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腐败是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在政治领域形成私利的基础。腐败不仅与民族国家有关，也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课题。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考察了跨国资本主义的政治腐败，阐述了有关腐败的几个关键问题，即不透明 、全球化、殖民主义和国家的自主性，并进一步探讨了腐败的国际化，对腐败的概念和内涵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演变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

　　对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腐败的形式和功能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中一直受到明显的忽视。尽管已有大量研究考察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利益对政治的“腐化”影响，但对政治腐败问题至今尚未出现一种系统的或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可能尤为擅长阐释阶级偏见以及资产阶级自认为公正和中立的国家机制的功能，但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如何认识和控制腐败这一问题的功能和重要性的问题并不怎么重视。

　　在之前的研究中，我认为资本主义的出现已经导致产生了一种对政治腐败的新理解。传统上将腐败理解为衰败与毁灭，这是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基雅维利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家的共识，而这种观点已经被一种关于腐败的新观点所取代。对腐败的这种新理解成为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在政治领域中形成正常与病态的自我利益的基础。当整个政治充斥着利益冲突时，维持某种普遍的“公共利益”之神话的唯一方法就是将政治生活中的正常与病态的私人利益区分开来。公众中广泛存在的私人利益不能被视为腐败，仅有某些形式的私人利益可以被认为是腐败，相应地，公众的绝大多数私人利益是正常的。腐败问题内在地与民族国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民族国家的发展通过公私分类来维持合法性和组织社会。

　　本文的目的并非重复这些早期论点，而是为了阐释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以及理解资本主义的政治腐败，进一步深化上述论点。之前的观察揭示出，资产阶级关于腐败的论调认为，腐败是资本主义国家内在动力的机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腐败从根本上是国家内部的问题。基于这种立场，国际机构不可能对腐败问题感兴趣，腐败也没什么理由成为国际关系的关键问题。与这些预期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我们发现，腐败除了继续与民族国家相关之外，已经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关键课题。最近20年来，政治腐败已经成为国际组织及国际行为体最核心的课题之一。

　　本文的目的在于论述这种转变，试图厘清腐败问题的国际化。本文认为，目前这种国际关注并不代表放弃各种观点和规则对待腐败功能的方式，重新对公有与私有领域进行社会划分;相反，它意味着对如何理解腐败的补充和进一步的深化。除了已经阐述的早期认识之外，腐败现在还意味着缺乏透明。

　　腐败的最新意义最好可以理解为两个密切相关因素的产物。首先认为腐败是不透明(模糊)的，这种新的国际化理解是一种策略，而跨国资本将其用来努力削减交易费用，并在投资决策时更准确地计算预期投入与产出。这种策略成为国家官僚机构摆脱地方利益与精英、扩大自主权的普遍策略的一部分，旨在向跨国资本示好，使国家的政策与行动对外来者来说是可预测的和透明的。为了获得并鼓励迅速增多的视腐败为不透明和寻租的经济主义文献，跨国资本主义机构一直在大力支持和普及一种对腐败新的理解，试图通过将政治障碍最小化或限制其流动来推进全球资本主义的目标。在马克思主义术语中，国际社会遏制政治腐败的努力力图在全球确立和深化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化，并在国内社会增加其对特殊利益的相对自主权。

　　其次将腐败问题的国际化看作对殖民主义者观点的最新强调。腐败的核心在于将全球在财富和发展方面的差异过度地解释为经济被剥夺的国家和地区在文化、伦理标准及政治法律框架方面处于劣势的产物。因此，这也成为处于全球资本主义核心的发达国家为它们享有的政治经济主导地位提供规范性辩护的一部分。总之，对腐败的内涵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将成为理解当前趋势的重要因素：在当代资本主义以及使资本主义核心社会与边缘、半边缘社会相对抗的日益增长的道德主义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向治理与专家治国转变的趋势。

