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贺卫方以反对党的理想信念、否定创党领袖毛泽东、否定社会主义博公众眼球，博西方欢心，如果这样的人，无论其以“谔谔”之士自称，或有人赞美其为“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那完全类同于开错了药方吃错了药。】

欣见福建省宁德市漳湾镇团委书记王银川同志致贺卫方先生的公开信，有理有据地对贺卫方种种谬言怪论进行驳斥，也看了贺卫方立场错误、逻辑混乱、不谈要害、避重就轻的答复，以及无党派人士林爱玥先生和“无风即风”的两篇评论，我作为一个有四十五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亦想就此事谈谈看法。

看到王银川同志这样的年轻党员，敢于挑战北大法学教授、博导贺卫方，精神和勇气俱嘉，想见只要真理在胸笔在手，基层“小人物”照样可以向“公知大V”、所谓的“权威专家”叫板“亮剑”，这倒颇有一点古代士大夫、知识分子的“谔谔”风骨，致使有的网民对贺卫方一类的“公知”提出忠告：“别老想着推墙（即推翻a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之墙），有一群仁人志士守着，坚固着呢”。至于贺卫方者，先前也曾听说此人是法学界的“右翼大V”，被宁波一姑娘对其义愤填膺地扔过“砖头”，然而其右翼言论我并未专心搜索过，故不得而知。但却曾看过台湾一法学专家的文章，批驳贺卫方专拾洋人牙慧，甚至按西方观点，还是已被淘汰落伍的陈腐观念，而且对于中国古往今来的丰富法制文化成果，贺卫方却视而不见，数典忘祖。这次从王银川同志批驳贺卫方的文章中，以及贺本人苍白无力的辩解中，多少窥见贺卫方的某些谬论，故专此说上几句。

一、关于贺先生在答辩中自称：获得“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颁发的“第24届杰出民主人士奖”“是我很大的荣誉”一说。首先国人要问，这个“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是哪个国家的？属于什么性质的组织？它的立会宗旨是什么？颁发的“奖”是给哪些人的？王银川同志也问过贺卫方，但贺先生却回避问题实质，没有或根本不敢正面回应。据我所知，“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是个打着“非政府组织（NGO）”招牌，从事着有鲜明政治立场，反共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境外组织，它所颁发的所谓“杰出民主人士奖”，宗旨是褒奖那些在中国内地鼓吹西方价值观理念，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权斗士”、“民运分子”、资产阶级自由化头面人物及藏独分子等，冠以“对促进中国民主法治自由人权有杰出贡献”之头衔，给中国社会的异己力量、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反对派以精神上的支撑鼓励。且看历届颁奖的部分名单，上榜的究竟是些什么人物？一届：魏京生、刘宾雁、王若水；二届：方励之（叛逃美国）、王若望、李柱铭（人称煽动香港占中“四人帮”之一）；三届：刘再復；四届：王丹、柴玲、吾a尔开希（三人均为制造“89动乱”，后逃离中国大陆的民运分子）；五届：王军涛；七届：彭定康；九届：李志绥；十届：黎智英（人称“港奸”；香港“占中”幕后“金主”、“四人帮”之一，长期吸毒、集体淫乱、生活腐化）；十二届：达赖；十三届：王有才；十七届：刘晓波；十八届：于浩成；二十三届：08宪章签署人群体；二十四届：艾未未、贺卫方；二十六届：王炳章。纵观八十年代以来，据我所知的一连串名单里，绝大部分都是些图谋分裂中国、吃里扒外、敌视共产党、顽固坚持资产主义阶级自由化立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刑事罪犯、叛逃国外的民运分子、造谣诋毁毛泽东的政治小丑、屡屡挑事生乱的港英政府末代总督、残余孽党等等。人以群分、物以类聚，道不同不相为谋，古今中外，概莫如此。西方“基金会”给贺卫方颁发如此一个具有反共反华色彩的奖项，让其与那些西方豢养和资助的反共反华分子为伍，贺卫方不但不以为耻，反而引以为荣，大有受宠若惊之感，在答辩书中还强调“是我很大荣誉”，一副奴颜媚态，令人恶心。这样的政治异己分子，居然还戴着“共产党员”的红帽子，真可谓又想做婊子，又要立牌坊，人间少见这样的无耻之尤。

