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的两部英文专著：
①Anti-Drug Crusade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Nationalism, History, and State Building
②Historicizing Online Politics
Telegraphy, 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
中译本
①《20世纪中国禁毒史》（商务印书馆2016年5月版）
②《中国网络政治的历史考察：电报与清末时政》（商务印书馆2013年7月版）
从写博士论文起，民族主义和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关系就是我的一个关注点。
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我每每感受到浓郁的民族主义气氛。1989年来美不久，一个美国朋友带我去观看当地棒球队的比赛，才知道赛前全体起立唱国歌，这在美国是惯例。小女儿四五岁时，一天从幼儿园回来，口中念念有词，“我宣誓效忠国旗和它代表的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国家在上帝之下，统一而不可分割，人人享有自由和正义的权利”，让人忍俊不禁，不得不佩服美国这种精致前置的意识形态灌输。事实上，女儿上学后，背诵《效忠宣誓》成为每天都得重复的晨课。
和美国相比，中国学校现在举行的升国旗唱国歌等仪式，普遍实行的时间要晚的多。民族主义也好，爱国主义也好，在仪式、教育和宣传上，美国做得自然顺畅，润物无声。
我同时注意到，在美国的媒体甚或学术话语中，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两词泾渭分明，用途迥异。民族主义一词似乎和美国没有关系，通常只用来描绘苏东解体后的各方冲突，或者世界其他地区的反西方情绪。当然所谓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二十多年来也一直是美国津津乐道的话题。
让我纳闷的是，当一部分美国人狂热地支持小布什开打伊拉克的时候，当奥巴马振振有词地叫喊美国要永做世界第一的时候，当美国人将维护国家利益堂而皇之地当做对外干涉的依据时，却很少看到美国人对自身民族主义的反思和探讨。分析美国的政治意识形态时，民族主义这个词难见踪影，似乎被媒体和学界联手屏蔽。
为一探究竟，我专门请教我的同事，著名政治学家爱德华·弗里德曼教授。据他解释，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一词在美国语境中，因为容易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ist socialism）相连，具有强烈的贬义色彩，所以人们一般不用，更多的时候是选择爱国主义（patriotism) 一词来指称我眼中的美国民族主义。
弗里德曼教授的解释颇具启发，细细思量，在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被称为伟大的爱国者，而不是民族主义者，虽然美国独立战争是民族主义在世界兴起的标杆之一。同理，那些整天将美国国家利益挂在嘴上的人被捧为爱国者，如果换成中国人，早就会被扣上民族主义者的帽子。
在美国的政治话语中，爱国者以及爱国主义，和自由、民主、人权等其他普世意识形态概念一样，被尊为立国理念，地位崇高，从小就灌输于国民意念之中，已获得葛兰西所说的“霸权”地位，美国人大多将其视为其意自明，不用证明的公理。
兜了一个大圈，让我回到中国。当我第一次听到“爱国贼”的说法，惊讶莫名！感叹某些中国人对爱国者这一概念的影射和亵渎超出想象。
据说这个词的鼓吹者来自所谓的公知。而他们又被“爱国贼”们反讽为带路党或西奴。两派之间的口水仗一直没断过。
根据定义，“爱国贼”指的是狂热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打着爱国的旗号，抵制普世观念，煽动中西仇恨，鼓励过激行为，不加阻止，将给中国和世界带来暴力和灾害。
提起“爱国贼”，最常被引用的例子是清末的义和团。盲目排外，极端愚昧，毁铁路，拆电线，杀公使，戮教民，标榜刀枪不入却在八国联军前溃不成军，京城失陷，慈禧西遁，最后签订《辛丑条约》，赔款天量。义和团罪大恶极，罪不容诛。
义和拳运动中的北京城陷落· 日本《清国战乱画报》
至于引发“拳乱”的种种复杂历史因素，诸如慈禧对义和团的利用，清廷中政治派系的斗争，义和团兴起的社会背景以及列强对中国的殖民觊觎等等，已被主流历史讲述放到一边。
最近一段时间，因为赵薇撤换台湾演员，美国插手南海仲裁，以及民间抵制肯德基和苹果手机等事件，引发了网上又一波围绕民族主义的讨论。时不时有人忧心忡忡，担心情绪过于狂热，事态走向失控。
阅读此类网络书写时，人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字里行间散发的道德和智力优越感。这些写手往往以“理性“的化身自居，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出现，将呼吁抵制美商美货者丑化成愚昧颟顸的“爱国贼”，和时代格格不入。
如果给“爱国贼”这一概念做一谱系学分析，义和团理所当然地被视为老祖宗，而当前号召抵制肯德基和苹果手机的人则被描绘成最新一代。
