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的起源、本质和职能究竟是什么？

——评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讲话

郝贵生

内容摘要：王长江讲话鼓吹政党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是全民性质的党，执政党的职能就是治理国家和发展经济。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应该抛弃革命性，转型为只是治理国家和发展经济。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阶级属性是其根本性质，政党的根本职能是政治斗争，也就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以后，虽然其中心任务发生了变化，但其阶级属性没有改变，革命性质没有改变，根本职能更没有改变，其根本职能必须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7月29日，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教授在中央党校给全国党校系统教师培训班上以《怎样讲好党建课》为主题的讲课内容文字稿网上公开后，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极大震动，也引起了相当多的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基本马克思主义素养的共产党员、人民群众和理论工作者的极大愤怒。许多人纷纷拿起笔来，批判王长江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极端错误的讲话，在各种网站发布了许多文章。同时也给党中央写信，坚决要求开除王长江党籍和中央党校教师资格，并组织对其错误观点进行系统深入的批判。笔者认为，王长江讲话的出笼绝不是个别的偶然现象，也不是纯粹的个人行为，更不是一般的错误观点。而是中国当今意识形态领域里国内外一切敌视、反对、颠覆社会主义中国，企图改旗易帜的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也是中国近些年来鼓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系统化、宣扬普世价值理论的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同时也折射出中国当今思想理论界的极大混乱和排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严重的错误倾向。在一定意义上，这个讲话的出笼也是一件好事，它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反面教材。其中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多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认真研究和批判这个反面教材，特别有助于全党和全国人民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什么是党的领导和反对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革命的。真理总是在同谬误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就是通过对一系列反面教材的批判不仅揭露了一系列错误思想的实质及危害性，而且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广泛传播。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序言中所说：“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括了相当多的领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年，第347页)中国当代真正的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也应该抓住这一典型的反面教材和机遇，对其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深入细致系统的批判，同时转变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学习和教育活动。笔者坚信，通过这种讲话，必将提高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真理谬误的是非辨别能力。笔者是一名理论工作者，准备结合王长江的这一讲话，进一步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揭露批判王长江讲话的错误实质及其危害性。首先撰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政党的起源、本质和职能究竟是什么?”

王长江讲话主题是《怎样讲好党建课》。应该说是一个极好的题目。无论是中央党校还是地方党校教员讲党建课是党校对各级官员讲课的一个极其重要内容，甚至是最主要内容。客观地讲，各级党校包括中央党校在党建课方面存在的问题是相当多的。王长江教授抓住这一主题对地方党校教员进行培训教育是完全有必要的。但关键是究竟如何讲好党建课?王长江教授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是从政党的起源、本质、职能讲起。笔者认为，这个切入点和思路也是正确的。笔者如果讲这一主题，也会选择这一切入点。党校教员讲党课是讲的中国共产党的党课，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讲党课的最基本也是最起码的要求就是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认识任何社会问题，特别是党课内容。当然每个教员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素养不完全相同，讲课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个别问题认识肤浅或者错误。但问题在于王长江的这个讲话不是个别观点的错误，而是其主要、要害问题的根本错误，是立场的根本错误。首先就表现在对政党的起源、本质和职能做了极其错误的揭示。

一、政党的起源是民主政治的产物，还是阶级斗争的产物？

王长江认为，政党的“党”字繁体字中是“黨”，上面是一个高尚的“尚”，主张崇尚的意思，下面是一个“黑”，主张黑，主张黑的东西才叫党。这个党能是好东西吗。中国历史上就是这样界定“党”的实质的。王长江认为，显然我们这里所说的“政党”不是这种含义。这里所说的“政党”一词是西方产生的“舶来品”。

