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正如毛泽东所揭示的“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金融问题也必须纳入世界政治和美国的全球战略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对此美国人从不讳言，而发展中国家则容易犯迷糊，成为政治上的庸人，酿成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型国家”的地缘政治灾难。

在冷战的大背景下，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得到国际政治理论强大的学术支撑，其中突出地表现为两大学术方向，一是传统的地缘政治学，从基辛格到布热津斯基都是这一理论在美国政界、外交界的代表人物;二是以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一书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理论。这本书1948年出版，至今已经出了第七版，不仅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也是美国有关学科领域“教员、研究生和成千上万的本科生的精神食粮。”(71)((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国家间政治》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至于自由主义理论，那是用来骗骗发展中国家，是一种地缘政治的意识形态或宣传工具，西方政治家从来不会认真的。还是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说得透彻：自由主义不过是强国突破弱国关防的一个工具。根据摩根索的理论，战后美国在军事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三个方向上全面创新了帝国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其中经济帝国主义领域的创新，突出地表现为两个方向：一是在冷战背景下将经济帝国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结合起来，并加以“全球化”的学术包装，集中表现为向发展中国家大力输出经济学和形形色色的社会科学理论包括各种“发展理论”，目的是将发展中国家纳入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整合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事实上也达到了这个目的;二是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扩张，用摩根索的话说，文化洗脑运动是“最微妙也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扩张。由于苏东剧变，美国和欧盟的地缘政治经济扩张，其收获大大超出预期，但是也因此促成了世纪之交以来的世界政治觉醒和新的全球地缘政治的急遽变化。

无数事实证明，当代全球问题，包括国际金融问题，关键在政治。

首先，正如毛泽东所揭示的“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金融问题也必须纳入世界政治和美国的全球战略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美国在19世纪确立称霸全球的地缘战略目标以后，百多年来登上帝国主义霸主地位，历经几十任总统，这个目标不仅从未动摇，而且野心愈来愈大，手段也愈来愈阴险狡猾、花样翻新和极具杀伤力。如前所述，20世纪70年代以后，面对全球危机，美国已经将“减少”世界人口作为既定国策和全球地缘政治目标，为此采取的所有外交政策都服务于这个战略目标。美国的跨国公司也服务于这个国家战略。回过头看，这个美国国家战略包括一个极其庞大和错综复杂的政策体系，其政策方向几乎无所不包。就科技、经济、医药卫生政策而言，显然近年来暴露出来的诸如利用转基因食品和生物医药(如某些疫苗等)等途径来实现美国的地缘政治目的之类的问题，还只是冰山之一角。利用经济理论、金融理论、金融政策和金融工具包括衍生品工具制造地缘政治灾难，削弱别国，根据近年来揭露出来的大量金融内幕，也属于这一类。例如一个时期以来，美国在极力向发展中国家推行西方经济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同时，更将美国金融理论和实践特别是将华尔街神化，看到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有机可乘，在理论上将金融和资本市场的作用极力夸大，极力诱导和推动金融精英追随华尔街，使得许多国家的发展和改革，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建设和金融体制的发展改革，陷入极其错综复杂的困难局面。在美国极力推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过程中，落入西方贸易金融陷阱的国家，比比皆是。正因为如此，俄罗斯学者才认为“休克疗法”的实质是种族灭绝，这也是一种地缘政治结论。将国际上的诸如此类的有关问题联系起来思考，不难看出其来源都指向美国的全球战略。长期以来美国利用世界霸主的地缘政治优势，将联合国有关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作为其推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地缘政治工具，而美国作为世界金融帝国和当代金融创新包括“有毒债券”的发源地，将金融及其衍生品作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其次，美国早已经成为“影子政府”控制的国家，20世纪上半叶流行的福特主义和实行罗斯福新政，出于维护垄断资本统治的需要，可以向人民做出有限的让步，完全是迫于阶级斗争形势的政治压力;而新自由主义的反攻，也是东西方政治失衡的必然结果;这次搞出金融海啸以后，美国政府仍然顽固坚持新自由主义，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国运，以为政治赌注，根本原因还在于其对苏联解体以来全球地缘政治形势的误判，以为实现美国永久霸权的历史机遇到来。特别是小布什总统执政的八年，更加大赌注。以金融为例，2004年全球场外交易(OTC,over the counter)利率衍生品(金融市场标准化合约的最大类别)其名义价值约为185万亿美元，占全球金融市场标准化合约总额250万亿美元的74%，其包含的市场风险超过5万亿美元，接近同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为美国未清偿的国库券价值的41倍。(72)((美)廖子光著，林小芳、查君红等译：《金融战争 中国如何突破美元霸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44页)这次美国玩得太大，将中产阶级和下层老百姓的利益都赌进去，也就是将美国国运也赌了进去，彻底栽了。2008年金融海啸重创了美国中产阶级和下层老百姓，更激化了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社会经济矛盾，美国自身已经成为一个火药桶。美国是否能作为一个统一的合众国继续存在下去，存在多久，面临许多未知数。一个时期以来，美国极右翼中流行一种“沉船”思潮，似乎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即将赢得世界，为此即使美国垮掉也在所不惜，因为他们自以为有资本、有导弹，可以做“国际人”，即国际垄断资本集团似乎只要掌握足够的财富和军队，就可以建立世界政府，重新进行全球地缘政治整合。美国极右翼中的这种思潮，被亨廷顿这个美国顶尖右翼思想家痛斥，为了防止美国“沉船”，他临终前还写了《我们是谁》一书。亨廷顿指出，长期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了自身利益，在广大半外围和外围的发展中国家的上层特别是金融领域，扶植了一大批号称“达沃斯人”的金融新贵，就是这种有共同的价值观和“沉船”思想的“国际人”。据估计，这些人在全球发展中国家总计不超过五百万人，占世界人口比例不到0.1%，占发展中国家人口比例更是微乎其微。亨廷顿对此说，达沃斯文化“远不是普遍的文化，而且那些在达沃斯文化方面有共性的领导人不一定在他们自己的社会确保权力控制。”(73)((美)亨廷顿著，周琪、刘菲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这句话意味深长，颇耐玩味。事实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些达沃斯人有不同的名字，例如在拉美国家叫“芝加哥小子”，在印尼叫“伯克利匪帮”，在俄罗斯叫“盖达尔-丘拜斯匪帮”，等等，这些人确实都没有“在他们自己的社会确保权力控制”。