王银川同志在文章中还揭露了“维基解密曝光中关于贺卫方是美国“线人”的问题，贺卫方赶紧申辩说，我不是“线人”，是“联络人”，是以学者身份与美国使馆交流，真是欲盖弥彰，此地无银三百两。其实“线人”也好，“联络人”或“学者”也罢，这些“称谓”、“头衔”并不是问题关键，但至少证实贺卫方自己也承认确有此事，无论贺借用什么名义，与美国使馆私自接触交往是不争的事实。众所周知，美国在世界各地的使领馆，尤其是在它视为政治对手、意识形态迥异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与西方不同道、不跟从的国家，频繁地与驻地国反政府势力，煽动“街头政治”、“颜色革命”的反对派策划、密谋、勾联，甚至利用那些背叛国家的人搞间谍活动，获取情报信息。而贺卫方又是内心痴迷和追捧西方价值理念，与境外敌对势力同气相求，十分抵触和不满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又兼具“共产党员”、“北大教授”的光亮身份，颇能迷惑人、有影响力，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二者一拍即合，内外勾结，可以大做文章。至于用何名义来往，只不过是遮人耳目的一个幌子罢了。因此，人们完全有理由推断，作为“维基解密”曝光的一位“线人”或“联络人”，贺卫方究竟与美国使馆在合谋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按贺先生之说，叫做“天机不可泄露”，究竟是何“天机”？如果人们猜测贺卫方在从事和发挥着“第五纵队”或“特洛伊木马”的功能作用，正在做损害国家利益的“带路党”之事，也是符合常人的逻辑思维的。与此相关联，王银川同志在文章最后还明确提到，贺卫方先生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赞助，对这样关键而要害的问题，贺先生的答辩根本没有提及，俗话说，“天上不会掉馅饼”，“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请贺卫方先生正面回答，究竟有无拿美国财团的钱？有无为美国资本、金融寡头做事效命？请勿失声或“王顾左右而言他”。

二、关于社会主义。每个人加入中国共产党，都要承认党纲所确立的政治理念、信仰、宗旨等，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其社会本质是完全一致的。且看顶着“北大博导”、“党员光环”的贺卫方对社会主义秉持的是什么样的理念？据王银川同志披露的信息，2004年7月，贺卫方受《南方都市报》等邀请，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作《宪政的趋势：世界与中国》的讲座时说：“社会主义体制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实验……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2006年“西山会议”时又说，国家道路“到底往哪方面走？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民法上的基础就是私有制，尤其是农村的土地问题，下一步一定要推动私有化，土地真正的私有，而不是集体所有制这种不伦不类的方式”。党的十八大以后，在2013年5月31日，贺卫方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被问到“目前中国最需要解决的思想领域的问题是什么？”贺答道：“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如果发现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那么我们要放弃错误。”上述几段摘录，在贺卫方的答辩中，丝毫没有提及，大概白纸黑字，无法抵赖，故一带而过。然而从中人们却可以看出，在跨越十年的长时段中，贺卫方先生否定社会主义道路，主张私有化，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多党政治的思想脉络是清晰而坚定、一以贯之的。一是贺先生明确诋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给人民带来的是“巨大的灾难”，他和他的同类人，追求的“目标”是“多党制度”、“台湾模式”，且信誓旦旦地说“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此言此行，不但严重违背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章程，背叛党的理想信念，而且突破了连公民都要遵守的中国宪法底线。一个连最起码的宪法意识都没有的人，居然还假以“北大法学教授”、“博导”的头衔，在三尺讲台上误导学子，祸害青年，招摇过市，忽悠民众，真可谓天下奇事。中共成立至今已95周年，无数党人、先烈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仰抛头颅、洒热血；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过程中，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经历了种种曲折，付出了沉重代价，然而社会主义的旗帜始终不倒、国体未变。贺卫方要借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失误、挫折说事，从根本上颠覆中国道路，改旗易帜，岂不是与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反复强调的“三个自信”唱反调吗？在贺卫方身上究竟还有多少共产党员的气味？其二，贺卫方强调民法意义上的经济“基础就是私有制，尤其是农村的土地问题”，贺卫方及同党们的目标也很明确：“下一步一定要推动私有化，土地真正的私有，而不是集体所有制这种不伦不类的方式”。换言之，贺卫方要在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实行私有制，乃至最后全国城乡都转变为姓“私”不姓“公”，那就必然要釜底抽薪，掏空整个社会的公有经济基础，其结果将如同前苏联一样，忽喇喇一瞬间，社会主义大厦轰然坍塌，国家分崩离析，经济倒退二十年，民生凋敝困苦，难道中国还要重蹈前苏联覆辙？“中国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其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根据中国国情，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改造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建立了全民所有制；通过群众性的实践创造，改造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建立了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都属于公有制性质的具体表现形式，体现了符合国情、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贺卫方污蔑集体所有制不伦不类，恰恰暴露了这位“北大教授”对历史的无知和政治上的浅薄，其满脑子的“私有化”思维，一心追逐西方和“台湾模式”，目的就是要扭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将中国纳入到西方资本主义的体系中去，致使改革开放、经济建设走向颠覆性的邪路上去。2016年3月4日，习近平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委员联组会议时，再次强调了中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看来作为“法学教授”的贺卫方，很有必要再补课重学“中国宪法”的ABC，自称还是“中共党员”的“政治盲人”，应该好好对照一下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的有关论述，深刻反思、检讨一下自己是在哪里失足的？为何失足？对其是大有裨益的。