那么西方“政党”的起源是什么呢?王长江的基本论断是认为“政党是民主政治的产物”。理由是什么呢?他这样论证：首先，人的群居生活必然形成民众与公权力的关系。这种过程就是政治。“人哪，他是一种社会动物，人必须过群居生活，才能生存，但是你一旦组成社会呀，它这个社会就需要管理呀，管理就需要权力，你看，于是产生了一个公权力，那什么叫政治啊，政治说穿了就是社会中的个人或者叫做民众与公权力的关系。哎，民众与公权力的关系，那就是政治。”其次，民众与公权力要发生互动关系，这就是民主政治。他说：“天赋人权，人生而有权，主权在民。既然人生而有权，主权在民，人有不可剥夺的权力，那那个公权力是怎么产生的呢，就是因为人嘛，他要组成社会，社会就需要管理，管理就需要权力，那怎么办呢，于是，人们就把自己的权力交出一部分，哎，交出来的那个集合的权力就形成一个公权力，你看，这么一种解释，你还别说，这么一种解释，它在民众和公权力之间就产生了一种不同的关系。一方面，公共权力来自于民，另外一方面，公共权力又施之于民。施之于民而又来自于民，你看这两者什么关系?它是一种互动的关系。所以，我们说，民主政治的特点是什么，民主政治的特点就是民众和公权力之间是有互动的。”再次，间接民主导致政党产生。王长江说，一个小的社会组织可以通过直接民主完成民众与公权力互动关系。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不可能通过直接民主完成，这就形成间接民主。即可以通过选我的代表，让代表们去决定，或代表再选举代表。但这样“使民主变得复杂，……民主政治掉到一种困境当中”，于是“政党应运而生啊。政党刚好填补的就是这个空白，对吧。一方面，它是民众，就是民众，谁愿意成立都可以，谁愿意加入，都可以，哪个党不加入，也行，所以它就是民众，是民众自愿组成的政治组织，但是它克服了民众的基本缺点，为什么，民众是无组织的，它现在有组织，它使得民众组织化，而且组织起来，目的非常明确，组织起来，就是为了控制公共权力，你看看，它左连右挂，就把民众和公权力结合在了一起。所以我们说什么叫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就是民众和公权力之间产生了互动，但实际上这个互动啊它是靠政党来体现的，因此，大家看到，只要是实行民主政治，发展到今天，几乎无一例外全都变成政党政治。政党政治就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最普遍的形式。道理就在这个地方，哎，哎，这样产生的政党，我们可以叫做原生态的政党，因为它是这么发展而来的。”

王长江从他的这一观点出发，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就不是民主政治的产物，而是马克思主义主观意志创造出来的。他说，资本主义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它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高级阶段政党已经非常成熟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成熟的客观现象，它激发了马克思主义的灵感、创造力，马克思主义创新能力就在这，他一看，哟，闹半天，政党原来是可以用来组织民众的呀，那我们何不先建立政党，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推翻专制制度，回过头来我再建设民主政治行不行?我把他的逻辑稍微改变一下行不行?产生了这么一种理论。当然这个理论到底对不对，科学不科学那只能拿到实践当中去检验，结果一检验苏联也成功、我们也成功，东欧国家全成功。成功说明这套理论是管用的，但是管用归管用，你把逻辑给改变了，你不是先有民主政治，而后才有政党，政党天生就是要在民众和公权力之间起一种连接作用，你是先有政党，政党去团结民众，凝聚民众，也不是为了往公共权力上靠，恰恰相反是要和当时所谓公权力做对抗，要打倒它，要推翻它，要取代它，这样的一种政党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的党，它叫领导人民闹革命的党，叫革命党。”这就是王长江关于政党起源包括无产阶级政党起源的基本观点。显然这个观点及其论证过程是极端错误的。

第一，政党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按照王长江的观点，人类一开始有群居生活，就一定有权力，有公权力与民众关系，有政治，有民主，有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也就有政党组织。所以政党是与人类社会同步产生。这是违背历史发展事实的。大家知道，人类社会现象有些是一开始就产生的，如实践、生产力、生产关系、权力等等，有些是伴随着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如私有制、阶级、国家、民主、政治、商品、资本等等。而政党比阶级、国家、政治等现象产生还要晚得多得多。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现代意义的政党是资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后的产物，也就是英国17世纪70年代出现的“辉格党”和“托利党”。实际上在此之前也存在一些类似“政党”的社会组织，如中国封建社会的“东林党”、欧洲的“烧炭党”、“无套裤党”，但这只是具有帮派性质的社会组织，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中国握有政权的封建统治者和封建文人把这些组织称之为带有贬义的“黨”。而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辉格党”和“托利党”当时也有“强盗”和“歹徒”的含义。也正因为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政党”与中国文化中的“黨”有一定意义的共性内容，所有在翻译西方这个概念时，把它翻译为“政党”。王长江离开历史的观点，把西方“政党”看做与社会、权力、政治、民主完全等同、同一起源的观点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同时把西方“政党”概念与中国历史上的“党”绝对对立起来，完全否认其一定意义上的联系也是错误的。

