顷读《炎黄春秋》今年第7期杜导正写的《〈炎黄春秋〉二十五周年感言》及该刊编辑部写的《我们二十五岁了》两文，觉得真是大开眼界，大长见识。
25年，在历史长河中，瞬息而已，但在人生旅程中却不短了。对于这四分之一世纪，杜导正先生是怎么回顾的呢？他说，“我们的杂志担负着推动实事求是风气形成的历史责任”，“对于中国现代史尤其中共党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研究，我们有了很多的突破”。编辑部文章则称，杜导正“对历史有深切的反思”，“身体力行”了“求实存真”原则，具备了一种“获得了杂志社内外支持”的“胆识”。这个场可是捧得高了。文章响应杜导正的话说：实事求是和坚持改革开放是办刊宗旨，“始终贯穿在我们的各项工作之中”，“贯彻得越来越好，杂志内容在深度和广度两方面逐步提高”，《炎黄春秋》诸位先生们的底气可谓很足很足了。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事实是铁面无私的。翻开《炎黄春秋》25年的历史，正是刊物自身离“实事求是”的宗旨越来越远的历史，堕入靠谎言讨生活的历史；离改革开放越来越远，堕入反改革开放的历史。
求实地说，《炎黄春秋》创刊25年来，可以分两个阶段。在它初创的头十年中，还算是一份基本健康的杂志。那时，杂志的主办方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是由薄一波、李政道任名誉会长，周谷城任会长，萧克任执行会长，著名作家，《中流》杂志主编魏巍则是副会长之一。10年中，《炎黄春秋》在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和重大历史人物的回顾和叙述方面，发表了许多正面的文章，其中，关于毛泽东同志的文章多数符合1981年《历史问题决议》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符合四项基本原则，还刊发了不少为毛泽东同志辟谣的文章，明析是非，澄清视听。许多领导人、将军和社会知名人士如李德生、阴法唐、莫文骅、郑天翔、喻权域等都纷纷在刊物上撰写评论、文章，深受读者欢迎。如果说那时就有一些文章显露出味道不那么正的迹象，也还是隐隐绰绰、藏头露尾，不敢十分放肆。但是，一些迹象表明，这本刊物的本质正在发生变化。十年过后，这种渐变逐渐趋向蜕变。刊物的办刊方针逐渐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变得面目全非了。在对待重大历史事件和重大历史人物上打着“反思历史”和“重现历史真相”的旗号，竭力渲染历史虚无主义，恣意践踏实事求是的正确原则。这方面的文章和观点可谓浩如烟海，不可胜数。这里仅举若干文章中的一些观点，以见全豹。对于党的领导，李锐说：“我们党执政之后，却走了一条与此相反的道路，祸民殃国。”周瑞金说：“在伟人政治时代（指毛泽东主政的27年），搞一言堂，搞个人崇拜，搞阶级斗争为纲，党的一个个接班人被清除掉了。到强人政治时代（指邓小平主政的11年）……出现上世纪80年代逢单反自由化，逢双反‘左’的现象。由此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政治局常委会很少开。后强人时代党的领导人（指江泽民、胡锦涛主政时代），都受到政治老人制约。这个时期党内斗争出现什么动向？转向了政治局成员。如此看来，党执政以来63年时间里，不论在什么时期，党内都充满着斗争。要允许党内有派，允许常委内有不同政见之争。这是常人政治时代（指十八大以后习近平主政时代）政治局常委会建设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李锐说：“现在由党内的机构，政法委统管国家的公、检、法执法机关，同‘依法治国’的方针相抵触，其弊端日益突显，应尽快废止各级党委的政法委。”江平说：“到底是司法独立还是司法服从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法院丧失了自己的独立，完全由行政领导来决定，这是一个大危险。”童之伟说：“法官、检察官原来是党员的，任职后可保留党籍，但应该冻结组织活动，终止与党的组织联系；原来不是党员的，在任法官、检察官期间有义务不加入任何政治组织。各级法院、检察院不再设立党组，内部也不再设立机关党委……等政党组织，终结各级党委及其政法委与法院、检察院之间事实上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对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和我们的党，袁鹰说：“胡绩伟坦承……有两个根本问题：一、我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是正确的真理？二、我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不是走错了路？这两个带有根本性的大问题，在心中酝酿了几十年，没有作出圆满的答复……我自己，是老胡的后辈，自以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参加共产党也有六十多年，如果认真反思：年轻时信仰和追求的，同现在见到的是一回事吗？我信仰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吗？我究竟当了一个什么样的共产党员？恐怕也是要辗转反侧、心情不得安宁的”，如此等等。攻击党的领导，散布对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怀疑，对一个共产党员入党初心的怀疑，对党史、人民革命史的颠倒、歪曲和虚无，在近15年《炎黄春秋》各期各篇中，堪称比比皆是。