对此我将信将疑，觉得应该回头看看历史，毕竟中间隔了一百多年，难道这么长时间没有其他明白人，提倡爱国时不忘理性。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其实早在1905年，就有中国精英对义和团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进行对外抗争的新路径。
这些人以当时上海商务总会成员为代表，提出的口号是“文明排外”，发起的缘由是抗议美国的排华条约，动员组织使用的新技术手段叫做电报，抵制美货是主要的抗争方式。为此他们专门组织了“文明拒约社”，号召礼貌文明地对待美国商人和传教士，不要把抵制美货弄成国际性的争端。
新传播技术，民族主义，中美冲突，热门话题和大众参与，制造轰动效应的要素齐备，100多年前的历史和当前何其相似！
可惜的是扒一扒精英“文明排外”的实绩，却鲜有亮眼之处。1905年5月运动初起时，群情激奋，通电纷飞，立7月20日为限，若美方不修改排华条约，即开始抵制。但是，随着截止日期的迫近，一些商人建议将期限重新解释为自此日起不再下单订购美货，并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认同。此后，截止日期再次被推迟到8月10日。随着激进领袖曾少卿于11日宣布辞职，抵制运动渐落低潮，以虎头蛇尾收场。显然，部分“文明排外”的鼓吹者在一己私利可能受损时，做出了“理性选择”。
如果当时上海的精英得知抵制美货，这种自己视为“文明”的爱国方式，一个世纪后被打上非理性的标签，一定会哭晕在九泉之下。
过去精英“文明”的爱国方式和当今所谓的“爱国贼”竟享有共同的遗传基因，历史就是这么喜欢和人开玩笑。
当然，当今被视为非理性的“爱国贼”，大多年轻，受过教育，且对使用新媒体获取信息十分娴熟，我曾在一文中称其为“知情的民族主义者”，和当年的义和团不可同日而语。
理性爱国，不是某些人自封的专利，最好先收起道德上的优越感。历史棱镜告诉我们，精英们也会以“理性选择”为由，掩饰行动上精致的利己主义。
某些人喜欢超越国家，超越民族，将自己置于泛人类的道德高地上来批判爱国主义。我想提醒一句，要谈普世价值，民族主义内涵极其复杂丰富，不论是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社会运动，还是一种意识形态，中国都是后发者，体系化的民族主义在中国还远未完成。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将长期存在。可以这么说，在现代世界，民族主义是最强大的普世价值。只要我们还生活在民族国家为核心的世界体系里，请不要轻率贬低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
美国媒体和学界严格区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使用语境，用心不谓不良苦。“爱国贼”这样的词在中国用起来是双刃剑，只会辱人辱己，甚至迎合他人话语，自取其辱。
学者周锡瑞（Joseph Esherick）曾经说过：“二十世纪几乎所有积极参与政治的中国人都是民族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试图在现代世界恢复中国的尊严、地位和主权。他们的主要分歧在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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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锡瑞的话，我深以为然。只要内心热爱中国，关心中国的发展，希望中国崛起在世界上享有应有地位的人，都应视为爱国者。至于存在个人表达爱国情感方式不同，对实现目标方式和路径的选择不同，对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理解不同，再正常不过。我们乐见理性清醒的爱国者，我们也敬佩感性热血的爱国者！
总而言之，人们不妨多一些宽容，包容，善意，对爱国主义、爱国者这些概念多一些敬重。继续恶搞概念，哪天又会冒出类似“民主盗”、“自由匪”“人权寇”这样的词来。虽然小布什、布莱尔此等以捍卫“自由、民主、人权”而肆意发动战争的政客，被冠以这样的帽子倒也很合适，但我实在不愿更多的崇高概念被此类人物所玷污。
“爱国贼”这种叫法可以休矣！
（作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相关阅读：
西方分析中国民族主义三种套路-外国人眼中三种“爱国贼”
作者：周永明
西方学者关注中国民族主义，原本很正常。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直到清末才在中国兴起，一百多年来风起云涌，成为现代中国历史的主动力之一。国外学者（尤其是史学家）的不少研究，见仁见智，颇具启发。
但一旦讨论当代中国，水平实在不敢恭维。每逢中外关系面临摩擦紧张，或国内政治风云际会，西方学者和媒体常常会搬出民族主义来说事。在国外时间久了，对他们的出发点，分析角度，逻辑预设和最终结论多少有所了解。归纳起来，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可归为三类：一是“愚氓”，二是“傀儡”，三是有心理创伤的“病人”。
“愚氓”
“愚氓”说历史最悠久。原型不用猜大家也能想到，非晚清的义和团莫属。颟顸愚昧，盲目排外，是愚氓的典型。在西方人眼中，中国民族主义者孤陋寡闻，对外部世界缺乏了解，狂热和狭隘兼具，倾向于将中国内部问题归罪于外人，容易走向非理性和暴力。闭关锁国，信息控制，是形成此类愚氓型民族主义者的主要原因。