三、关于改造共产党的黄粱痴梦。王银川同志在文中披露了贺卫方谈论共产党时的两个观点，贺卫方在答辩文中也都回避不谈。其一，贺在很多场合称“共产党没有注册，所以非法”。王银川同志的两点驳斥非常有力：一是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长期处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不要说登记，在反动阶级眼中，共产党是一群要赶尽杀绝的“赤匪”，连生存权都没有，遑论登记？按照贺先生的逻辑推理，共产党追根溯源是否就是一个非法组织？二是中共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非常明确地确立了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但贺先生可以闭眼不看，睁眼瞎嚷嚷共产党没有注册即非法。按贺先生的法律思维，无注册手续法律就不予认可，乃非法组织。可见，贺卫方所谓的共产党“非法论”，不是政治上的迂腐无知，就是别有用心地以障眼法和西方视角来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否定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既然贺卫方视中共为“非法组织”，请问贺先生本人为何又要加入这样一个“非法组织”？

其二，贺卫方声称“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最美好的前景是自我改造成一个社会民主党式的政党，然后承认一种竞争性的政治合理性”，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演讲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称，要改造中共“思想根基”，将中国共产党改变为社会民主党，还表示党内党外要“里应外合”。贺卫方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在接受外媒采访和美国人的智库论坛上，狂妄地表白要改造中共，核心内容是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基”，这与他一贯秉承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要放弃错误”的思想理念是完全一致的。阉割共产党的信仰灵魂，摧毁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其终极“目标”当然是要共产党改变政治本色，蜕变为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为资本的利益效力，将中国融入到资本主义大家庭中去。其结果，无疑会让中国再次沦为资本帝国的附庸，严重损害国家的独立、主权和民族自尊。在贺卫方眼中，“台湾模式”、“北欧模式”可谓人间天堂，人们应该顶礼膜拜，却不知中国早在孙中山时代，就已经尝试并建立过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却屡屡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辱，国家四分五裂，军阀割据混战，老百姓饥寒交迫，大好河山被分割沦陷；再拿二战后选择了不同发展道路的国家作番比较，被西方誉为“民主样板”的印度、菲律宾与中国对照，中国选择的道路、制度无疑比印、菲两国更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如中印建国时间差不多，印度各方面基本条件好于中国，也未经历长年战乱，而新中国成立前，百年苦难、战乱使国家一贫如洗、千疮百孔，被称为“东亚病夫”之国，然而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综合国力已是印度的五倍，菲律宾更被远远地抛在身后，即使与西方列强、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发展也足以震撼全球，令西方惊叹焦虑，不知不觉中，中国已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区位。而被西方价值观忽悠的国家，无论是乌克兰的两次“颜色革命”、还是美国所主导的“大中东民主改造规划”下的北非、阿拉伯国家，“木莉花革命”引发的“阿拉伯之春”，现在都已变成了漫长的冬天，人民的灾难。