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奥利弗·诺梅里尼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因提出“历史终结论”而名噪一时。二十多年间，国际形势可谓风云突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打着民主自由和人权高于主权等旗号在世界各地肆意发动战争，西方金融寡头则采取各种巧妙手段在国内外攫取巨额经济利益。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使得金融资本主义的贪婪和弊端暴露无遗，资本主义虚假的民主自由形式不仅遭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抵制，也引发了西方民众的不断质疑。

　　在号称民主自由的西方发达国家尚未走出金融危机阴影之时，福山没有相应修正自己的“历史终结论”，反而试图给名誉扫地的西方民主恢复信誉，发表文章坚持声称“民主依然挺立在‘历史的终结’处”。通读《民主依然挺立在“历史的终结处”》全文，文章歪曲历史和现实，误导世人，特别是对中国模式的评价怀有傲慢和偏见，对已经陷入危机状态的欧美模式缺乏深刻反思。本文提出三个问题，以对该文主要观点予以评析。

　　一、没有出现对“历史终结论”的最严重威胁吗？

　　首先，福山认为没有出现对“历史终结论”的最严重威胁，充满了西方中心论的自大和吹嘘。据说民主自由最早诞生于欧洲启蒙运动中，是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们根据古希腊文明发展而来的。然而，中国有学者经过严肃考证后指出，“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公元5世纪）到文艺复兴（15世纪）的1000年所谓‘黑暗世纪’（中世纪）里，多数的欧洲人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曾经存在什么希腊文明，也几乎没有人懂古希腊文”。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也指出，“可以断定，直到1800年为止，欧洲和西方绝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如果非要说什么‘中心’的话，客观地说，不是处于边缘的欧洲，而是中国更有资格以‘中心’自居。”换句话说，直到工业革命后才逐渐占据人类世界发展舞台中心位置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提出民主自由并非出于对过去辉煌文明的继承，而仅仅是为了突破封建主义堡垒。今天一些西方学者再次鼓吹民主自由则是基于西方资本控制全球利益的需要。

　　其次，福山在文中大谈民主，却不懂辩证法，不知民主具有形式和实质之分。西方政府对内实行的是维护国家统一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务实政策，对外输出的民主却是怂恿他国民众反抗政府的无政府主义思潮。2011年，美国政府对“占领华尔街”的民众动用警察强制清场造成流血事件清楚不过地说明了美式民主的实质。对外方面，美国将民主作为战略工具获得的最大成就，莫过于成功摧毁了苏联社会主义政权，获得一强独霸的地位。

　　进一步观察，主体性和适应性才是检验民主真假的根本标准。主体性是自主行动和自主决策的能力。引入西方大国的民主对其他国家而言可能意味着动乱，因为一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是以本国主权和国家安全得到保障为前提的。国家发生动乱，主权和安全尚且无法保障，主体性必然丧失，自主行动和自主决策只能是空中楼阁。在苏东剧变之后的二十多年里，美国相继发动了两次伊拉克战争、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近些年在北非、中东、乌克兰等地的动乱中煽风点火，制造地区动乱，伺机浑水摸鱼，强行输出美式民主。为了国内金融寡头的利益而使用民主工具侵害他国利益甚至引起他国政局动荡，这样的民主已经威胁到了世界安宁和繁荣发展，又怎么能成为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呢？

　　再看适应性。存在严重弊端的西方民主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基本是“水土不服”。一些拉美、非洲国家，包括亚洲的菲律宾和泰国等国，早已引入美国的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形式，但这些国家政局不稳，甚至人民的温饱也无法解决。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在发展中国家不存在一个掌控全局的稳定的核心组织（指以共济会为代表的寡头）。研究国际政治问题的福山也看到了西方民主在各国实践效果不佳的情况，他在文中承认“许多现存的民主国家运转不良”，但对为何“运转不良”却遮遮掩掩。

　　最后，经济民主优先于政治民主。福山喜欢民主，但似乎不知道民主是以经济发展为前提的。在寡头垄断的经济环境中，就没有实质性的经济民主和共同富裕。波及到近百个国家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纷纷高举“99%民众与1%富豪”对抗的标语，便充分表达了广大选民的心声和愤怒。苏东剧变之后，尽管普通群众也获得了选票，但民众的生活水平却并未得到提升和保障。

　　被称为经济最发达、政治最民主的美国，一直以来都被自由主义者描绘成天堂般的国度。但美国的真实情况比福山所言的“利益没有得到共享，派性明显的两极化政治体制”恐怕要严重得多。一方面，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过去30年中，美国国内的贫富差距达到了历史顶点。另一方面，美国的民主本质是金钱民主、寡头民主和狭隘利益集团的民主。众所周知，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政府未经纳税人投票和许可就动用纳税人的钱救助贪婪的华尔街金融寡头，这正是这种民主虚伪的表现。

　　福山闭口开口谈民主，将最近几十年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成就也归功于美式民主，但没有反思这类所谓民主政治的实质是“金钱政治”“寡头政治”和“家族政治”，而非真正的人民民主政治，这种民主导致当今世界发展的严重不平等和不平衡。福山也没有注意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金融和高科技等领域的高度垄断，以及对世界市场的巨大的依赖性。试问：若离开了垄断和广阔的外部市场，仅凭民主，资本主义还能延续到今天吗？

　二、谁在威胁全球稳定？

　　福山坚持西方中心论，从西方民主的视角观察世界，在这一狭隘框架下，得出俄罗斯和中国是威权政体的结论。不仅如此，福山还借用外交政策分析家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的观点，认为中俄在欧亚两端威胁全球稳定。