　　突破

　　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成立于1993年。同年，美国国际开发署、世界银行、开放社会研究所、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都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腐败行动。这些组织获得了许多公司捐款，并秉持透明治理与壮大公民社会的价值，开始致力于在全球推行文化与法律改革。这场反腐败运动进展如此迅猛，以至于《金融时报》将1995年作为“腐败年”。

　　腐败如此迅速地成为这些组织及其代表的利益集团的核心问题，这与过去大相径庭。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突破，因为，之前的腐败问题完全是地方问题;或者说，至少腐败比其他任何外部因素更能影响政体及公众。的确，自从培根在1621年为腐败定罪以来，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腐败几乎都是只属于国内的问题。

　　国际组织及行为者突然对此感兴趣之所以让人困惑，还有另一个原因。并非因为腐败问题成为国际事务这么简单，还因为资本机构(美国国际开发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世界银行等)也支持这种转变。从通常理解的腐败—即腐败是私人利益对公共利益的颠覆—的立场来看，私营企业和国际金融贸易机构似乎很少有动力反对它们各自的利益在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

　　事实上，反腐败运动并不针对通常所认为的“腐败”。公正地说，在这种新的跨国反腐运动中，官僚腐败而非政治腐败获得了压倒性的关注。有关腐败的文献经常掩盖政治腐败与官僚腐败之间的区别。尽管这经常被认为是规模问题，但两者在质上的差异更为重要。官僚腐败是警察、收税员等公务人员因受贿或其他因素背离政策与法律执行中的中立原则。这种腐败并不以交换利益的大小来区分，而是以法律政策的适用问题而非形成问题来区分，而且它发生在国家机构与民众直接接触的连接处。与此相比，政治腐败涉及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受贿或其他诱因等私人因素，而且这些最高决策有必要远离大众生活。另一个关键的不同点是，在法律执行中官僚一般很少有正式的自主权，而政策制定者在法律内容的制定上受到的限制很少。对政策制定者来说，除了直接行贿之外，一切通常都是可行的。因此，公务人员更容易监督和管理。

　　对官僚腐败的关注取代了任何试图将政治腐败作为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私人利益的努力。通过聚焦官僚腐败问题，民族国家可以通过让公民体验国家中立地对待他们的无差别原则而树立起一种非常清正廉洁的形象。官僚机器如此组织，公务人员如此训练，其目的是尽可能地不偏离对他们职位的正式要求。对决策者来说，无论是高层官僚机构还是民选政府，监督政治过程中利益集团的动机与竞争都是不可能的。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私人考量不可能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被剥夺。比如，英国职业化的官僚机器的基本功能就是塑造一种假象：官僚机器平等地对待公民，它相对清正廉洁，尽管伦敦市及其他大量的商业利益对英国的决策起到了直接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不出所料的是，透明国际、埃克森石油公司、壳牌公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似乎都没有特别关注(尤其是它们自己的)私人利益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当然也不会站出来挑战其在政治中强大的经济影响力。

　　不透明、全球化及国家的相对自主性

　　正如透明国际这个名称所暗示的一样，这些组织的关注点不是公共领域中私域的存在，而是寻求消除不透明状态。从这种视角出发，诸如受贿与庇护主义等现象之所以存在，问题在于它们是非正式安排的、不可预测的和不透明的。这种腐败对跨国资本产生了两个相关的问题：禁止投资决策核心的成本一收益计算所必需的很多测量;增加了交易的信息成本。显而易见，衡量腐败的核心方式之一是不透明指数(Opacity Index)，它用来计算出与这种腐败新概念相关的现象的成本，比如非正式支付、不清晰的法律、不公平的执法或解释。比如，依据2001年最初版本的不透明指数，中国直接引进外资的不透明花费相当于税收的46%。