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阿富汗等一系列国家，在美国的价值观输出、民主改造浪潮中，一个个倒了下去，战火绵延、家园破碎、经济崩溃、民生惨烈，欧洲的难民潮汹涌澎湃，仅叙利亚一国难民就达到480万人之多。贺卫方先生，你可曾想过，如按照你和你同党的设计构思，改变共产党性质和社会主义道路，实行西化的多党制、议会道路，转轨到资本主义路径上，中国难道就不会出现上述“失败国家”的景象吗？你和你的同党是要将中国推入一场巨大厄运在招手的政治赌博中去吗？其用心也未免太险恶了吧？！况且，为了实现你和你同党们的图谋，还要来一场党内党外的“里应外合”，你和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所谓“共产党员”，是否打算与社会上的右派“公知大V”联手，或者你和你的同党作为党内代理人与境外、西方的反共反华势力内外呼应，联手推墙？或许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但是你们打错了算盘。在美国智库，“美国之音”面前，贺先生声称要改造中共“思想根基”，真是忘了自己有几斤几两？以几个叛道者之力，要扳倒共产党，改变中共的立党宗旨和理想信念，真可谓蚍蜉撼大树，太不自量力！在中国党内，类似你这样的政治异己分子，可谓少之又少，前见宁波姑娘拍案而起，怒斥你的无良谬言，后有年轻党员“十问”直击奸佞命门；更有无数老共产党员，初心不改，矢志信仰，捍卫主义，宝刀不老。故你的所谓“改造论”、让共产党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让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恐怕最终将成为你的一厢情愿，黄粱痴梦。

四、关于“帝国主义侵华有理”论。从1840年鸦片战争始，中华民族就陷入了灾难深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境遇中，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洋枪烟毒砸开了中国的大门，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在华的治外法权，割地赔款和大量的白银外流，“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欺凌侮辱，“东亚病夫”的贬称如影伴行，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蹂躏山河，中华民族已到了亡国做奴的最危险时候，这一切的根源是封建、官僚资本的腐朽统治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殖民政策所致。然而在2013年，贺卫方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的“新民说”文化沙龙时却声称：“西方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欺凌是中国欺负西方人的结果。中国在近代和西方人交往过程中，从来没有平等地对待西方”。按照贺先生的逻辑，第一，西方列强对外的殖民侵略并不是由资本的贪婪、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所造成，而是中国人欠了西方人的债，是因果轮回的报应，中国人自作自受。在这段表白中，贺卫方把自己的一副奴颜媚骨，为西方侵略者涂脂抹粉，甘当洋大人辩护士的汉奸嘴脸和心态暴露得淋漓尽致。按照贺卫方的逻辑推理，中国人用丝茶贸易，赚了西方人的钱，那么西方通过鸦片贸易赚中国人的钱也理所应当；因为中国人反抗外国侵略者踏上华夏黄土地，因此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奸杀掳掠也是中国人对洋人不友好所致；日本军国主义南京大屠杀，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也是由于中国军民奋起抵抗，阻碍破坏了大日本帝国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让支那人共荣共富的美梦，中国人是太不识抬举。总之，贺卫方的逻辑思维，完全是站在侵略者立场上，倒因为果，强词夺理，为西方列强开脱辩解的一种强盗理论。更为人不耻的是贺卫方由近及远，说什么“中国看起来好像在2000年前就走错了路”，为博西方一笑，颠倒历史黑白，认贼作父，把自己的老祖宗都卖了。如此这般的“北大博导”，还有何颜面自称为中国人，位立于同胞行列？何以对得起列祖列宗？还有什么资格执教鞭于北大三尺讲台，面对诸多莘莘学子？

