制度”造成了持续不断的、多方面的矛盾和混乱。在当代中国,一些人无视西方民主制度的内在缺陷,将西式民主奉若神明,竭力主张照搬西式民主。这是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漠视,在方法论上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必将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闯出一条新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生动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社会主义民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远大的发展前途。
王新生:从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上看,历史上从来就不存在超历史的一般民主。在当今世界,中国的民主与西方的民主有着重大区别。从哲学上分析,它们之间的差异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西方的民主观念和理论以自由主义为基础,从个人本位出发,将民主的价值与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关联起来,通过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说明民主的价值。中国的民主观念和理论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以人的社会性说明人,并从人民本位出发说明民主的价值;将民主奠基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民的自由和福祉,通过人类的解放和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统一体现民主的价值。二是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西方民主追求和注重形式平等、权利平等、起点平等,在实质平等问题上则顾虑重重。而社会主义民主不仅肯定形式、权利和起点平等,更加注重和强调实质平等、结果平等,把它们作为民主政治的重要目标。因此,中国政府把“共同富裕”作为政府的政治责任,把解决民生问题看作政府重要的政治任务。这与尽力限制政府责任,缩减政府对社会生活调节功能的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制度有重大区别。
有人认为,只要搞民主政治就应当按照西方的模式搞,就应当是一人一票的选举、议会制、两院制、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等。这是一种误解。即使是在西方,民主政治的制度和体制也存在着很大差异,也不都是采取同一种形式。实际上,这是一个通过怎样的制度设计来实现民主价值观的问题,而不是“民主是什么”的问题,更不是离开了这些途径就离开了民主政治道路的问题。如前所论,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民主的基本目标是实现“人民的自我管理”,而采用何种方式达到这一目标则是一个实现途径问题。在政治实践中,达成民主目标的途径和方式有很多,它们必将因制度、社会、历史、文化等具体条件的差异而不同;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当然需要根据自己的社会历史条件,探索适合自己的民主政治道路。
王广:感谢两位教授的精彩阐释。最后,请两位教授分别用一段话来概括一下您在民主问题上的根本看法。
姜迎春:民主是历史的、具体的,抽象的民主观念有百害而无一利。
王新生:民主既是观念形态的价值观和理论,也是现实形态的制度和体制。民主有其基本和普遍的内涵,但民主观念有分层,民主制度有差异。只有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才能真正揭示民主的本质,把握民主实践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