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拟以历史维度从四个方面分析颜色革命和文化霸权：颜色革命的性质及其历史轨迹；文化霸权的任务、演进过程、目标、迷惑性；颜色革命和文化霸权的实质、资本主义的妥协性、其与法西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关系；结论。主要观点包括：叙述颜色革命的历史轨迹，阐述不同时期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各种干涉、战争给整个人类造成的灾难和牺牲；分析文化霸权的演进过程、其迷惑性、虚伪性和其操控舆论、输出价值观、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手段；提出社会主义在学习、借鉴西方的现代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现代国家、企业管理制度、社会建设方面的经验方面，在借鉴政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等思想理论领域的优秀成果方面，与温习资本主义发展史、批评其腐朽、虚伪、双重标准应并行不悖；说明资本主义消亡的必然规律及其与法西斯主义、恐怖主义的千丝万缕联系；颜色革命和文化霸权表明西方的“丛林规则”依然大行其道；资本主义潜力没有完全耗尽，其本质不会发生根本变化，与新干涉主义的博弈是一场持久战；如何防范、应对可能演进的各种资本主义攻略，并对其进行扼制、施压、敦促、引领，是马克思主义、以无产阶级执政党为首的世界进步政治精英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一项艰巨任务。

一、颜色革命的性质及其历史轨迹

1.颜色革命的性质

颜色革命是近年来才有的新事物，是资本主义在新世纪的一个新创造，其新在于，被颜色革命国家的反对派是打着民主、人权及选举不公等口号，其新还在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基本是“高调”幕后操作，所谓高调就是声称支持民主、自由。当然有时也急不可耐地跳到前台。[①]其新还在于利用一国内部的反对派，挑起一国内部的争斗，是轰轰烈烈进行的。大多数颜色革命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过精心策划的。他们有这方面的专门设计人才，专门的教材、专门的培训机构及具体操作路径和其政府设立的专门基金。

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驻我国大使李洁明、现任驻俄罗斯大使特夫特都堪称这方面的专门设计人才。2000年特夫特在立陶宛挽救亲美政党在议会选举中的败北局面，最终使执政的社民党延续了前政府的脱俄入欧方针，加入欧盟。2003年他在格鲁吉亚协助巩固那里的“玫瑰革命”成果。在他的游说下，美国向格鲁吉亚提供数十亿美元，其中不少用于包括挑衅、恐吓行动，挑动民众的恐俄情绪等。[②]2010年至2013年7月他任驻乌克兰大使。在这四年里，这位使尽种种招数，削弱俄在乌的影响力，并软硬兼施劝说新总统向欧洲靠拢。在他的鼓动下，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先是决定与欧盟签署协议，但是随后又改变决定，进而为2014年新一轮的颜色革命，也称广场革命的乌克兰危机埋下导火索。[③]

而专门的教材则非《从独裁到民主》这本书莫属。这是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出版的。那里面谈了198种具体方法，比如，如何对待普通居民，如何对付官员、分化瓦解执政党，如何操控媒体，如何组织非暴力集会和罢工等等。至于培训机构则有一长串：美国的中情局、国际开发署，西方国家的驻外使、领馆以及一些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等。

不同国家的革命颜色各异，提出的口号和采取手法也不尽相同，但性质是一样的：干涉该国内政，以控制其政治权力，进而迫使这个政权接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设计的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模式，以谋取经济利益，至少是使这个政权听从西方调遣。当然颜色革命是新事物，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干涉别国内政则由来已久。

2.颜色革命的历史轨迹

这一节我们追逐一下颜色革命的历史轨迹。比如1948年，意大利共产党声望极高，很可能在选举中获胜。为避免这一结果出现，美国中情局将大笔资金打入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账户，帮助后者在大选中反败为胜。再比如1951年，以清廉著称的伊朗首相摩萨台主张将伊朗石油国有化，而这将使美英两国利益受损。于是美英联合制定了推翻摩萨台、扶持亲英分子上台的计划。中情局在政变前向亲英分子提供约10万美金，并允诺事后再支付500万美金。同时，中情局甚至请出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的门生负责对摩萨台的宣传战，还拿出美元拉拢人心。据中情局内部资料显示，当时伊朗一份主流报纸的所有员工均可获得4﹒5万美元的“私人贷款”，“以换取宣传喉舌的合作”。经过两年多运作，摩萨台于1953年8月20日下台。[④]比较颜色革命我们看到，那个时期的干涉基本是低调幕后操作。