第二，政党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激烈斗争的产物。

唯物史观认为，原始氏族社会中，确实存在权力现象，(不是“公权力”。“公权力”、“私权力”、“私权利”、“公信力”是西方政治学术语，不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概念，因不是本文重点，这里不再赘述)。但不存在群体利益根本对立现象，因此也根本不存在“民主”、“政治”等社会现象。原始社会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出现剩余产品之后，就出现私有制，出现阶级，出现少数人利益与大多人利益根本对立，也就出现阶级斗争现象，由此产生国家。国家绝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家如卢梭所说的是“社会契约”的产物，而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的本质是统治阶级为维护其根本利益，通过建立军队、法庭、警察、监狱等物质设施镇压被统治阶级反抗，进行阶级压迫统治的工具。国家出现之后，欧洲奴隶社会中才出现“民主”、“政治”等概念，而“民主”概念中的“民”是把奴隶排除在外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民主”是“为民做主”，而不是“人民当家做主”。1640年英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后，被推翻的封建贵族力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这一历史阶段，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也是极其尖锐激烈的。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就是其典型事例。这种斗争在英国延续了一二百年之久。法国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后，也出现过波旁王朝复辟的类似现象。也就是在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如此尖锐激烈的斗争期间，出现了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辉格党”和代表封建旧贵族阶级利益的“托利党”。恩格斯1843年在英国调查研究期间所写的三篇《英国状况》的文章就具体揭示了辉格党和托利党产生和斗争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版，第626—705页)王长江教授置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于不顾，竟然把所谓“原生态”的政党歪曲为所谓“民主政治”的产物，是摆脱“民众与公权力矛盾而产生的困境”的产物。这不是典型的鼓吹普世价值理论、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点吗?

第三，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产物。

王长江把无产阶级政党产生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灵感、创造力”的产物的观点也是对无产阶级政党形成过程的歪曲和污蔑。唯物史观认为，任何政党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无产阶级政党也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不是根本消灭了私有制和阶级斗争现象，而是用一种新的私有制取代另一种私有制，是用新的阶级、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取代另一种形式的阶级剥削压迫。当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阶级斗争逐步取得最终胜利的时候，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也逐渐显露和激烈起来。《共产党宣言》中就具体揭示了这种斗争从单纯的破坏机器的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从分散的个体斗争发展到整个整个阶级的斗争，从自发的无组织的自在的斗争发展到自觉的有组织的自为的斗争。19世纪30到40年代爆发的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德国纺织工人起义就是这种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具体表现。也就是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逐步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无产阶级政党。早在《共产党宣言》写作10多年之前，就已经存在两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一是1836年由流亡到法国的德国无产者组成的“正义者同盟”。二就是1836年英国工人阶级成立的“伦敦工人协会”，转年公布《人民宪章》，所以也就简称“宪章派”，与当时已经存在的辉格党、托利党成为英国当时政治斗争中的三大政治力量。恩格斯1842到1844年对英国工人状况调查过程中才开始熟悉并研究宪章运动。马克思、恩格斯1845年也才开始接触“正义者同盟”，并以各种形式帮助他们认识其自身的不足与错误。1847年初，又参加并开始改造这个同盟，且于年底为其撰写了政治纲领即《共产党宣言》。无产阶级政党产生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的客观的历史事实怎么能够说，无产阶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主观“灵感”和“创造力”的产物呢?王长江如此歪曲和污蔑无产阶级政党形成历史，其反马克思主义的真实目的不就昭然若揭了吗!

二、政党的本质究竟是抹杀利益根本对立的全民党，还是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党？

王长江认为他自己的逻辑是，讲好党课必须讲好政党，不仅要讲政党的起源，还要讲政党的本质。讲政党的本质就不能不讲政党与“人”的关系，与“民”的关系，与“权力”的关系。他在阐发他的政党起源理论中就已经包含他的政党本质理论。首先他认为，所有人都有权力和权利，这是“天赋”的，“人生而有权，主权在民”，“人有不可剥夺的权力”，这个权力也叫做私权力、私权利。其次，公权力是民众把自己的私权力交出的一部分权力。“社会需要管理，也就需要权力，人民就把自己的权力交出一部分，形成公权力。”再次，政党的本质是代表民众利益控制公共权力。公共权力来自于民，又施之于民，二者形成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中产生政党。因为政党首先是民众，但又不是普通民众，是民众自发组成的政治组织，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公共权力。“你看看，它左连右连，就把民众和公共权力结合在一起了。”王长江的这套政党本质理论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第一，“权力”的产生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既不是“天赋”的，也不是“部分私权力交出”的结果。