《炎黄春秋》“玩”历史虚无主义可谓达到了极致。一个北大教授硬说什么马克思主义同基督教、儒教一样，把“历史终结在一个设想的未来阶段”，“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它着力攻击所谓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说苏联“把人类的从古代文明到眼前资本主义文明的漫长历史完全地虚无化，将其贬低为没有任何价值的一堆垃圾。”又称，这种“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给中国带来的危害比原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用谎言叠加谎言、谣言交集谣言，恶狠狠地深刨党的祖坟，真是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
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颠倒和歪曲，最猖狂的是对开国领袖毛泽东的攻击和丑化。十几年来，《炎黄春秋》以反毛专业户自居，以反毛为己任和本色，几乎到了无时无刻不反的地步。杜导正先生等深知，要把这个党的革命史虚无掉，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连根拔掉，最佳切入口是反毛。把毛泽东彻底反掉，一切就如愿了。钟沛璋说：“他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事实上，他造成了一个人可以凌驾全国人民之上的党国体制。一个人站起来了，亿万人民却跪下去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只有靠人民自己的觉醒和奋斗。改革这种毛泽东自称是无法无天的党国体制，中国才有伟大的前途。”李锐说：“我同他们谈到，如果世界上有些独裁者用专政手段统治，毛泽东是他们中最厉害的，因为他想尽办法给人洗脑，都当螺丝钉（学雷锋就是当螺丝钉）。中国要走向民主，走向宪政，必须彻底从毛泽东的阴影中走出来。”邵燕祥说：“毛要搞的是‘家天下’，而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与毛不同之处，则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即党天下的。更不用说毛泽东，有人至今还要‘请出往日的亡灵’，甚嚣尘上，却不是为了娱乐的目的。”郭道晖说：“毛是左倾路线的总代表，17年中主要是毛犯错误”，“可写一个毛的《左倾修正主义》的书，比列宁批伯恩斯坦右倾修正主义文章中的材料不知多多少倍，毛的错误太大，太多。”“毛在党内不仅‘钓鱼’，而且要搞‘剥笋政策’，在党内一层层剥掉（异己分子）”。有人概括毛的错误为16个字：“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棉里藏针”，是“封建主义打底，马列主义罩面”，“王明言必称希腊，毛则是言必称秦始皇”，什么“暴君”，“中国历史最残暴的统治者”……一顶顶最恶毒的帽子加在毛泽东的头上，一盆盆最污秽的脏水泼在毛泽东身上。这样的一种渗入骨髓的深仇大恨连许多外国人都瞠目结舌，完全无法理解。《炎黄春秋》的反毛真是达到了“突破”了又“突破”的境界。
杜导正先生们的盘算是彻底反掉了毛泽东，他们那一套“改制换向”的策划就可以全盘付诸实施了。而这也正是他们办刊宗旨中的另一句话：“坚持改革开放”。他们要坚持什么样的改革开放呢？十几年来，人们看得很清楚，在《炎黄春秋》的版面上，紧锣密鼓地，几乎每期都可读到的推崇西方宪政民主，西方政治体制框架等一切以西方马首是瞻的文章，就是他们坚持的改革开放的内容。用实事求是的幌子把中国党、中国革命，开国领袖虚无掉，把西方的宪政推出来，而这也正是《炎黄春秋》办刊宗旨的底牌。
多年来，《炎黄春秋》惯于自我吹捧，从杜导正先生和编辑部的文章中，我们都全然领略到了。这一期刊物还有一个特色是文章中登了许多题词，计有十六幅之多，全为正面肯定、激励之辞。但是，《炎黄春秋》的先生们也许没有想到，他们实际上是办了一件蠢事。他们的初衷是拉着虎皮当大旗，是为了抬高他们的身价。但是细细看了那些题词的年月日，除去未写上者以外，均为1991、1992、1996、2001年所题。那是《炎黄春秋》创刊头十年期间，以正面文章为主的期间。这些题词的内容大体切合这家刊物当时的实际。但是打从2002年，《炎黄春秋》逐渐彻底变质以后，竟无一幅题词刊登！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绝大多数题词人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热爱毛泽东，热爱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人、知名作家、知名社会人士。他们对创刊头10年的《炎黄春秋》题了那些词是适当的。问题在于，2002年以后，杜导正们完全背离了那些题词寄予的希望。人们还注意到，习仲勋同志的题词：“《炎黄春秋》办得不错”，在这家刊物的版面上，近年来已经不止出现一次了。他们累次刊登习仲勋同志的题词，有他们不可告人的用心。这一点，你懂的，大家都是懂的。但是他们这种自作高明之举恰恰伤害了习仲勋同志。仲勋同志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念，非常热爱毛泽东同志。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亿万人民革命意愿和实践的结晶，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仲勋同志是《炎黄春秋》创刊10周年的2001年题的词。10年过后，这家刊物变成了反毛专业户，却还把仲勋同志的题词在他去世后又在刊物的版面上挂出来。这对仲勋同志公平吗？这不是对仲勋同志极大的伤害又是什么呢？《炎黄春秋》为了抬高自己，不择手段，欺世盗名到了这个地步，可称叹为观止。仲勋同志在天有灵，他能原谅吗？人们把《炎黄春秋》大数量刊登题词之举视为一桩蠢举，只怕杜导正先生们还视之为得意之举呢。各有想法不同，奈何！
反面教员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炎黄春秋》这一次又结结实实地给我们上了至为生动、深刻的一课，使我们大家都大长了一次见识，大开了一次眼界，这样说不虚吧？
2016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