　　前述内容指向目前治理形式的一个基本因素：工具理性。回顾马克斯•韦伯著名的有关权威的三种理想类型具有指导意义：克里斯玛型、传统型及法理型。每种类型根据人们服从命令的原因而区分。简单而言，在克里斯玛型权威中，服从基于人们对命令者的有效回应;传统型权威基于服从的习惯;法理型权威基于理性计算。理性意味着计算成本一收益，以此作为行动的基础，因此人们才会遵守特定的命令或规则，因为这样最符合他们的利益，收益应高于成本。尽管这种工具理性是可能的，但必须衡量收益与成本。工具理性以法律为先决条件，也意味着通过官僚组织始终如一地执行和解读法律。比如，除非事先知道非法停车的处罚，否则在多数情况下不可能做出理性选择，因为对于是否遵守停车规定的代价是不确定的。处罚2欧元、20欧元、50欧元甚至100欧元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对于工具理性来说，处罚必须是可知且可预测的。

　　相应地，推动走向透明状态的努力被理解为确保工具理性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企业遵循效用最大化原则，参与收益大于投入的活动。涉及国家及其规则时，资本依靠法律与官僚机构作出投资的理性决定。在这种视角下，没有腐败就等同于国家管理的透明度和可与预测性。透明国际及类似组织阐释了资本及其服务者为确保工具理性的必要条件而采取的手段。可预测性需要国家形式尽可能官僚化，法律制定应该清晰，并始终如一地执行。所有非正式的安排、模糊不清的法律及前后矛盾的执行都成为腐败或不透明的标签。

　　的确，国际上对可预测性及减少不透明性的推动创造了工业自身的繁荣。之前提到的普华永道及其他公司机构，比如环球透视、亚洲发展银行，为投资者提供了信息和手段，意在使全球投资的不透明风险及成本清晰可见。目前，国际组织经常为跨国公司、投资者举行会议及提供金融服务，旨在深化反腐败议程，学习最新的反腐败成果和反不透明措施。比如，一家名为“道德公司”的盈利企业每年组织“欧洲反腐败峰会”，指导与会者如何在降低腐败风险的情况下进行盈利活动。2010年的演讲者来自巴布森资本、世界经济论坛、西门子、KCB银行、欧洲投资基金、波音公司、美国司法部等机构。会议注册费用每人在1345-2295美元之间，包括增值税。

　　在全球化时代，跨国资本已经奠定了霸权地位，我们正在见证它试图塑造全球范围内的国家形式。这部分资本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智力与道德的领导力树立政治霸权。毋庸置疑，这次运动的主要知识成果之一是引入和普及“腐败”一词，将其作为对不透明的新理解。如今，透明原则与“善治”原则不再受到质疑，甚至连最基本的批评性质疑也不存在。究竟透明是为了谁?透明国际倡导扫盲运动是为了使普通民众更好地观察和理解政府的所作所为吗?是为了能够阅读报纸或政府文件吗?绝对不是。透明或不透明总是取决于商业领袖及技术官僚的立场。甚至透明国际及其他组织采用的腐败的衡量标准也被商人、学界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专家所排斥。经合组织、世界银行及其他类似的跨国资本的观点已经被认为是评估政治机构及体制的透明性/不透明性的立足点。

　　鉴于之前的观点，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形成这种新型的腐败政治就毫不奇怪了。共产主义面临的挑战及全球化的发展加大了跨国资本的风险;同时，也消除了阻碍其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这种国际转变的核心之一是部分跨国资本与部分国内资本对全球的政治主导权发生了冲突。在这些民族社会中，我们发现无数的组织形式与政治传统是通过一代代人的斗争、冲突、妥协及约定而形成的。作为这些国家及地区传统的一部分，在大众阶层中可以发现许多与当地精英有关的强大组织及同盟。尽管类似国家资产阶级或国家资本主义的东西已经时过境迁，但国家仍然是以民族为核心的斗争策略的产物。当国家权力直接与地方利益集团的盛衰和斗争相关时，更广泛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就会产生重大问题，尤其是跨国资本，因为国家可能因私人资本家及其他拥有政治特权者的要求而缺少自主权。