唯物史观认为，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就是物质生产的实践活动。而且这种物质生产活动一开始就是集体的社会的相互依赖的活动。人类任何社会现象都必须从人的实践活动加以解释说明。权力、权利等社会现象也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自然的产物，而非“天赋人权”。原始社会根本不存在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也就不存在单独个体或家庭的生产活动(原始社会末期才产生一家一户的生产单位)，根本也就不存在个人利益之间、个人与集体利益的对立，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私权力、私权利。原始社会既然是群体的社会的活动，也就确实需要领袖、首领，也就产生了权力。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依据美国人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提供的大量事实资料详细描绘了原始氏族社会氏族成员选举首领的过程及其特征。但这种首领的权力绝不是个人权力分割出来的一部分，而是氏族成员选举出来并赋予被选举者在集体活动中支配其它氏族成员的能力、力量。这就是人类“权力”的产生。如果称这种“权力”为“公共权力”的话，但绝不存在与之对立的“个人权力”、“私权力”，因此也就根本谈不上“私权力交出部分权力”的现象。

第二，政党的本质是阶级性质的政治组织，而非全民组织。

原始社会的“权力”本质确实带有全民性质，所以也可称之为“公共权力”。但原始社会末期公有制解体并为私有制取代之后，“权力”的公共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改变。因为私有制的出现，必然导致出现了生产资料占有者的利益与不占有生产资料者的利益的根本对立，出现对立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在此出现的社会“权力”就绝不再是社会所有成员普选的结果，而是拥有生产资料者通过建立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物质设施而自身赋予的控制和镇压无生产资料者及其反抗的“权力”，这就是国家。这种国家已经完全失去了原始社会“权力”的公共性质，而演变为带有强烈阶级性质的“权力”，它实质是人类“权力”现象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出现的“权力异化”现象。奴隶社会如此，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本质也是如此。政党产生的历史条件是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它所面对的国家“权力”已经根本不具备“公共”性质，资产阶级政治学所谓“公权力”完全是抹杀“权力”和国家阶级性的错误概念。而在这个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政党”也确实与国家“权力”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但这种联系绝不是处理、解决“公权力与民众”矛盾的产物，而是争夺和维护国家“权力”的斗争。因为只有掌握国家的“权力”，才能维护本阶级的经济利益。这个时期产生的辉格党实质是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而托利党实质是代表被推翻的封建贵族利益的。因为在唯物史观看来，这个历史时期的“人”、“民”是划分为阶级的，既不存在全民性质的国家，也根本不存在代表所有人和民的全民性质的政党。

第三，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组织，同样也不具有全民性质。

资产阶级政党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那么在反对资产阶级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无产阶级政党也是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是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最早成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正义者同盟”还不懂得政党自身的阶级性质，宣扬“人人皆兄弟”的口号。马克思恩格斯1847年参加“正义者同盟”后，用所创立的科学理论影响其成员，并将“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口号代替“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并在《共产党宣言》中详细阐发了共产党的阶级属性：“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取名“中国共产党”正是来源于《共产党宣言》的“共产党”概念。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就是中国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自一大开始的党章一直到党的十八大修订的新党章，都始终明确党的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性质，而不是全民性质的党。《共产党宣言》也确实讲到党的先进性问题，但党的先进性首先是在党的阶级性基础上为无产阶级解放而奋斗的先进性。如果不首先讲党的阶级性，而只讲先进性，实质也会自觉不自觉陷入全民党的陷阱中。

王长江通过鼓吹政党的起源来抹杀政党的阶级性质，不仅抹杀资产阶级政党的资产阶级性质，最终还是要抹杀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特别是抹杀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所以他在论述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和实践时，从不提党的阶级性这一根本特征，而且自觉不自觉地把中国共产党打扮成脱离阶级性的全民性质的党。如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中国共产党的“公权力”、“公信力”问题。

