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基层官场主要指村官、乡官、县官，这三级官吏曾构成共和国政权在农村的最基本支撑，现在却不但频繁出现亿万巨贪、夺人妻女、把政敌沉河追杀、对上访者百般践踏等令人发指的恶劣事件，而且，贪腐、傲慢和蛮干已成为这一阶层的基本生态，人人禽兽早已是人们对这一群体的普遍共识，难道其中有什么必然因素?当我们探讨这一问题，就不能不历史地、具体地、辩证地就近看看，看看原因，看看结果，看看来龙去脉。走近权力，走近基层，不仅是研究当今社会的基本问题，也是看清特色社会的基本试点之一。
基层官僚不好做，难就难在他们避无可避地直接面对群众。无可否认，县官出过焦裕禄、张钦礼，可培育焦裕禄、张钦礼最基本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就是为人民服务，自改革开放起，这一基础没有了、变化了、被抽掉了，由为人民服务变作为资本服务、为政绩服务、为人民币服务，假设焦裕禄、张钦礼出现在今天，就肯定遭受逆淘汰，且受同僚们的普遍排挤和高层打压，即便他们的下级或下级的下级，因眼红人家单位的干部发财而自己只能受穷，也很难说还会支持他们，问题这就难办了。也就是说，党的利益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先前高度统一，现在严重对立，无疑使焦裕禄、张钦礼成为历史之绝响、官场之绝唱，走入老百姓的绵绵回忆。与此同时，现在的现政权权力极重，权力与责任不成比例，这与封建社会类似，却与毛泽东时代不同。在封建社会要提治国，一个是宰相，另一个就是县令，这两层构成政权的基本支撑，至于巡抚知府布政使，都是陪衬性质的纽带，那时乡官、村官不算官，但也别把皇帝绕进去，因封建皇帝家天下，天下是他的，他不算管家，只能算是打谱的。特色社会与此类似，所谓放权，是指中央把权力放到了省级，省级为了发展GDP根本绕不过县级，于是拼命再放权，培育了一片土皇帝，这就是县官变质的第二个根源。当我们考察那些大贪、巨贪的变质过程就不难发现:有许多高官，他们做到厅级、省级实际上获利寥寥，尤其做到省级，因高度分权，机会已经不多了，反倒他们做县官时获利巨大，这是个现象;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官做大了有的人图利可观，那也是做县官时结交的狗腿狗毛来孝敬，他们鸡犬升天了。
乡官实际很尴尬。省里为抓政绩向县里授权，县里为抓政绩却向乡镇收权。现在的乡镇领导一是抓抓计划生育，二是应付上级检查，三是搞好社会治安，四是逢年过节搞慰问。但这都是面上的，其真正的努力所在，一是向上要钱，二是向上跑官，这两条都不太容易做。当今财政，处处捉襟见肘，尤其在卖地行情变冷后，政府的因应之策就是开动印钞机死命印钱，但这又带来后遗症，钱毛了，以前不够花，现在更不够，只能层层伸手要，其结果，中央集权加强了，基层干部难办了，君不见县里开会，只要少了公安局局长和财政局局长，与会者兴趣马上就下去一半，为什么公安局局长这么红?抓治安离不开他;为什么财政局局长这么火?不就找他要钱嘛。除此，最大的难题是跑官，既为自己跑，也为下级跑，起劲地跑，否则，干一届书记、乡镇长下级无人升迁，这队伍还怎么带?由于以上因素，乡官其实不好做。还有个因素更重要，那就是治安，大事找局座，小事少不了自己干，哪个村子出事了，老百姓作为弱势阶层作乱肯定有理，但站在老百姓一方肯定就耽误GDP，这使乡镇领导很不愿面对老百姓，而不愿面对老百姓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变通之法，就是去找黑社会。官员一找黑社会，那就啥都说不清了，形象坏了，更何况这么做有利可图，老百姓对他们就更讨厌了。这个局，不容易打开。
这年头村官很自在，处处糊弄，哄兔子瞒鳖，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如果不是大开发开发到家门口，火烧着腚，他们也照样忙不起来。由于选举被金钱和黑社会介入，现在的村官好人不多;由于村官好人不多，绝大多数老百姓愿意卖票，卖票后，那就看他们还不如一袋黑木耳或一颗大白菜。对此村官们心知肚明，偏巧村级政权又客观上成为党纪国法的三不管地带，花花事就出来了:你不做贪官，收不回投资，连老百姓都笑你傻;你不做昏官，不培植帮派，位子就肯定坐不稳、保不住;你不做庸官，太公平公正，连同上级都不能容。这的确很难。我们还记的改革开放初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村官，譬如鲁中郝进然、曹同庆，蓬莱“八仙”，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等等，他们凭借毛泽东时代残存的正直向上的理想信念，带村民发家致富，也借改革初期全民受益的东风，的确干的红红火火，譬如郝进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就给全村盖了楼、实行小共产主义，偏偏就他家住土屋，拿全村平均工资，以至于累得全身病，但这批人伴随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能坚持下来的的确不多，他们有的炫富，他们有的化公为私，有的吃喝嫖赌，有的公开包庇杀人犯，还有的雇家丁看家护院，甚至还修了炮楼，其最终结果，十有八九折了进去，逮捕了，而他们当年所创产业，十有八九，拜政策及各种因素，走向破产，只有南街村、周家庄这些佼佼者，引起领导人不但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和政治素养，还具备高度的政治担当，而发展壮大，但这样的村子，太少了。与南街村的王宏斌相比，村官队伍中的害群之马车载斗量，几乎多得数不过来。这个问题不单纯，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官商学黑是一家，他们这个共犯结构，至于后加入的民轮独，在县、乡、村基层还谈不上。原来的乡村井然有序，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搞有罪推定实施强力监督，官员乱来都不敢，更何况那是整个社会向上提升，官员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也向上提升，社会主义大众民主已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成功，结出了硕果。但是，这么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怎么能跟资本主义民主对接上呢?这么一个靠正义理想强力监督的社会怎么能允许万恶的资本主义萌生复壮呢?于是乎他们启动私欲，搞联产承包，搞去理想化，搞依法治国，搞一人一票，搞军警社会，接下来就是野蛮拆迁、流血收地，看起来一切顺理成章，但其实质，乃是首先把高品位的社会主义社会搞成无耻低质杂碎社会，把农村搞得鬼不像鬼、人不像人，到那时，与有效管理这样的社会，把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拿过来套用，就水到渠成。
我必须承认:针对改开杂碎社会，无论走入资本主义民主，还是回归社会主义大众民主，比之现在，都是进步。但我必须指出:一旦走入资本主义民主，那就意味着既得利益集团所得的赃物，全部脱罪;除此我还要重申:中国一旦改旗易帜，搞资本主义，复制西方英美模式在今天绝无可能，最大的可能是殖民地，而且是资源被掏空、环境被污染的九流殖民地。
官商学黑民轮独共犯结构总是强调“倒逼”，其实这是骗人的鬼话，他们早就打着“摸着石头过河”的幌子搞“顶层设计”，在农村搞的这一套，那是早已被设计好了的。否则，他们很难会走得这么流畅。什么叫“温水煮青蛙”，知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