　　推动透明化及各种国家战略与改革的努力，可能有助于深化和巩固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普兰查斯在1973年首次指出，相对自主权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是必需的，因为国家必须偶尔为了实现集体、阶级的利益而违反个体资本家的利益。因此，越南的权贵问题、希腊及加纳的庇护主义问题、委内瑞拉与玻利维亚的民粹主义问题，都与国家制度中社会利益的直接呈现方式密切相关。当政策的形成中，这种安排的不透明成本一目了然，并具有潜在的可变性，在贯彻执行时也不够中立。国家机器与特定的利益集团组织紧密相连，国家人事部门的任何变化都会对商业利益集团及普通大众产生巨大影响，或好或坏，难以预测。

　　除了风险、测量标准及不透明的成本，更基本的问题包括在这些制度安排中哪些利益集团能更好地施加影响。跨国资本已经在全球化时代获得了重要地位，因而迎合地方利益及要求的意愿下降。相应地，跨国资本努力争取建立与技术官僚治理相关、能够应对大众的要求、抵制地方精英偏好的制度结构。它要求在国内掌权者、财政金融政策与执行之间具有较强的制度调适能力。欧盟的建立可能是通过利益调适使国家与制度形式相适应的范例。通过转移最高组织层面中的许多重要决策功能(不仅在国内利益组织结构之外，也超出民选政府的直接控制)已经大量增加了其成员国回应国内资本要求的相对自主权。这一进程中同样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出现了新国际空间，在那里，跨国资本集团及其他足够强大的利益集团为积累和管理的策略而斗争，比如，取消众多农业补贴，遍布欧洲的对多数国营企业的抛售(从公共设施到交通)，而这在新的制度调节有所缺失以及国家反对地方既定利益的能力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发生的。强大到能够利用这些变化的资本集团必定是跨国的。

　　这些国际反腐败行动的目标是庇护主义、民粹主义及其他声称要将制度调适最小化的利益表达形式，因而这些项目试图直接维护国家的相对自主权并将其正式化。反腐败运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在当前的政治紧要关头获得国家自主权的极其清晰的例子，这种运动与防暴警察、立法斗争、紧缩计划、私有化以及威胁进行经济制裁和贸易制裁相配套。此外，它还向我们阐释了在全球化时代为何许多国家的能力及其官僚化和技术化趋势都有所增长，而不是放松权力或变得无关紧要。

　　在此，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如何通过跨国化而变得全球化。在跨国化问题上，普兰查斯的一个主要论点是：资本主义仅能通过跨国化进程得以发展，也就是说，通过再生产的过程，资本主义发展所需的空间与世俗环境成为可能。正如他所说：

　　除了国际化或跨国化之外，帝国主义与现代国家在劳动与资本的进程中是一体的……这是因为在劳动及剥削过程的国际发展环境中，资本只能通过跨国化进行自我再生产，无论其各种形式看起来是如何去领土化和去国家化的。

　　尽管可能存在地方的特殊性，但跨国化进程意味着政治法律形式及跨国界空间的不断同质化，因为相对于私人利益集团而言，国家能维持形式上的平等与中立，也只有国家能够更好地进行阶级统治，能够有利于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本的流通。考虑到资本的国际活动范围的扩大及速度的提升，今天的这种现实比之前帝国主义的安排更为必要。

　　这里，有必要指出威廉?罗宾逊及受他影响的学者们的一个关键谬论。与普兰查斯形成鲜明对比，罗宾逊认为，在跨国化进程中，民族国家日益丧失了权力，正越来越被一种在空间和制度上超越国家的现实所取代。他总结道：