在20世纪后半期美国对南美的干涉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美洲开发银行（BID）成为先锋，目的是控制南美地区经济。二战结束以后，南美经济感受到了欧美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农牧业、铜矿、硝石、煤炭等产量下降。这迫使南美洲国家不得不与IMF和BID达成高息借贷协议，条件是采取宏观经济调整政策，削减社会、医疗、粮食和教育等方面的支出，这让社会难以忍受。南美国家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做出了反应，工会、教育工作者和学生也起来斗争。对此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做出的反应是贴叛乱标签、策划政变和暗杀。这些惩罚性行动导致智利、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和乌拉圭有数千人死亡，在美国与组成“秃鹰计划”的南美各个独裁、军事政府之间达成的协议中，这些人属于“强迫失踪”。受到酷刑的公民数不胜数，父母被杀害后子女被军人绑架并抚养的案例也大量存在。这种不道德和残忍的行为再一次证明了资本主义人性的泯灭，通过策划政变和谋杀来扩大资本的利益。[⑤]这里有一点民主的影子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这些事件中主要是策划、培训并提供资金。而就在这个时期，因为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名声不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正在酝酿把自己装扮成“民主国家”。足见其双重标准。

比较老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的公开杀人、放火、抢地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上世纪40—70年代的干涉活动更隐避些，这与那个时代世界性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有关，也与西方各种进步运动的压力有关。而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开始大规模浸淫苏联和东欧事物，直到80年代末苏东剧变。当然各个国家剧变的形式不一，但是作为外因的幕后操纵者都是他们。总之，二战结束后，西方各种形式的干涉没有停止过。据英国共产党主席（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哈帕·布拉尔统计，自1945年起，美国参与干涉别国内政活动有70多次，英国有130多次。[⑥]

如果再向上追述几个世纪，资本自由积累时期的血与火，资本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多次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围剿社会主义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争夺石油的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苏东剧变等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磨难、牺牲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倒退，已成为全人类的永久记忆，恐怕不是几句民主、人权等口号就能消除的。

比较上述干涉，颜色革命对社会的震荡相对小些，成本低些。当然也有例外。叙利亚全国总人口2253万，迄今，已有1160万人背井离乡，其内战已造成约25万人死亡，震荡可谓不小。[⑦]整个国家处处是战场。而内战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支持叙国内反对派造成的。在利比亚，从爆发反政府的群众示威活动开始，西方便频频插手，竭力扶植和壮大反对派力量，向其提供武器装备、情报，进行作战培训，甚至派遣军事人员进行现场指挥，以推翻现政权。但事实表明，“颜色革命”最终的结果不是“民主化”的实现，而是引发了这些国家的政局失控和长期战乱。利比亚战争把国家种族、部落和宗教派系之间一直潜伏着的矛盾和冲突撩拨起来，滋生出极端宗教势力，“基地”组织等乘虚而入，对周边地区构成安全威胁。[⑧]

颜色革命在一些国家得手几次，但是其伎俩也屡遭戳破和失败，比如在中国的几次，而俄罗斯甚至将其先遣队，即非政府组织驱逐出境。通过颜色革命得手的政权基本都是短命的，而且对当事国的破坏则是巨大的。当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不会就此收手，还会设计出新的什么“革命”，以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对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进行和平演变。也包括那些政治上不顺从西方的国家、美国认为其战略地位重要的国家、军事政治经济上对美国在全球称霸构成竞争的国家。总之，从颜色革命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只要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存在，干涉、战争就不可避免，这是由资本的内在规律决定的。