再次，国际金融就是国际政治，对此美国人从不讳言。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冲击”引起国际反弹，当时美国财长约翰·康纳利有一句名言：“美元是我们的，但问题是你们的”，美国财长懂政治，一句话道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的经济和政治实质：美国可以无限制地印刷钞票，然后输出个世界各国，而别人不能，美国吃的就是这口。意大利银行董事长贵多·卡里说：“黄金与金融体系脱钩，而且未能用官方认可的工具取代，证实了这是一种为强化美国银行的主导地位而设计的恶意图谋。”(74)(转引自(美)威廉·恩道尔著，赵刚、旷野等译：《石油战争》，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163页)廖子光先生指出：“《广场协议》的真正作用在于把维持以美元标价的美国贸易逆差的成本，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镇痛的代价从美国转嫁到日本。抬高欧元的战略意图是使之落入与日元一样的地位，成为美元霸权的从属货币。”(75)((美)廖子光著，林小芳、查君红等译：《金融战争 中国如何突破美元霸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近年来美国疯狂地逼迫人民币大幅升值，目的也在使人民币成为美元的从属货币，这是美国一贯大打汇率战的地缘政治意义所在。美国的厉害在于，一切以地缘政治战略目的为转移，从不动摇，既大搞“政治挂帅”，又精于算经济账，算大帐，也算小账，归根结蒂算大帐。而发展中国家的软肋之一则在于思想上政治上被解除武装，容易犯迷糊，某些经济学家和学者由于新自由主义流行等复杂的原因，往往盲目轻信美国，既掉以轻心，又不了解国际金融与地缘政治的关系，成为政治上的庸人，这是酿成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型国家”地缘政治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近年来美国不择手段地逼迫人民币升值，给中国金融体系和政治、外交带来巨大压力，这一切是为了迫使中国彻底开放金融市场，以便最终控制中国货币和掐住咽喉。毛泽东早在1938年在《论持久战》中说，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在当代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博弈中，政治可以是流血的，也可以是不流血的流血，拉美经济被称为“被切开的血管”，不是流血吗?前苏联演变为俄罗斯，以及东欧剧变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无以数计的财富和资源被西方洗劫，不是被“切开血管”，不是流血吗?说“休克疗法”是“种族灭绝”，就更是大规模流血。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几十年积累的财富被席卷而去，不是流血吗?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所以，欲破解当代经济困境包括破解金融困境，无论在世界还是在中国，都不能就事论事，不能以经济论经济，更不能就金融论金融，其关键在政治，其破解的门径，要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请教，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请教，也要向毛泽东思想请教，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