　　由于民族间的有机内部联系正变得真正全球化，民族国家正在被跨国组织所取代。

　　此处，“跨国”这一术语并不是指资本主义国家在曾经的各种社会形式中如何再生产，而是指在面对全球资本主义时一种去国家化的国家政治空间的衰落。这种看法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它如何导致我们严重误解了资本主义扩张及政治斗争的局势，如何导致我们过度简单理解国家政治斗争与外部(全球)影响力及参与者的相互关系。国际反腐败运动的开展表明，这些反腐运动与其说导致了国家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并失去权力，不如说正在推动国家通过主要经济机构在直接的政治权力控制之外拥有更大的权力。这也意味着那些并不局限于某地的资本能够以更少的投人和更少的限制进行活动，但这并非是通过取代国家的政治空间和政治制度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将其形式同质化来强化制度能力。

　　这些反对“不透明”(对腐败的新解释)的国际努力，很可能并未完全意识到这种进程实际上正在改变许多社会中的国家。尽管如此，这种努力欲达到的政治后果与动力是明确的。此外，走向“透明化”已经成为全球信条，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或政权都不敢表示反对。因此，即使改革派的努力无法实现制度及法律的变迁，但在推动政治进程与议程的方向上却通常是成功的。比如，尽管国际透明组织不断努力，但希腊的腐败程度依然非常高并略有增加。希腊最近的三次选举都集中在腐败问题上，获胜的政党都声称最终要控制住腐败。希腊对腐败问题的重视与这些遍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国际努力有关。这种新的腐败政治学在意识形态、认知及文化上的影响至少与其对经济、制度及法律的预期影响是同等重要的。

发展及白人的使命

　　这些最新的反腐败努力已经在下述几个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和影响：这个世界对于腐败的倾向如何组织和设计;如何理解世界各国人民的休戚相关。这种新的、国际化的腐败政治学宣称，反腐败的目的是在全世界促进经济繁荣与政治发展。正如彼得•艾根(Peter Eigen)在阐述为何建立透明国际时所指出的：

　　腐败—因私人目的对委托权力的滥用—是人类发展的障碍。它扭曲了竞争性市场，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不合理地增加了全世界最贫穷、最脆弱的人的负担……腐败腐蚀权利，滋生保密文化，剥夺最急需的公共服务，加深贫穷，动摇希望。

　　虽然，贫困及欠发达很大程度上是腐败的产物，最新的反腐败运动以反对腐败、鼓励民主为最终目的。目前已有众多学术书籍、文章及报道使这种信念深入人心，并阐释了腐败是如何阻碍经济发展的。魏尚进教授总结道：

　　一些学者最近进行的系统研究发现，一个国家越腐败，增长越慢。腐败通过几个渠道阻碍经济的发展，包括降低国内投资，减少国外直接投资，加大政府支出，扭曲政府支出的构成。

　　如今，这些观点已经如此深入人心，不论是贫穷，还是欧元区危机、中东的政治动荡和海地人道主义的惨败，都被认为是腐败的结果。正如我之前所说，这些解释与传统的殖民观点相契合，即不发达地区的人民身上的某些品质能解释他们的状况。在之前，种族及宗教问题对于解释全球不平等最为重要。如今，相关的解释是一个民族克服短期利益的能力或其政府的制度安排及诱导的能力，也就是说，那些并未完全文明化的人民有腐败的倾向，其腐败的收益大于成本。正如过去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一样，这种对腐败的论述，其问题并不在于简单地批评经济落后地区的人民;相反，正如将种族作为解释原因一样，腐败没有分析效力，它解释不了任何事情。将腐败作为解释贫困与不发达的原因，是单纯的意识形态话语，绝不可能解释相对的增长与贫困。与其说它是理解腐败的工具，不如说它是意识形态操控与政治统治的工具。

