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 8月 23日,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给老师兼好友黎锦熙写了一封信,分析了他对时局的看法。其中有这样两段话:
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动荡、新旧文化的激烈交锋之中。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然而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命运。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各种主义和思潮,“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没能改变旧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分析时局,毛泽东说了上述这番话。他认为,变革中国的方子开了不少,但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俱从枝节入手”而“本源未得”,没有抓住病根。对于当时的军阀政客,毛泽东认为他们“胸中茫然无有”,“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只剩“手腕智计”。这样的政客与古代奸雄无异,无补于中国世事。只有“学有本源”、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才是中国之所需,才能求得中国面貌之根本改变。
循着这样的思路,毛泽东主张从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入手,“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只有这样“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才能“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才能从根本上解释和解决中国的问题。事实上,在 1917年前后,毛泽东读了大量哲学、伦理学方面的书。他手抄过老师杨昌济翻译的一部《西洋伦理学史》,共 7册;他阅读过蔡元培翻译的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在约 10万字的原文上写下了12000多字的批语; 1918年初,他还发起成立新民学会。这些阅读和实践活动,都旨在改造旧思想、旧伦理,“革新学术,砥砺品,改良人心风俗”。
在毛泽东看来,改造学术与人心,这是探寻解决中国问题大本大源之道的大方向。然而,直到1918年,他还只是循着这个大方向进行探索,并没有找到大本大源之道本身,直到他去北京之后。
1918年夏至 1919年春,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并在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大学得到图书管理员助理职位。期间他认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文化名人以及张国焘、邓中夏等进步青年。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后, 1919年底至1920年初第二次来北京期间,毛泽东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热心搜寻并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书刊,对确立自己的信仰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后来他曾回忆说:“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在1917年8月给黎锦熙的上述信中,毛泽东还说:“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 ;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当时,他因未得大本大源之道而心中茫然。而到了 1920年夏后,毛泽东心中的解决中国问题的大本大源之道开始明确起来。他明确提出:对中国问题,“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这个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旦寻找到“大本大源”并确立了自己的信仰,毛泽东就坚定地用以指导中国实际,执着至信,终生不渝。在转战闽西赣南的艰难岁月,他曾致信中共中央,请求寄送马列主义书报阅读,并说“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在红军打下闽南第二大城市漳州时,他曾到龙溪中学图书馆翻阅了一上午,挑选《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等马列主义书籍阅读;长征胜利初到陕北,他比较系统阅读马列主义哲学书籍,写下《实践论》和《矛盾论》;全面抗战初期,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要学习马列理论和历史知识,同时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命题。
可以说,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就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大本大源”为指导;中国建设、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也是因为有一代又一代“学有本源”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实践。从这个角度上讲,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不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毛泽东所倡导的“学有本源”,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面对“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领导干部能否成为“学有本源”的马克思主义者乃至马克思主义政治家,而不是信仰缺失的行尸走肉,对于我们事业的兴衰成败至关重要。
所谓“学有本源”,就是不能靠“手腕智计”、耍小聪明,而要修学储能,以马克思主义的深厚学养作为为人做事之支撑;同时,要将“外观之识”与“内省之明”结合起来,注重修身养性。只有在治学穷理、修养为人、办事从政等三个方面相互贯通、互为表里,皆能为世人之楷模,这才是“学有本源”的大政治家。领导干部要做到“学有本源”,就必须至少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做同样一件事,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目的,其结果也会不同。在 20世纪20年代初期,作为国民党进步阵营中的人物,蒋介石也曾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但是他并没有像毛泽东那样,成为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领导者,其根源在于立场和目的不同。毛泽东是站在最广大劳苦大众的立场,立志改造中国和世界,以救国救民为根本目的;而蒋介石不过是为了个人升迁捞取所谓的政治资本。我们要向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学习,树立为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学习的正确目的,这是激励我们不断学习、学习、再学习的不竭动力。
其次,要重视对基本理论的学习,加强马克思主义修养。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更新不断加快。时代的发展和社会形势的变化,要求我们不断学习各个方面的专业知识的同时,绝不能忘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永远都是我们共产党人学习的“大本大源”。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实践,同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我们学习的一条根本主线。领导干部如果不重视基本理论学习,那么他在处理问题时,就往往会“从枝节入手”,背离本源,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往往会在复杂多变的形势面前迷失方向。
再次,要养成勤奋好学的良好习惯和老老实实的良好学风。“学如基础”,学习是做事工作的基础,是提高素质、增长才干的重要途径;学习也是修身为人的基础,是不断提升自己人生境界的重要途径。因此,我们要“倡学”,养成勤奋好学的良好习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领导干部应该把学习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好学乐学。”同时,学习是一个逐步深入、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树立老老实实的学风,脚踏实地、锲而不舍、孜孜不倦、久久为功,就必定会积少成多、积沙成塔,积跬步以至千里。树立良好学风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千万不能夸夸其谈、变成“客里空”。
最后,必须将学习专业知识与加强思想文化修养紧密结合起来。具备良好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素养,是一个人的为人做事之基,安身立命之本。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加强个人思想文化修养尤为重要。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身不正则家不齐,家不齐则国不治。领导干部的个人修养绝对不是什么小问题,绝对不是“小节”;而是一个大问题,是“大节”。正因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严以修身,加强党性修养,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学习不学习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本领大小也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事情。”“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党的事业的发展,需要我们不断加强和改进我们的学习。领导干部要树立科学的学习观,做到“学有本源”。“学有本源”,就是要求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断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达到主观与客观的高度统一。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