二、文化霸权的任务和演进过程、目标、迷惑性

如果说颜色革命主要解决政治权力问题，文化霸权则是解决政权的长治久安问题。为此文化霸权就是要不择手段地输出其制度、传播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后，西方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因为多了一个政治上的竞争对手。由此，文化霸权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试图从思想意识上控制世界的长期战略。维纳的一番话概括了西方一直以来操控的原则和路径。他认为，在应对社会中存在的所有反对稳态因素中，控制传播手段是最有效和最重要的。应该无处不有传播手段的三重限制：按照利益的标准淘汰信息；让这些手段掌握在人数非常有限的富人阶级手中，以表达这个阶级的舆论；最后，作为通向政治权力和个人权力的主渠道，吸引所有那些有抱负寻找这种权力的人。这个系统应该比所有其他系统更有助于社会稳定，并直接被掌控在那些为稳定和金钱最操心的人手中。[⑨]苏东剧变后，1992年美国国防部规划书中提出：“我们的首要目标，就是防止一个新的竞争者出现，阻止潜在的竞争者占据更大的区域或全球地位。”[⑩]这道出了美国在竞争中的惯常的手段和行径。作为商业竞争者的日本[11]、作为政治制度和军事竞争者的苏联都被千方百计阻止了。总之，操控本国和国际舆论，打击竞争对手是文化霸权的具体任务。

当然文化霸权有一个演进过程。殖民主义时期和帝国主义时期的文化霸权略有不同。殖民主义时期，文化霸权是在为西方的武力征服进行文化辩护。从时间上可以追溯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当时在西方史学上第一次出现了通过一种文明来对世界进行整合的理念，即历史学界的西方中心论。于是一批有神学教职的法学家应运而生，他们千方百计证明，通过暴力征服以求得通商、贸易的权利是合法的。

帝国主义时期的文化霸权从其特点看，可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即上世纪50年代以前，文化霸权依旧是为自己的屠杀、浩劫和战争进行文化辩护，不过理论上更系统，成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进一步控制世界的指导。比如德国地缘政治学派创始人弗·拉采尔20世纪初提出“生命攸关的土地”概念。根据这个概念，国家领土扩张如同生命体生长一样是正常的自然过程，新土地对国家机体具有良好的作用，是国家感情汲取力量的宝贵泉源。这个概念后来成了法西斯地缘政治学的基本术语之一。地缘政治学家、泛日尔曼主义者、瑞典人鲁·切连提出，“国家机体自然增长”是一种“天然模式”，建议把“关于国家是由土地体现出来的地理机体科学”称作地缘政治学。1916年他提出，国家的生命力体现为争取土地的斗争，这是国家确定不移的争取生存的法则，生命力强的国家如果土地受局限，就要通过殖民化、种种兼并或征服来扩大自己的领土。德国政治学家卡尔·豪斯霍弗尔1931年提出了瓜分世界的泛地区世界模式。他认为，世界为了避免冲突，应在几个大国之间划分势力范围，每一个参与瓜分世界的大国应该得到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海军将领艾·马汉早在19世纪末就提出另一种划分模式，即海洋实力与大陆实力对抗，而为夺取全球统治必须控制世界海洋。麦金德（英国地理学家）—斯派克曼（美国地缘政治学家）20世纪初提出地缘政治构想。斯派克曼认为，美国应该首先对像绞索一样围绕欧亚大陆大片土地的周围地带进行牢固控制。1990年，法国地缘政治学派的代表皮埃尔·伽罗华提出控制公众意识和人行为的构想。