　　我猜想，这种观点会令许多人震惊。但是，即使对近10年进行简单的回顾，也足以对腐败解释经济增长的效力提出强有力的质疑，更不用说腐败对贫困或发展的影响了。在对腐败/不透明的测量中，一直得分较低的是中国、印度和希腊。2010年，希腊和中国的消费物价指数(CPI)并列第78位，印度是第87位。在绝对评分中，相比排名靠前的国家，它们更接近排名底部，而且近10年中它们获得的分数相当。如此严重的腐败导致经济停滞了吗?事实正好相反。所有这三个国家的经济在过去10年间一直保持增长，这显然取代了任何由腐败的衡量的预测力与解释力。中国在2000年间GDP的增长速度是10.3%，这是一个让人惊讶的速度;同样，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是7.1%。在这两个例子中，增长速度远远超过那些被认为相对清廉的经济体。希腊一直被认为是欧元区最腐败的国家，腐败程度与中国相当，远超过葡萄牙和意大利。但是，在过去10年间，其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4%，在欧元区仅次于冰岛的3.81%，居第二位，比“非腐败”国家芬兰的2.11%、德国的0.85%及比利时的1.54%高许多。我们也有许多其他可以引用的例子来证伪腐败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比如巴西，阿根廷、莫桑比克和尼日利亚。

　　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种明显的反常?大多数经济学家可能会指出影响经济增长的许多因素，认为不管腐败程度如何，这些国家的增长率都很高。苏珊•罗斯•阿克曼(Susan Rose Ackerman)概括地指出：“那些过去腐败程度较低、但现在腐败程度较高的国家会吸引大量国外直接投资，亚洲经济体也不例外”，这可能是真实的，但低估了腐败与贫困、发展之间的联系，至少，它只是这种复杂进程中的影响因素之一。

　　如果我们按照当前的文献去理解腐败，即腐败是对投资及经济活动的额外投入，那么认为腐败带来贫困就等同于说税收导致失业。可能对某些经济模型来说的确是如此，但对现实社会来说则是一种陈腐的观点。一种类似的观点认为，高工资或安全管理是经济增长的枷锁，这一点对于工会及任何增加资本花费的其他因素也同样适用。减少经济增长或降低因腐败而贫困的发生率，并不能解释全球围内经济体的相对财富。GDP无疑是一种粗糖的测量标准，无法回应今天所衡量和理解的“腐败”。实际上，一些早期的观点似乎在解释贫困与增长速度及利润的关系上做得更好。亚当•斯密认为高利润率伴随着贫困，而非繁荣，记住这点是有用的。他指出：

　　……利润率并非如同租金与工资一样，随着繁荣而上升，随着社会的衰退而下降。相反，在富裕国家，利润率自然很低，而在贫困国家，利润率则很高，并且在那些即将迅速毁灭的国家最高。

　　正如他所预测的那样，我们发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拥有广泛的贫困人口(中国、印度、巴西)，经济低速增长的国家则相对繁荣并拥有高工资(芬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等)。那么现在我们是否应该认为社会繁荣限制了经济增长呢?这似乎比“腐败”更具有解释力。我们进一步讨论阿克曼对下述问题的愚蠢回答：为何在世界上有如此多的贫困?为何即使在拥有自然资源的国家，经济增长也非常缓慢，个人收入水平也很低?她认为，腐败与治理水平低下是关键的解释变量。今天，那些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但又不考虑殖民战争的历史、帝国主义的力量、自然资源所有制的当前模式、贸易资本的全球流动等因素的人，就是被资本主义经济意识形态所蒙蔽的明显标志。就好像资源丰富的国家中的贫困与那些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武力、欺骗及镇压无关，而且将源头指向了那些贫困国家自身的文化以及制度存在的假想中的缺陷。

　　进而言之，把腐败作为解释因素的观点并非毫无用处，但它阻碍和破坏了理解当前政治经济发展的努力。让我们把希腊作为解释欧元区持续危机的案例。2010年年初，希腊债务危机导致经济严重失衡，媒体报道充斥着腐败泛滥、退休金、工资以及其他公共支出过度的传言。关键的问题在于，危机是由希腊人的腐败文化、庇护主义及安逸生活引起的。他们的行为似乎才是导致危机的原因。