五、对毛泽东的仇恨溢于言表，字里行间透露出反对、污化、敌视毛泽东的劣迹心态。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无私奉献了一生。他是我党我军和新中国的缔造者，在灿若群星的第一代共产党人中，他是最杰出的代表者。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为今日中国的发展腾飞打下了最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完全可以说，没有毛泽东那代人的奋斗，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振兴。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年了，但是人民对他的热爱和怀念依然热潮涌动。伟人越远去，他所留下的巨大精神遗产，就愈益成为中国人民和国家民族的宝贵财富，愈益彰显出他对中国和世界的恒久影响力和生命力。毛泽东不但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自豪，也是世界级的伟人巨人，他为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所景仰热爱，连他生前的对手敌人也对他的一生和人格魅力充满敬意。那么贺卫方是如何看待毛泽东呢？在2011年9月9日那天，他写下一段微博：“35年前的今天，也是在下午，广播里突然传来哀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那低沉痛楚的声音，报告了毛的死讯。他死了？万寿无疆的伟大领袖竟然也会离开这个世界！……当时谁会想到，用毛的话，此后中国真正是换了人间！”又过了约20天，贺卫方再发微博，非议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挂象：“有人拿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说事，何不想想，华盛顿、林肯给美国奠定的是什么基础，而毛给中国带来的是什么后果？真是夏虫不可语冰啊”。从这两段微博，人们不难看出，一是对于毛泽东的去世，党和人民感到悲痛难过，因为毛泽东给国家带来新生、给人民带来解放，党和人民与领袖之间的感情深厚绵长，而贺卫方则站在幸灾乐祸、讥讽嘲笑的立场上，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阶级感情；其二，贺卫方身为共产党员，一方面诅咒党的领袖毛泽东离世使“中国真正换了人间”，但却无知或佯装不知，若不是毛泽东那一代人和无数先烈的奋斗牺牲，中国人民极可能目前还在帝国主义、封建官僚资本的压迫和剥削下挣扎，国家民族仍还处于黑暗与苦难的深渊之中，遑论“换了人间”？另一方面，贺先生对美国总统顶礼膜拜、谄言媚语，似要将其捧到天上去，可谓爱憎分明，选边站队毫不含糊。然而有一点恰恰被贺先生这条“夏虫”遗忘了，华盛顿本人就是一位拥有32平方公里的庄园主，手上沾满了血腥屠杀印第安人的鲜血，据说还尤为钟爱人皮制作的皮鞋；林肯在南北战争中以废除黑人奴隶制著名，但他本质上是为了维护资本利益统治下的美国联邦政府，请看1862年8月22日时任美国总统的林肯写给《纽约论坛报》编辑一信中所言：“我的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既不是保存奴隶制度，亦非摧毁奴隶制度。如果不解放一个奴隶就能保存联邦，我就一个不解放；如果解放全部奴隶就能保存联邦，我就全部解放；如果解放一部分奴隶，不解放其他奴隶就能保存联邦，我也照办。”由此可见，林肯的出发点，他的阶级立场并不是真正站在被剥削压迫的黑人奴隶一边，就其阶级属性而言，他是为了维护资本的利益和统治，为了拯救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况且，从1863年解放黑奴的宣言颁布至今已过去了153年，时代已进入了21世纪，然后美国的种族歧视依然十分严重，阶级矛盾尖锐，不但黑人没有获得和白人一样的自由平等权利，而且整个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华尔街运动”和“民主之春”喊出的口号，突显了99%民众与1%资本豪富之间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从以上分析人们可以清楚看出，无论美国总统由谁担任，无论其本人出身是穷人、黑人或富人，然而在美国总统的职位上，他所代表的只能是垄断资本、金融寡头的阶级利益；而各个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以及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毛泽东却代表着被压迫国家、被压迫民族的利益，代表着亿万工农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贺卫方对毛泽东和美国总统的两副嘴脸、一褒一贬，不正暴露出他站在什么样的阶级立场上？怀有多么不同的爱憎情感吗？