三、政党的根本职能是单纯治理国家和发展经济，还是进行政治斗争？

王长江讲政党的起源、本质最终还是落脚在政党的职能上即政党究竟是干什么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搞清楚政党是干什么的，对吧，搞清楚干什么，你才好说我现在应该干什么，应该怎么干。”王长江认为，政党既然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政党天生就是要在民众和公权力之间起一种连接作用。”政党不一定都是执政党，“但政党必须有执政思维”，执政就是管理和治理国家，就是发展经济。经济上去了，“公信力”就高，反之就没有公信力。王长江说，毛泽东时代时他个人威望如日中天，所有对手都打下去了，然而他却没有自信。“说穿了，不就是老百姓的温饱问题没解决嘛。”改革开放后，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开始发展，党的公信力也因此同时恢复。……经济的发展和党的公信力的恢复是相同步的。经济增长一分，党的公信力就提高一分，经济增长一寸，党的公信力就恢复一寸。”王长江还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是革命党，是革命的产物。现在变成执政党了，那就应该转变自己的职能。用王长江的话说就是“转型”，不能“在用革命党的思维思考执政党的问题”，也就是要全力以赴，治理好国家，把经济搞上去。一句话，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的职能不是革命，而是执政。执政就是管理治理国家，发展经济。王长江对政党职能的这种解读也完全是错误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第一，执政党管理和治理国家，发展经济只是职能和任务之一，而非根本职能。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的本质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但任何国家的职能绝不仅仅是对敌对阶级的镇压。一个社会的发展必须同时进行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和思想活动。而经济活动是所有活动中最基础最基本的内容。因为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前提首先是必须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然后才能进行其它活动。如马克思所说，一个国家、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一个星期，那么这个民族就无法生存下去。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观点。因此，任何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者在管理和治理社会中，都必须要发展经济。否则就根本无法维护其政治上的统治。作为掌握国家权力的执政党也同样如此。王长江强调执政党的“公信力”与经济发展的状况有直接联系。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但正如国家的重要职能是发展经济，但不是唯一职能，更不是根本职能，执政党发展经济的职能也是其中之一，而不是唯一职能，更不是根本职能。政党的“公信力”与经济发展状况有直接关系，但也不是唯一关系。一个国家的经济上去了，但执政党的“公信力”未必能够上去，甚至下降的历史和现实的事实比比皆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总量确实取得了极其巨大的成绩，但发展的物质成果并没有为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所享受，执政党在群众中的地位和威信在逐步下降。这是任何一个正常的中国人都不能回避的一个客观事实。

第二，政党的根本职能是从事政治活动，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

“政党”不是公司、企业，也不是普通的社会团体。其所以称之为“政党”，其本质属性是从事政治活动的社会组织和团体。什么是“政治”?孙中山把它界定为“管理众人之事”，实际是说，它与“权力”有直接的关系。西方政治学把政治学定义为研究关于国家政权本质、起源、发展、机构设施的学说，把政治活动定义为围绕夺取、参与、维护国家权力，改革国家权力机构、组织、设施的有关活动。因此，政党的根本职能、根本任务或者说其活动的最主要内容是从事有关国家权力的政治活动，而非经济活动或者思想理论活动。但西方政治学理论关于“政治”的含义仅仅停留在现象上，而没有揭示围绕国家权力而进行的活动本质又是什么。原因就在于他们解读“政治”本质的哲学依据是唯心史观，是国家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的观点，它们没有真正揭示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关系。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切社会的思想意识和政治活动都必须从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加以说明和解释。在私有制社会中，私有的生产关系必然把人们区分为经济上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也就是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这两部分人的经济利益是根本对立的，由此产生首先围绕经济利益而进行的阶级斗争。而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上的国家等上层建筑机构正是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统治集团为维护经济上的主导地位而建立起来的，是利用国家机构等强大的暴力机关维护剥削阶级的经济上的根本利益的。因此，被剥削阶级要实现和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单纯进行经济方面的斗争是不行的。从实践中他们认识到，只有从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即夺取国家权力，才能真正维护和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这就揭示了现实生活中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也真正揭示了政治活动的本质。先进的进步的阶级与保守的落后的阶级关系也是这样。所以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等等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党的根本属性和职能就是进行政治斗争，也就是围绕国家权力而进行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由此才能维护本阶级根本的经济利益，反对对立阶级的根本经济利益。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产生的辉格党和托利党实践活动的主要事实就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本质和政党根本职能的科学论断。

第三，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职能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是消灭私有制和实现共产主义。