后期为上世纪60年代至今。60年代以来，特别是到了后工业化时期，比较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上世纪50年代以前，通过侵略扩张和科技革命积累了资金，在马克思主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国内工人运动、各种进步运动的压力和促进下，其国内的法治、各种制度建设和社会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普通人的各种权利有了基本的保障。“历史上‘第一个全球化社会’是美国，它是技术革命的主要普及者。它是唯一提出现代性的全球模式、行为图式和普遍价值的国家。根据布热津斯基的说法，正因为如此，美国的全球性特征，使得它越来越不适合用‘帝国主义’这个词来说明它与各国人民的关系。况且这个词的有效仅仅限于在‘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创造的、真空的瞬间反应、对共产主义的恐惧’那个短暂时期。美国创造的科技革命光辉从根本上改变了问题的前提。这个革命的力量相当之大，它‘刺激落后国家模仿先进国家，进口技术、方法和新组织的实践。’”[13]自那时以来，特别是苏东剧变后，文化霸权已将西方现代化进程普泛化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唯一路径，将西方政治模式视为全球普世性的唯一范式，凡是不符合其发展道路的他种选择，都被指为另类；凡是不实行西方式民主的国家，都被认定为专制政体。演进至此，文化霸权更多了底气和霸气，已在为西方的进步路径和政治模式辩护。

马克思主义从不否认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强大生产力和科技，所创造的现代法律、法治制度、现代国家、企业管理制度、社会建设方面的经验，在政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等思想理论领域所取得的优秀成果，等等。作为人类社会整个现代阶段的开拓者，西方在上述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当然人民是其中的主要贡献者。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本性绝不会因为其国内的科技进步、具体制度建设、生活富裕、社会建设的经验、思想领域的成果而改变，相反会变得更加虚伪、霸气十足，而且双重标准。在操控国内外媒体、编造信息，裁剪、放大、缩小与恣意妖魔化等方面不择手段。之所以如此霸气是要达到文化霸权的目标。

2.文化霸权的目标

文化霸权的目标有两个，其一，操控舆论，进行民主、制度输出，操控社会心理，把自己的价值体系强加给世界。贝尔的“意识形态消亡”和福山的“历史的终结”都是这个意思，即只有西方的意识形态，只有西方的历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目标很清楚，用压路机压平一切民族差异，使一切都归于西方的统一标准，以彻底征服取代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自然接近和相互丰富。在他们那里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文化的、宗教的、民族的、文明的甚至地缘政治的考虑。自戈尔巴乔夫改革以来的十几年中，西方对苏联和俄罗斯就采取价值体系上控制的方法。这种控制在内容、过程和方法上都是经过“心理程序设计”的。操纵者关心从“需求者能获得什么信息”转为“需求者能获得什么形式的信息”。信息的传达方式方法是通过评论进行操纵、引导，朝规定的方向改变电视受众对某一事实的态度。为了制造毁掉苏维埃国家制度的前提，需要动摇社会意识，破坏传统的价值体系。于是在改革时期，被控制的电视把无数破坏性信息向人们狂轰滥炸，向苏维埃的一切道德准则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充当了摧毁苏联社会“文化核心”的工具。它搞乱了人们的理智思维能力和思想，摧毁了传统的思想支柱。方法是通过“揭露”、羞辱、嘲弄和贬损苏维埃时代的一切价值象征和英雄。这是一个十分精细的过程。其效果是以对大众意识的影响来衡量。这种方法的最高标准是不仅要求对大众意识编制程序，而且要求生产出具有预先敲定的特性、生活目标和道德品质的个体。应该说不论是内容、过程和方法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都达到了目的。到1990—1991年，苏联人民在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所掌管媒体的强力攻势下，已经不介意国家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了，只要有吃的，穿的，只要保证过上正常的人类生活。当然，在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国民经济几近崩溃的情况下，谈任何理想都是奢侈。但是，这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顾问们“指导”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使人们达到了这样一种不介意任何理想的境地，也是美国“由专政到民主和平过渡方法”在奏效。[14]苏东剧变是西方操控舆论，进行民主、制度输出的最典型案例。