在网络讨论“教师节”定于何时为宜时，贺卫方对9月10日确定为“中国教师节”又作了一番别有政治意蕴的诠释：“现行教师节另有深意，9月9日之后，紧接着就是教师节，那就意味着9日某人去世让教师得以翻身。故仍以9月10日为好。”在2013年1月21日，贺卫方在微博中又写道：“如果毛晚死几年，我绝对没有今天。怎么可能想象，他在世，允许中国建设法治，允许恢复法律教育？所以，我摸着良心说，我很庆幸他死了。”请注意，他说此话的时间节点，已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尤其是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习近平代表党中央作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历史地位之后，贺卫方公然跳出来唱反调。下面再对贺卫方前面两则言论作一评述。其一，贺卫方罔顾历史真实，或无知或有意揣着明白装糊涂，通过对某一事例的曲解来释放政治意图，诱导人们按照他的思维逻辑去评判事物。设立“教师节”的考虑中央早已有之，上世纪五十年代教育部就明确宣布“五一劳动节”同时定为“教师节”，八十年代又经数年酝酿，198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议案确定9月10日为教师节，新生入学即开展尊师教育。而贺卫方却在“教师节”的时间问题上大做政治文章，包藏祸心。而新中国的第一部“54宪法”，是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集思广益、发扬民主、呕心沥血而形成的，成为中国后来三部宪法，包括现今天正在实施的“82宪法”的基础；其二，毛泽东同志作为人民领袖、党和新中国的缔造者，为革命、为人民的翻身解放奋斗了一辈子，某种意义上，毛泽东与党和人民、与共和国已融为一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对毛泽东的去世深感悲痛、深切怀念，而类似贺先生一类对毛泽东有仇恨的人，却喜形于色，弹冠相庆，欢呼“翻身了”、“出头了”，“如果毛晚死几年，我绝对没有今天”，“我很庆幸，他死了”等等。由此可见，贺卫方有着多么强烈、但与党和人民完全不同的爱憎观。然而，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贺卫方仇恨毛泽东必然是有其深刻的思想渊源和人生轨迹的，在这里人们虽然不得而知，但美国哈佛大学托尼·赛奇教授认为，仇恨乃至污蔑毛泽东的有五种人，一是西方政客，为了图谋“和平演变”的需要，为此，首先必须否定那个国家在人民心目中最有影响力的人。贺先生当西方洋政客还不够格，拿西方资本的“钱”和“奖”，为西方效力却是人所共见；二是在中国巧取豪夺富起来的人，他们害怕毛泽东思想回暖，剥夺他们的不义之财，威胁他们的既得利益。贺先生有无拿不法土豪奸商们的“钱”，有关方面尚无调查核实，但既然连西方资本集团的“钱”和“奖”都敢拿，人们往这方面联想当然也符合逻辑推理；三是毛泽东过去的“仇人”后代，官僚地主的遗老遗少们，他们在“毛泽东时代”失去大量利益，故对毛泽东怀恨在心，极尽抹黑污化之能事。贺卫方能不能对上这一条？别人不知，己心自知；四是搞出很多乱子，招致民怨沸腾之人，却喜欢妖魔化毛泽东为自己解围。贺卫方一会儿在反共电台“美国之音”上发表讲话，一会儿在论坛、沙龙上大放厥词，否定社会主义，要改造共产党，唯恐天下不乱。如此类谬误泛滥，人心涣散，乱象丛生，其结果必然祸国殃民；五是不明真相，受妖魔化毛泽东影响的年轻人。在这方面，贺卫方倒是有其特殊功能，头顶“博导”光环，凭三寸不烂之舌，在三尺讲台上，谬言荼毒，误导学子，难说没有人被其忽悠而走上斜路。赛奇教授分析反毛泽东的五种人，倒是颇有见地，仅供贺先生自我对照吧。