我对这种说法历来持怀疑态度，道理很简单。当今日益全球化的中国，不要说和100多年前，即使和30多年前相比也有天壤之别。实际上当代许多中国人对欧美的了解，比欧美人对中国的了解要深入的多。我时常告诉威斯康辛大学的学生，许多同龄的中国学生掌握的美国历史地理知识，可能比他们还要强得多，让许多美国孩子惊讶不已。
19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互联网的兴起，使得中国民众接受知识，获取信息的能力极大增强。愚氓的帽子，早就扣不到多数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头上。
就此我还专门对网上的军迷论坛做过跟踪调查，结果发现，军事论坛上的民族主义者，大多受过良好教育，关注国内外时事，能相对娴熟地使用网络获取信息，在情绪性语言之外不乏冷静深度的讨论争辩，被我称作为“知情的民族主义者”(informed nationalists)或“知情的民族主义”（informed nationalism）。
近来网络上发生的“帝吧出征”事件，积极参与者已不仅仅限于国内的网民，而且包括许多海外华人和留学生，可以接触海内外各方信息，更不存在知情不足的问题。
所以说，民族主义者= 愚氓的时代早已过去。
“傀儡”
“傀儡”是西方给中国民族主义者画的另外一张脸谱。他们认为民族主义者的背后，有牵线操纵的黑手。说白了就是中国政府，目的是通过鼓动民族主义转移民众注意焦点，增强自己执政的合法性。这种解读流行时下，已经变成了一种老生常谈。
当然还有更为貌似深刻的人，或言辞恳切，或幸灾乐祸地告诫中国政府，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弄不好的话会伤了自己。
不管怎样，中国热血的爱国青年在他们眼中，还是一群没有独立思考，没有自主性，任凭政府操纵的木偶或傀儡，这种思路骨子里是一种精致版的“愚氓”说。
这些人忘记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已日趋多元化，不论是思想还是生活方式，持民族主义态度的人有更大的独立空间。他们可以对中国和西方的现状持批评态度，但这对他们成为民族主义者并不妨碍。
相信“傀儡”说的人，请放宽心，中国民族主义者没有那么好忽悠！
平心而论，从软实力的角度来看，为了开打伊拉克，美国政府伙同媒体忽悠美国乃至世界人们的能力，迄今无出其右。若论政府操纵术，人们不妨对西方国家多加注意。
“病人”
最后谈谈“病人”说，让我从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说起。
那是十几年前，我在美国著名智库威尔逊中心做小组报告，讨论互联网与政府的关系。发言者当中包括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瑞。林培瑞素以批评中国政府闻名学界。他发完言后，听众里一个亚裔老者站起来，情绪激动吐沫横飞地指责林培瑞对中国指责的无端。
但见林教授面不改色，不愠不火，心平气和，慢条斯理地对老者说了一通，大意是你们中国人为什么心里怨气这么大？你们是遭受过西方的欺凌，但那已是过去。请不要动不动就发怒，不然你们心理就永难平衡云云。
戏剧性的是，这位老者回应，他不是中国人，而是越南人，不是华裔，也不会讲汉语。他对林的批评和林说的一切都无关。
台上的林教授目瞪口呆，尴尬无比。至于一个越南人为何要为中国辩护，我至今没有搞明白。
起先我对林培瑞的大家风度很是钦佩，后来觉得在他的语重心长之后，是姿态上的居高临下，表面的绅士风度掩盖不了骨子里的优越感。
回到正题。“病人”说的要点就是说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建立的一百多年间的屈辱历史，给中国人以严重的心理创伤，造成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者对西方动不动就情绪性反弹，实际上是一种“病态”。
“病人”说的出发点和逻辑预设就是相对于“病态”，还有一个心理“正态”或“常态”。如果中国民族主义者是病人，反而彰显出西方人的正常和健康。
施暴者变成正常人，受害者成了变态人！呵呵，这是什么混帐逻辑！
我不否认，近代历史记忆是中国民族主义动力结构的有机成分，但只是其中之一。对历史的记忆和反省，对当下的自立和自信，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和规划，中国民族主义的动力既丰富又强劲又正常。
自诩心智正常的西方学者绅士，你们的判断实属错误又多余！
从空泛的心理学角度解释复杂的民族主义现象，只会带来将严肃问题娱乐大众化的危险。从同一角度出发，我们能不能说当今美国大选常拿中国说事，是因为面对中国的崛起，有些人心理感到不平衡后的表现？是不是这些美国人也该吃吃药了？
所以，不论是“愚氓”说，“傀儡”说还是“病人”说，都是些似是而非、以偏概全的程式化套路。用这些套路来检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不啻是雾里看花，隔靴搔痒。
在海外碰到这样的专家滔滔不绝，会哑然失笑，觉得这些人就像政治算命先生，靠着三种套路在颠来倒去，故弄玄虚。
不过了解这几种套路，知道别人都在说什么，怎么说，为啥说，应该没有坏处。对进一步讨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权当一种启发和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