政党的根本职能是进行政治斗争，也就是进行阶级斗争。英国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成立的辉格党的根本职能就是同企图恢复旧制度的封建贵族阶级进行斗争，而资产阶级政权最终巩固之后，其政党根本职能就是同反抗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制度的无产阶级和劳动者进行斗争。历史上如此，现代意义上的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的根本职能仍然主要是从事政治活动。美国在镇压国内民主运动如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镇压以及对外发动侵略战争问题上，美国两大资产阶级政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尖锐激烈斗争中产生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职能也是进行政治斗争，即反抗和推翻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斗争，也就是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的斗争。马克思早在1844年就指出：“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为，因为它需要消灭和破坏旧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88页)《共产党宣言》中讲得更加清楚：“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牢固，更有力。它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迫使资产阶级用法律形式承认工人的个别利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页)“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同上，第285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同上，第286页)“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是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同上，第293页)列宁也说过：“任何政党，特别是先进阶级的政党，如果在可能取得政权的时候拒绝夺取政权，那它就没有权利存在下去，就不配称为政党，就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是渺小的无用之辈。”(《列宁全集》第32卷，第2版，第283页)

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第一国际的蒲鲁东和巴枯宁曾经主张第一国际及各国工人政党与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合作，不要进行政治斗争。恩格斯严厉批评了其错误，指出，向工人鼓吹放弃政治，就等于把他们推入资产阶级的怀抱。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谁要想革命就必须准备革命和教育个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列宁在俄国工人阶级政党建党初期针对“经济派”只关注经济斗争而放弃政治斗争的错误倾向时说，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从政治上教育工人阶级，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如果“因为经济斗争而忘掉政治斗争，那就是背弃了全世界社会民主运动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忘掉了全部工人运动史所教导我们的一切。”(《列宁全集》第4卷，第2版，第162页)

那么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之后，固然其中心任务发生了改变，《宣言》中也强调”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讲话中也指出，在已经解放的地区，党的中心工作由军事斗争转为经济建设。但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属性并没有根本改变，其政治斗争的任务由夺取政权转变为如何巩固政权，也就是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也是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因为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不是只成为执政党，而是最终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极其复杂曲折的过程。国内外敌对势力仍然存在，国内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执政的共产党人如果离开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离开巩固和完善人民当家做主的无产阶级专政，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即使生产力发展了，也会出现毛泽东早就预言到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状况，经济发展的成果也不会为人民群众所享受，也会出现新的剥削压迫现象，贫富差距也会越来越大。因此已经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或根本职能仍然是政治统帅经济，而非经济统帅政治。原苏联解体以及中国近几十年出现的极其严重的腐败现象等大量事实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关于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政治挂帅的极其重要的思想。

因此无产阶级政党无论在夺取政权之前或成为执政党之后，虽然其中心任务发生了变化，但其政治斗争的职能并没有发生改变。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职能的基本思想。王长江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是革命起家的，是革命党。因此从起源和本质来说，根本不符合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理论。既然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掌握了政权，就应该按照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学说理论改造这个党，彻底“转型”到现代意义上的执政党的单纯发展经济的职能上来，彻底抛弃其原有的阶级斗争的革命性的政治意义上的职能。这实质是要用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的政党理论彻底改造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变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和大目标的无产阶级性质的中国共产党为抛弃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的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资产阶级性质的中国共产党。这就是王长江讲话中所鼓吹的政党及其转型理论的实质和要害所在。但王长江又竭力掩盖其卑鄙、可耻、丑恶的目的。他以评乌有之乡一篇批他的“转型”问题就是改变共产主义大目标，就是改变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地位，就是改变党的根本宗旨的观点为自己辩解说：“这讲的什么道理啊，这什么逻辑啊。对吧，转型是讲的党的性质的变化吗?那叫转型吗?那叫改造，那叫颠覆，那哪叫转型啊，转型讲的是它随着时代的变化改变自己，改变自己，我们确实有一个转型问题，因为政党啊，说老实话，那你得看到政党原来是什么样子，一步一步推过来，你看它有没有转型，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不是说吗，不忘初心，什么叫初心啊，你首先搞清楚你政党是干什么的，对吧，搞清楚干什么，你才好说我现在应该干什么，应该怎么干，对吧，从这个角度去说我们确确实实有一个转型问题。”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王长江整个他的政党理论以及他的整个讲话其实质不就是“颠覆”、“改造”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大目标吗?不就是“颠覆”、“改造”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吗?不就是“颠覆”、“改造”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吗?不就是“颠覆”、“改造”中国共产党一大党章规定的消灭私有制、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初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