六、关于贺卫方先生的“党籍”问题。最后谈一下贺卫方先生是否还应该留在党内的问题。贺先生先前在他人质疑其屡屡违反党的政治纪律，不该再留于党内时，表态决不退a党，声言“你奈我何”，摆出一副我又要“损党”，又不退a党的架势，真有点市井无赖相。在回应王银川同志对其诘问时，又再次重申不退a党。然而一个与党二心，又常以党员身份发表与党章党纲背离的言论者，为何要死皮赖脸留在党内？究竟意欲何为？是不是企图与境外、社会上反对中共的力量“内外联合”来改造共产党？或是戴着党员的红帽子更有利于其售奸？看来贺卫方先生完全低估了党和人民的力量及智商。其一，你经常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还能否继续留在党内，这不是由你个人所能说了算的；其二，留党出党，关键看你犯错事实并依据党规党法处置，你号称“法学专家”，我想这点起码的道理“你懂的”；其三，要看党员和党组织的意见态度决定。你作为一个颇有知名度的“公众人物”，又常在公开场合胡言谬语，理所当然，广大党员也有对此问题表态和谈看法的权利。我作为一个有多年党龄的老同志，个人认为你是完全不应该，也根本无资格再继续留在共产党内了。纵观你长期、且在公众面前屡屡发表的一系列否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诋毁毛泽东以及违背党纲、章程的言行，甚至以获得西方反共势力颁发的奖项为荣、以与反共反华、分裂祖国的人士为伍感到荣耀，你身上哪里还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息？甚至按一个普通爱国者的要求来衡量都不合格，你自己还有脸面留在共产党内吗？我们党还能够容忍象你这类人继续混迹于党内吗？当然，你好歹还算个知识分子，顾及点你的“面子”，我劝你还是自觉“退a党”为好。如果您能够幡然悔悟，真心痛改前非，我个人以为，共产党也并非“不给出路”，“留党察看”以观后效我想也是可以的。另外我认为，象你这样的人继续留在北大三尺讲台上，误导学生，有违师德，也是十分不当且害人子弟的，应该早早“下课”、“下岗”，另择其他工作为宜。

由贺卫方而起，我想到涉及我们党建工作中一个重大而严肃的党性问题。中国共产党是由具有共同理想、信仰、宗旨，具有严格纪律约束的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中的先进分子所组成，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战斗力主要体现在质上，而不是量上。中共建党时仅有五十多个党员，经过二十八年浴血奋斗，建立起崭新的人民共和国；苏共（俄共）在“二月革命”时仅两万来党员，十月革命胜利时仅35万党员，卫国战争打败德国法西斯有550万党员，而当拥有全苏约十分之一人口、1900多万党员时却亡党亡国。正反两方面的教训都深刻表明党的胜利和强大，靠的是党员质量，而非数量。相当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党的政治建设弱化了、虚化了、软化了，导致党内出现了一系列不讲党性，没有信仰，是非不分，精神缺“钙”等严重现象。去年的毕福剑事件，羞辱毛泽东、抹黑解放军，仅以去职不了了之，党纪有无处理？为什么不处理？对广大党员、对全国人民作出了什么样的交待？又如前不久的任志强事件。在习近平同志旗帜鲜明提出“党媒姓党”的观点时，“任大炮”公然嘲讽、挑衅习近平论述，在互联网上公开与党中央、主流价值观叫板唱反调，任志强所在党组织严肃追究了没有？刚开始尚听说北京市西城区委及时表态“将严肃处理”，但至今未见后续消息和处理结果，是何缘故？该不该处理、能不能处理一个严重违纪党员，一切应以事实为根据，以党纪为准绳，而不应受到外界所谓的人脉关系等各种纷扰；俗话说一叶知秋，对贺卫方如何依据党纪处理？大家同样在拭目以待。对贺卫方的批驳，是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发起的，当然先前还有一位宁波姑娘之勇气也令人钦佩。贺卫方的答辩状出来后，又有一位叫林爱玥的党外人士和一位网民站出来反驳，在这前后，我鲜有甚至还没有看到其他共产党员挺身而出，发表论战檄文。看到王银川同志的文章后，有一所百年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曾这样说，对照王银川同志这样的基层党员，深感“汗颜”，他带有自责的这句话说得很对很好。针对类似贺卫方、任志强、毕福剑这一类公知大V、公众人物的错误言论泛滥，那么多共产党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教育者、思想宣传、媒体舆论等工作者的“亮剑”精神到哪里去了？！要当“绅士”吗？“爱惜羽毛”吗？“和稀泥”吗？对共产党人的理想信仰、政治道德屡屡遭受污垢抹黑、冲击挑战，思想、理论、传媒战线上的同志们，我们不奋起反击，不澄清是非，拨乱反正，内心不惭愧、不疚责吗？我们还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吗？对贺卫方、任志强、毕福剑等这样一些人的党纪处理，本质上是检验广大党员和党组织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政治立场和辨识能力，也是对一个党员或党组织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力的考验，某种意义上，也是检验正在全党开展的“两学一做”教育活动的试金石，是对屡屡触碰底线，违反党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敢不敢动真、能不能碰硬的风向标。我们决不能一方面强调政治纪律、政治规矩，而一旦碰到这样的“人”和“事”，又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甚至视而不见，不闻不问，不了了之。如果这样，何以取信全党？！何以树立正确的政治导向？！何以确保党员对党忠诚和政治上的纯洁性？！

