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全球化的再认识

丁原洪

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大选的“特普朗现象”相似，都折射出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之间的严重对立。他们主要在外来移民、边境管控、自由贸易等方面意见相左，但实际上分歧集中于全球化的问题。

美国总统奥巴马获悉英国公投结果时，正在硅谷参观访问，他当场对企业家们说：“英国公投表明，全球化正引起变化和挑战。”这说明，他也把英国公投脱欧归因于全球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施蒂格利茨也持类似的看法。他在7月10日发表的文章里说，政治精英们认为“所有人都会从全球化中获益”，“而实际上对大多数民众来说，他们的日子过得并不好。从过去40年来新自由主义议程中获益的可能是最顶端的1%的人，而不是剩下的人”。这些被全球化“丢下”的人又是怎样想的呢？英格兰东南部一位退休渔民对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说：“不知有多久了，没有任何人关心我们，好像我们根本不存在似的。”可见对全球化的不同感受是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之间严重对立的根源所在。

全球化是以“相互依存”论为理论基础的。从美国学者理查德·库珀于1968年出版《相互依存的经济学》一书后，对“相互依存”的研究逐渐成为西方国际关系学的主导学派，而全球化正是以此安身立命的。基辛格、约瑟夫·奈等都是“相互依存”论的信奉者和鼓吹者。

全球化以建立“地球村”为标榜，鼓吹商品、资本、劳务、人员在全球范围的自由流通。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推崇所谓“新自由主义”，促使全球化加速发展。从一开始，全球化在不同层面都是不平等的。它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有利于跨国公司，不利于中小企业；有利于发达国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有利于经济实力最强的美国，不利于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其他发达国家。正因为如此，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曼于1999年出版《凌志车与橄榄树——理解全球化》一书，认为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另一位学者安德鲁·巴塞维奇也在同年撰文指出，“美国克林顿政府战略的核心是全球化概念”，全球化已成为美国世界领导作用的“同义词”。

当今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表现形式。虽然它有助于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但也激化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催生两极分化的弊端。现实情况是，随着这些年全球化的发展，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无一例外地都出现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趋势。美国是推进全球化的主要力量，也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根据美联储的数据，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占有43%的美国财富；最顶峰的0.1%的人占有美国全国财富的22%，与占美国人口90%的中下层民众的财富总和相当。

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导致2008年由华尔街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以及继发的经济衰退。为刺激经济增长，美国政府注入4.5万亿美元，但效果不彰，经济增长率恢复到2%，而普通民众收入却没有任何增加，股市创新高，而80%的美股掌握在占美国人口10%的人手中。

经济危机的一个明显后果是加速中产阶级的衰落。据美国皮尤公司的调查，美国中产阶级（收入中值为5.4万美元）在美国总人口所占比重从上个世纪70年代的62%，降到目前的43%；而家庭私人债务从1980年的9300美元提高到2015年的6.5万美元。2015年华尔街6家银行高管分红1.3亿美元，而半数美国家庭拿不出400美元现钞，必须借钱或是变卖东西。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指出，金融危机后，美国已经分裂成两个：一个是超级富人的美国，他们在经济复苏中赚到了高额的奖金；另一个则是大量中产阶级、中小企业主的美国，他们仍在艰难地挣扎。这是当今美国社会的真实写照。

曾被视为“经济富足的象征，又是制度稳定的基石”的中产阶级的衰落，是全球化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的表现。“特普朗现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美国广大基层民众通过特普朗的口，发泄对“现行体制”的不满。

英国公投脱欧，同样是欧洲一体化的产物。欧洲一体化，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全球化的“地区版”。起初，它有利于促进欧洲的和平与繁荣。可是，由于设计并推动一体化的政治精英们，无视普通民众的感受，痴迷于实现理想中的欧洲联邦，在经济一体化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的情况下，仓促实行货币一体化，盲目扩大新成员，导致自陷困境。明知“彻底一体化”行不通，还坚持要以“更多的欧洲”或称“更紧密欧盟”的方式走出困境。结果事与愿违，反而造成欧盟内部的分裂。

欧盟本已存在欧元区成员国与非欧元区成员国之分，迄今仍未获解决的欧元危机又造成北部债权国与南部债务国的分野。就以希腊债务危机为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参与下，欧盟机构制订第三批援希贷款计划：近90%的援款要用来偿还欠德、法两国的债务，只有区区10%的钱可以用来发展国内经济。这不啻是富国对穷国的“盘剥”，哪里还有一丝团结互助可言？随着一体化的推进，欧盟内部形成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的趋势。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不无道理地指出：“乌托邦式地试图建立联邦欧洲，加速着欧盟的解体”。

欧盟不是单一国家，而是主权国家的联合体，它是建立在“主权让渡”或称“主权分享”原则基础上的。但随着一体化的推进，不仅利益诉求不同国家的利益没能得到兼顾，而且欧盟机构掌控各国主权过多，出现官僚主义化，损及各国利益。欧盟机构执意推进“更多的欧洲”，希冀掌握更大权力，而成员国为维护自身权益则尽力收回一些国家主权。两者矛盾日趋尖锐，也成了加速欧盟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

英国公投决定脱欧，固然有英国本身的原因，但同时欧盟坚持推进一体化，欧盟委员会极力抓权、官僚作风严重，也是导致公投中“脱欧”派胜过“留欧”派的一大原因。政治精英们从“留欧”中获得的利益，未能惠及普通民众，而后者却承担着外来移民压力、工作福利受损等重负。两者之间的不同遭遇，造成他们对欧洲一体化的严重分歧。

综上所述，无论美国的“特普朗现象”，还是英国公投脱欧折射出的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对立，盖源于一体化、全球化。国际上有人把这种情况称之为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之争，也有人称之为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较量。其实，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它是当今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代阶级斗争的突击表现。对于西方世界目前正发生的变化，只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洞悉其实质，掌握其内在规律，并准确研判其前景。

对中国来说，英国公投脱欧和美国“特普朗现象”都提示我们，当今的全球化是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全球化。尽管它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发展机遇，但也会给我们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认识，努力做到趋利避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