　　这种对腐败的随意理解在很多国家中制造了危机，它们几乎都将腐败看作是国民缺陷的问题。对透明的赞美及媒体对希腊腐败的频繁报道，导致这种理解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理解带来的问题是双面的。首先且尤为明显的是，它并不能解释危机。它忽略了导致如此深远广泛的剧变的结构性和制度性的原因;其次，它将外部参与者的干预合法化，认为是国内缺陷导致了危机。甚至许多希腊人目前仍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管理经济。毕竟，德国人更勤奋，富有组织性和自我控制力。这也经常被用来解释2004年欧洲杯希腊夺冠。希腊总是有一些有天分的运动员，但是需要德国管理者提供获得成功必需的纪律与制度。正如今天的危机，德国人代表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另一方，两者共同承担着“白人的使命”，强制推行规则，引发了导致希腊目前危机的税收欺诈、腐败官员以及庇护主义安排。

结语

　　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不仅要用律师、武器及金钱来武装，还要用观念来武装。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观念大厦里发挥作用的各式论调中，政治腐败是最基本的一个论调。左翼力量已经使有关腐败的观点发展到不受质疑与挑战的地步。此外，将政治腐败重新解释为缺乏透明，已经作为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对象而出现。

　　本文试图阐释这种有关腐败的新观点对于理解资本主义国家最新发展的重大意义，以及对于理解那种为了应对全球不平等而产生的自发意识形态的重大意义。跨国资本主义的机构及代表已经试图通过这些方式从国内民众手中获得自主权，试图将资本流动最大化，而国际社会目前的反腐败努力，被理解为以安全与人权为代表的跨国努力的一部分，目的是为帝国的扩张铺平道路。在这两个例子中，一些规范性判断及观点试图将有权势的国际利益集团的特定政治议程呈现为一种普世的善，塑造成被压迫者及弱者的利益，而非帝国主义或新殖民控制的一部分。反腐败的号角并非专属于国际机构或组织，从开罗的街道到苏黎世的会议室，在权势组织和弱势组织中也普遍存在。那种认为较“透明”或“道德”的政府既能激励经济发展也能促进政治自由的论调是一种幻想，它没有认清资本主义国家最基本的现实。个人利益的冲突是资本主义政治的命脉，资本主义政治认为，程序与行政上的“透明”并不能导致一个对弱者和边缘人的利益及要求保持开放的政府，只是为此过程增加了一层面纱而已。在此意义上，对透明的强调不会导致更大的透明，而是一种有效的掩饰。程度的增加及反腐败运动试图在相对自治的形式上作出改变，可能会对跨国资本主义起作用，但更可能导致国内利益集团在政治与法律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小。

　　在反腐运动的形式中，“白人的使命”再次出现，也是我们理解和阐释腐败问题的方式的转变。目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从债务到贫穷、到饥饿，都被认为是腐败的产物。无论是强调国民缺乏的道德文化，还是强调其政治系统的法律组织的机能紊乱，流行的观点都模仿了殖民统治全盛时期的观念。而且，将假定的腐败程度等同于缺乏增长与发展，这些论点在学界内外都有追随者，它们深深根植于资产阶级的假想中，没有相反的证据能够影响这个观点。将许多政治经济缺陷与道德崩溃、腐败行为相联系，这种抽象思维已经迅速扎根，甚至亨廷顿的著作看起来也在反对资本主义理性化，并为公务人员的寻租和扰乱市场的行为道歉。

　　此处阐释的论点只是一种概述，需要更多观念上的阐释及经验研究去丰富。然而，这些核心观点致力于旨在挑战当前学术文献对政治腐败的主流观点，即专家统治及道德说教，也试图展示当前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解释政治腐败的效用。总之，与其成为市场价值和跨国资本主义的奴仆，不如用我们所有的怀疑和批判性质疑去应对这种新型腐败的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