贺卫方以反对党的理想信念、否定创党领袖毛泽东、否定社会主义博公众眼球，博西方欢心，如果这样的人，无论其以“谔谔”之士自称，或有人赞美其为“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那完全类同于开错了药方吃错了药。古人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中共是一个以共同理想、共同追求为纽带结合凝聚起来，以鲜明阶级属性、政治属性组建起来的政党，如果党内允许象贺卫方、任志强、毕福剑之类的人和事汗牛充栋，还褒扬这类朋党为“谔谔”士群，那么我们的党还有共同的政治意识、共同的精神支柱吗？党允许各种政治色彩、政治派别的人存在，党还有战斗力、生命力吗？党岂不是成了离心离德、乌七八糟的政治拼盘大杂烩了？这样的奇谈怪论大行其道，甚至将与共产党叫板的人评为“优秀党员”，简直是到了荒诞不经、可笑的恶作剧地步，足可见一些人、个别党组织之思想混乱、政治上堕落沉沦到了何种地步？！

还有一种为贺、任、毕等人开脱的言辞，声称党内要“言论自由”、让人“讲真话”。真正的共产党人，我们当然强调“党内民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讲真话，不但要说，更要这样去做。但是思维逻辑不能混乱，概念不能偷换，无论党内党外，尤其是在公共场合，“言论自由”特别是“政治言论”，是有政治边界、政治底线的，突破了这条“界线”，党员违反政治纪律是要受到党纪追究的，公民严重违反“中国宪法”的政治内涵，也是要受到法律追究的。至于“敢说”和“真话”，那要看其是站在什么样的政治立场上？“敢说”的又是什么样的“真话”？事实上，即使对于同样的“史实”、“现实”，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场，往往会有不同的政治解读，得出不同的政治结论。党内、社会上存在着一些公知大V反对共产党领导、否定毛泽东同志、否定社会主义的客观现象，他们敢说敢言的当然是发自他们内心的“真情实话”，但从实物的真实性、事物的本质上去分析，他们的“真话、真情”未必真实，且往往“不真”或有意掩盖“真实”。此外，我们更要关注的是，所谓的“真话”且“敢说”，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起到什么样的社会效果？共产党人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如果那些“敢说”和“真话”，最终是要把国家引向“推墙”（推倒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之墙）的斜路上去，引向党变质、国变色的歪道上去，这样的“言论自由”、“敢说”、“真话”人们是必须引起高度警觉和坚决反对的，否则，党和国家就要犯颠覆性的历史错误，亿万人民将会遭殃，中华民族崛起复兴的现代化进程将被打断。

（作者是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