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和国家的一项大工程，也是国家治理理论的一篇大文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进一步深化国家治理理论研究，同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这一有力思想武器。这就需要我们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把握时代发展趋势、着眼中国现实问题，对“坚持什么”、“继承什么”、“抓住什么”以及“注重什么”这四个重要问题作出回答。

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研究国家治理理论，离不开“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治理”以及“怎样治理”这三个基本问题。其中，后两个问题的探究深度依赖于对前一个问题的正确解答。列宁曾说过，“国家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难弄清的问题，也可说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法国那个被马克思讥笑为“浅薄”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巴师夏甚至曾打算悬赏100万法郎，招募到在当时能对“国家”下一个准确、简单而又能够理解的定义之人。幸而，现代工人阶级有马克思主义这个“哲学的大脑”，唯物史观已然正确地揭开了这个理论奥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法兰西内战》《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政治形式”、是特殊的暴力机器以及国家必须履行社会管理等公共职能。今天，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对于我们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根本的意义，在于正确回答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立场问题和国家职能边界问题。

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最大的不同，是其本身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理论的立场问题，即其背后的价值观，核心是“为什么人”。社会主义国家与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最大的不同，是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国家治理的根本目的是真正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内含一个重大的理论误区，就是用资本主义话语中的“民主”替代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中的“人民主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了西方民主制度在立场问题的两个缺陷，即“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以及“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社会主义制度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面和取代物，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中要做到以资本主义为鉴，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提出新发展理念的同时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是对“以人为本”的准确解读，确证了处于发展之“中心”、之“本”的人，是唯物史观中“现实的个人”。落实好这一点，最重要的是要创造条件让最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国家治理中来。各级政府机构要把前一阶段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果，落实为时时处处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人民群众对于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最具有评价权，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等方式能够最大程度地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集中群众智慧和力量，为群众的“改革获得感”找寻现实来源。

社会主义国家职能边界问题，是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同马克思主义争夺话语权的一个焦点所在。西方政治理论指认社会主义国家“缺乏民主”、西方经济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提出“政府失灵”，不得不说在理论上是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在当今“西强我弱”这样一种舆论格局中，我们要保持应有的战略定力，应当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中去寻找答案——《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句话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即“因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所以可以得出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获得了政治形式”。这句话的当代价值，在于启示我们国家的基本职能是由国家本质决定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存在所谓“没有国家的治理”。围绕给资本家增税还是减税、对垄断私企规制还是放任等问题，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每一天都存在着极大的争论。在当前日趋复杂多样的国际国内环境下，盲目主张削弱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职能，对内过不了求稳定求发展保民生这一关，对外过不了西方世界围堵制衡这一关，到头来势必会犯下习近平总书记经常警示的“颠覆性错误”。社会主义国家职能的具体边界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我们对此应当坚持发展的眼光。在这一点上，中国一是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攸关国家安全的领域，党和政府都不应该也不能够简单地轻言“退出”；二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在市场能够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领域要大胆放手，鼓励市场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

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继承巴黎公社原则

找寻研究国家治理问题的思想资源，仅仅“向西看”是远远不够的。避免如习近平总书记言及马克思主义在这一学术领域“失语”“失踪”“失声”，我们有必要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找寻历史的经验。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尝试，可以被看作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初啼”。马克思指出，“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在马克思看来，巴黎公社这个“廉价政府”体现了精简、廉洁、民主、透明等基本特征。马克思说，“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这些原则将一再凸显出来，直到工人阶级获得解放”。在社会主义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我们学习的重要思想资源。