其二是输出思想理论以从意识形态上控制世界。苏联自戈尔巴乔夫改革后，在主管苏联意识形态的雅科夫列夫的内应下，西方的种种理论如洪水般涌入苏联主流媒体：为了全人类利益、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现在是苏联改革的光明未来；否定十月革命、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等等。这些宣传使相当一部分人不知所措，使能看出其伎俩的人感到愤懑、担忧，但是无计可施，甚至受到孤立和围攻。因为主流媒体大权旁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领域不时出现各种各样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趋同论、第三道路、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西方的宪政民主，以所谓的客观性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等等。当然对苏联的输出与对中国的输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略有不同，这不过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霸权在不同国度里的表现。所谓形式不同在于，在我们这里，这些思潮只在边缘、坊间“细流孱孱”，更巧妙隐晦，基本没有占据主流媒体，而且这些西方的所谓理论，还不时受到批驳。而在苏联则占据主流媒体，气势汹汹。但本质上无差异，都是以资本主义制度、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衡量标准，颠覆意识形态领域的马克思主义领导权，推动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制度与资本主义接轨，和平演变无产阶级执政党，最终扭转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方向。在文化霸权的强势进攻中，这些目标在苏联实现了；而我们的一些理论领域出现了非政治化、淡化党的领导的倾向，出现了将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弱化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倾向，其实质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在个别单位和一些个人那里，这些理论上的目标基本得以实现，在那里视西方的理论为规臬，以美国的是非为是非。

目标之所以能实现是因为文化霸权具有极大的迷惑性。

3.文化霸权的迷惑性

文化霸权具有三重迷惑性：首先是它披着靚丽的外衣。比如民主、自由、人权等等。这些口号都很诱人。在西方那里这些都只不过是用来攻击对手、伪装自己的工具，而且是双重标准。有这样一个现象，“大约从20世纪中叶起，人们忽然发现，西方几乎不再称自己是‘资本主义’，而是自称‘民主国家’。渐渐地，他们便登上‘民主神坛’来指点芸芸众生，发号施令了。‘资本主义’一词同‘剥削’、‘殖民主义’、‘贪婪’、‘奴役’脱不了干系，而用‘民主’一词，则闪耀着迷人的光彩。”[15]资本主义就隐匿在这些漂亮言词的背后。2015年，美国前总统卡特在接受政论家汤姆·哈特曼采访时表示，美国早已偏离民主典范，变成了金融寡头统治的国家。他说，美国民主是赝品。美国的权力集中在金融精英手中，政治贿赂行为无法无天，美国之所以成为伟大国家的根本——美国的政治体系已被破坏。人权经常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攻击他国武器。美国到1920年才给予妇女选举权，在40年代少数族裔不能进白人开设的餐馆、理发店等，50年代末，黑人在公交车上不能入座。1965年黑人才真正拥有投票权。而此时差11年美国就建国200年了。自苏联解体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动了多少次战争？夺去了多少人的生命？而且这个进程还在持续。而这都是打着人权、民主、自由的幌子。

其次是只看到现象。比如有人去西方考察回来，便盛赞那里的富裕、发达、民主、法治、文明。殊不知这种繁荣背后包含着多少其本国人民的努力、磨难，被西方殖民统治的世界人民的牺牲和血泪。

再次是只看现在，割断历史。所谓割断历史就是把现在与过去分开。这当然主要是西方试图从思想意识上长期控制世界战略实施的结果，让人们只看到他们的现在，并蓄意以现在掩饰过去，似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从来就如此发达。而我们也中招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的媒体、出版、教育等意识形态领域几乎铺天盖地、清一色地只介绍西方的先进之处，几乎中断了资本主义历史方面的教育、研究、对西方现实政策的批评等工作。今天是昨天的发展。如果将美国上述的人权记录与今天的美国联系起来——就是今天那里也有一串串恶劣的人权记录——你会豁然明白：原来民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与经济发展有必然联系。在自己国家几百年才能达到的事，却强求别的国家在极短时间内完成。这不是霸道吗？在西方的蓄意掩饰和我们的故意不提及下，资本主义历史被割断了。这种割断使我们的相当一部分人得了“健忘症”，被西方光鲜靚丽的现实所迷惑，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另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由于唯物史观教育的缺位自觉不自觉地“维护”上述理论的所谓正确性，以西方的价值观和立场来看待中国和世界的问题；第三种人或者相信这种理论，或者出于种种原因而维护这种理论。上述前两种人与我们媒体的传播和教育缺位有关，属于认识问题，而第三种人则是价值取向和立场问题，是西方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社会基础。