　　（一）东亚不稳定的制造者是美国和日本而不是中国

　　2001年12月11日，中国结束了长达15年的艰苦谈判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其第143个成员。中国加入WTO十几年的表现大大超出西方的预期：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出口国，一大批企业走出国门，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

　　今天，西方国家面对中国崛起的事实，开始采取各种围堵政策，贸易围堵就是其中的一种。

　　2013年6月21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在上海签署了《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以民进党为首的在野党歪曲丑化服贸协议，并通过各种渠道对其造谣中伤，极力阻扰其通过。2014年3月18日，数百名台湾地区大学生突然冲破安保人员的防线，在民进党“立委”的带领下，强行闯入台湾地区“立法院”，高喊“反服贸”，砸破玻璃进入议事大厅。台湾地区的“服贸风波”是美国贸易捆绑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地区学生和民进党的背后，显然有美国的支持。就是在香港地区的“占中”运动中，我们也能看到美国政府的影子，西方势力在香港地区挑拨的目的，是妄图逼迫中国大陆动用解放军平息事态进而陷于被动，然后西方再对中国大陆实行全面制裁。

　　不仅破坏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贸易，美国还试图和一些国家打造新的贸易绞索。美国之所以遏制中国搞“自由贸易”，有着深刻的经济战略考量。因为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的事实，意味着人民币迟早会成为世界贸易结算的第一大货币。

　　美国不仅在贸易等经济领域挑拨亚洲各国的关系，而且还不断怂恿日本等国家在领海领土问题上挑衅中国，破坏东亚和整个亚洲的和平与稳定。

　　2012年，日本政治家突然挑起钓鱼岛争端。钓鱼岛争端背后有着急迫的经济原因。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日本政府负债已经达到了1008.6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4万亿元）。不仅是负债严重，日本还面临国内市场狭小、资源短缺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可以说，自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经济已经徘徊了二十多年，表现越来越差。同时，美国尚未从金融危机中复苏，一直试图对外转嫁危机，脆弱的日本经济就是其转嫁对象。一些美国政客预期的最佳结局是像20世纪80年代末一样，席卷日本海量的国民财富。

　　（二）欧洲不稳定的制造者是美国而不是俄罗斯

　　世界的另一端——欧洲也不太平。冷战结束后，在某种意义上，美国实现了独霸全球的目标。然而在后冷战时期，虽然美国享受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冷战红利”，但中国和德国却在快速成长。一直未放弃冷战思维，不愿意丧失全球霸主地位的美国把中、德两个大国视为其霸权地位的主要威胁。美国的长期战略是围堵中国，分化欧洲。科索沃战争是美国为维护美元霸权打压欧元的明证。通过北约东扩，美国把欧洲推到了同俄罗斯冲突的第一线。在乌克兰危机中，美国也是反复火上浇油，意欲让德国等欧洲国家同俄罗斯直接发生冲突，最大限度消耗俄、德两国和欧盟的实力。

　　（三）哪里有美国需要的利益，哪里就有冲突

　　政治是直接或间接为经济服务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战略家、时任国务卿的基辛格就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历史也表明，美国为了控制石油确实是不遗余力。石油是支撑美元币值的重要担保物，美元霸权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是美国霸权最重要的基石，美国为了捍卫美元霸权往往不顾一切。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原因之一，就是萨达姆公开主张用欧元代替美元作为石油结算货币，而同样被美国打击的卡扎菲不仅主张石油结算非美元化，还试图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建立新的货币体系。2014年美国操纵石油价格猛跌，其目的就是重挫俄罗斯经济，遏制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政治军事行动。

三、中国模式难道不是对“历史终结论”的否定吗？

　　福山将中国模式描述成威权政府、不完全市场经济以及高技术水平官僚和科技能力的混合体，甚至大胆猜测，50年之后，中国在政治上更像欧美。

　　（一）中国模式是对“历史终结论”的否定

　　苏东剧变后，中国顶住了西方世界的压力，坚定不移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使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中国大地焕发光彩。可以说，中国模式的一系列制度创新——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经济效率和经济公平交互同向和并重，自主型的全方位开放体系等，很好地解决了经济发展、国家稳定、社会和谐之间的关系。这也是确保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维护国家和人民的经济主权，实现人民民主，避免西方的金钱民主等虚假民主形式的根本经济制度保障。社会主义中国追求的民主是实质民主与形式民主相统一的人民民主，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走出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道路，为世界各国树立了榜样。

　　（二）中国模式还需要不断完善

　　诚如福山所言，中国存在的土地污染、空气污染等问题，使得政府积累了大量的隐性负担。我们承认，处于高速发展状态的中国的确产生了不少问题，因而必须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下，不断完善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个领域的体制和政策。不过，当年西方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和当代所产生的不少问题，比现今的中国要严重得多。就以生态环境为例，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资源与环境遭到的严重破坏，与西方大国实行的新帝国主义经济政治政策不无关系。正是由于在发展中产生了大量问题且问题复杂，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为引入西方“先进”模式就可以解决问题。面对众多问题，我们不能盲目悲观，妄自菲薄，而应该在坚定“三个自信”的基础上，积极完善中国模式。

　四、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客和学者利用中国在建设和改革中出现的某些失误，仰仗其文化“软实力”，向中国推销新自由主义、“历史终结论”和西方宪政观等混淆视听的理论，试图解构中国文化，操纵中国国家意志，诋毁新中国六十多年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而国内某些舆论由于缺乏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的自信，出现了随意附和西方的现象。积极改变这一不良倾向，必须认真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方宪政、民主政治和中国模式等问题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清中国和世界的民主政治及其各种模式发展的历史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