历史上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在其建设实践中或多或少出现过政府机构臃肿、官民比例较高、人浮于事等违背“廉价政府”理念的不良现象，但从归根结底意义上相较于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是应然有道路自信的——今天在一些西方国家曝出的资产阶级对内镇压劳动群众、对外发动局部战争或搞颜色革命等事件，哪一点不需要臃肿的政府和庞大的开支呢？无怪马克思在用资产阶级政府对比无产阶级巴黎公社时讥讽到“表面上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最丑恶的东西，正是这个社会一切腐败事物的温床”。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廉价政府”这一构想的推崇与坚持是一以贯之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让八项规定成为红线、让打虎拍蝇成为常态、让“为官不为”成为整改对象、让“放管服”成为政府工作重心等等施政举措，都是为了通过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以打造更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并提高自身治理能力。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国家治理问题进入我国政治学研究场域以来，治理主体多元化这个问题被学界讨论得非常热烈。然而，不管是提出什么样的治理主体多元化理论，中国共产党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执政地位都是必须得到尊重的，盖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国家的实质不过是阶级的专政。有分析曾指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党垮台、国解体的历史悲剧，一方面当然是受到苏联“老大哥”红旗落地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体系在所谓的“解冻年代”出现过严重问题——上世纪80年代若干个“非正式组织”在这些东欧国家被允许有组织地、公开地进行反体制活动，助推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性质的反对党颠覆共产党政权。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执政地位问题，他就此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贯彻落实好总书记这一执政理念，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就必须有利于切实保障党的领导而不是走向相反的道路。体现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需要执政党一是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尤其是执政能力建设，着力打造服务型政党；二是要坚持党内民主引领和促进人民民主，加快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现代化；三是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真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抓住“破旧立新”这个实质

向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重要组成部分前进，一个前提性要求是要搞清楚实现这样一个现代化究竟需要我们做到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简而言之，“破旧立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牢牢抓住的实质。在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需要做一点理论辨析。

其一，在这里旧与新的区别，不是“左”“右”之差。一种倾向往往会掩盖另一种倾向，在思想理论界一种不正确的观点看来，任何一种现代化都是西方化，换句话说，只有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才是“新”。习近平总书记一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他在同一篇讲话中提出的一个新的视角，值得我们充分重视——他说，“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同世界上一些地区和国家不断出现乱局形成了鲜明对照。这说明，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蹄疾而步稳，一方面警惕产生推进这项工作的畏难情绪，一方面也要对推进中可能产生的各种风险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与敏锐性。坚持底线思维、增强政治定力，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两条十分重要的经验和原则。有了这样“定海神针”，我们就能在国家治理的长期实践中超越风险社会。

其二，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一个整体，“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规定了必须坚持的政治方向——换而言之，我们今天所要立的任何一项“新”，都不能游离于社会主义制度之外。从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型，积极有效地提供制度供给以防止出现“制度真空”，毫无疑问是十分重要、也是十分必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意义，在于能够凝集成果、体现特色、彰显优势、引领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来源，是在政治建设领域，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能够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加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完善、基层民主建设不断发展以及建设“法治中国”的进程不断进步；在经济建设领域，基本经济制度能够充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既促进效率与活力、又保障公平与和谐，从而使得保持和促进经济在新常态背景下平稳较快发展在我国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之所以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其背后的一个制度原因正是来源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治理就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巩固社会主义、完善社会主义。

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注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从传统意义上说，国家治理问题属于政治学研究范畴，对应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领域。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2月17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这一新论断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的理论视野，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论断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启示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要在政治建设领域下足功夫，也要同时注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贯彻好总书记这一重要指示精神，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着重发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因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秉持“国学为根”的理念。所谓价值体系，必然是由不同的理论元素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有机构成。我们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马学、西学、国学这三大学说，对于当代中国价值体系的构建而言起到的是体、用、根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一贯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曾经非常简练地将其概括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十八个字。以政治学的眼光来看，在这一概括中，仁爱、民本、诚信是价值理念，正义、和合是治理目标，大同是社会理想。中国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以及古代中国为什么生产力能够长期领先于世界，这些蕴含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思想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可以为回答这两个问题提供现成答案。今天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也要“不忘本来”，在继承中创新这些宝贵的精神遗产，将其融入到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这个开放、包容的价值体系当中来。

良序社会与实现善治互相促进，因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赖于公民道德建设的推进。良序是善治的重要目标，又是善治的根本保障，没有全体公民道德的提升，良序社会就难以形成。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活的那个年代，他们所看到的是资本逻辑主导下“严肃的道德正濒临消失的危险，而肉欲却妄图把自己捧得高于一切”。在笔者看来，一些西方国家虽然生产力搞上去了，但由于其道德观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因而在本质上是劣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我们今天所说的“制度自信”，内在地包含了这样一种全新的国家治理思路——治理主体即执政党把道德的发展和进步状况作为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在全体公民中树立包含指导思想、共同理想、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荣辱观在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和践行包含国家、社会、个人应当追求什么样的价值目标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理想信念、价值观念的力量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善治目标。

（作者：杨莘，人民论坛杂志社人民智库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