三、颜色革命和文化霸权的实质、资本主义的妥协性及其与法西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关系

1.颜色革命和文化霸权的实质

颜色革命和文化霸权的实质是帝国主义的新干涉主义，也是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在新时期的发展形态。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其扩张就是必然趋势，而为自己的资本提供政治、文化保护被西方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事。这是由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资本的内在规律和发展逻辑规定的。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变化还表现在以下特点中，比如垄断组织的规模巨大、金融资本占统治地位，而且完全控制生产资本，资本大规模输出，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正在进行，而颜色革命就是新阶段重新瓜分世界的开始。不过，今天在争夺和瓜分中总是要把真实目的伪装一下，如反对恐怖主义、人道主义、为了全人类的利益等等。资本的寄生性与腐朽性依旧，但剥削形式变得很隐蔽，这些特点全都隐匿在民主、人权、自由等诱人的口号之后。

2.资本主义的妥协性、其与法西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关系

妥协性是西方世界赖以存在的民主制度、市场经济的基础条件。妥协性的实现依赖于各方对宪法和法律的尊重，以及对对方权利的认同，当然也表明了冲突各方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妥协性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鲜明特点。而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交往过程中也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妥协性的一面施压、敦促，使其与我们相向而行。但是这种妥协性演绎到极致就成了滋生法西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温床。只要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存在，法西斯主义和恐怖主义就有生存的条件。由殖民主义到帝国主义，到法西斯主义，到军国主义，再到恐怖主义……无须讳言，迄今，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及恐怖主义都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德国法西斯备受本国资产阶级的追捧，受到当时一些西方大国政府的一度纵容，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1年7月美国对日本法西斯的绥靖政策，到为了掌握日本731部队的试验成果和尖端技术，与该部队指挥官进行暗中交易，并因此而放弃了对日本法西斯指挥官及一批高级军官的起诉，到美国后来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战、在越战中使用毒气的行径，也验证了美国起初的险恶用心和对日本法西斯的庇护。日本法西斯主义也是从帝国主义发展而来的：从1874年出兵中国台湾，1876年强逼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开始，日本沿着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道路不断狂飙猛进，最终在20世纪初堕入法西斯主义的魔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之一。战后美国占领了日本，并将盟军统帅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可以说美国是占领日本时期的太上皇，它主持实施了日本的非军事化和发展经济的改革，制定了日本的宪法，[16]但是赦免了天皇在战争中的罪责，牺牲了战争受害者的正义，其非正义的后果延续至今。而今天安倍提出的安保法，即明显的军国主义复活也有美国撑腰，一些西方国家也明确表示支持。至于美国与基地组织、塔利班的关系，IS是如何产生、壮大的，也只有美国政府自己心知肚明。[17]当然西方个别国家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反思，但也只限于在其盟友内部。比如东伊运、藏独及其所实施的恐怖主义背后都有西方插手。总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为了一已私利不惜对法西斯主义和恐怖主义采取支持、纵容、庇护和绥靖政策。当然还有许多案例。不过上述也足以说明，资本主义妥协性的极致、其极端自私的价值观是衍生法西斯主义、恐怖主义的温床，后者则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极端形式。

四、结论

以历史维度观察一路演进而来的颜色革命和文化霸权，无论如何伪装，都是“丛林规则”在大行其道。虽然资本主义已步入衰败期，但是其潜力没有完全耗尽，其本质不会发生根本变化，与新干涉主义的博弈是一场持久战。社会主义在学习西方的现代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现代国家、企业管理制度、社会建设方面的经验，在借鉴政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等思想理论领域所取得的优秀成果方面，与温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批评西方的腐朽、虚伪、双重标准等应当并行不悖。当然资本主义在内外压力下有妥协的一面，也有与法西斯主义、恐怖主义等千丝万缕联系的极端一面。而如何防范、应对颜色革命和文化霸权，对可能演进的各种资本主义的攻略进行扼制、施压、敦促、引领，是马克思主义、以无产阶级执政党为首的世界进步政治精英、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一项艰巨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