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殖民典型言论辑录（扩充版）
　　转载自西西河社区
　　作者 [ 进步社会 ]

　　整理：刘殖民典型言论辑录（扩充版）
　　看二胡网友的刘殖民言论摘录后，很好奇翻了刘这二十多年的文章，确实发现了不少好东西。
　　当然，这1152篇文章里面，肯定还有太多漏网之鱼，没有被及时筛选辑录，哪位网友有发现，尽管补充。

　　感言：
　　在忍着恶心梳理刘殖民这些言论时，不断感慨，美国人如此积极在幕后推动此人成为炸药奖得主，委实太正确了，又委实太愚蠢了。

　　为何说正确呢？纵览刘殖民这二十多年言论，就没有一次见过他不站在美国等西方立场上的，简直是篇篇扮白人来打中国的脸。任何事件他都逻辑始终如一的千方百计寻找西方的美和中国的丑，哪怕类似撞机事件这种明摆的事件，刘殖民都很有勇气的跳出来咒骂“极端民族主义”，没有任何身为中国人的“政治正确”忌讳，表现太卖力了。对表现如此出色的走狗，美国只是通过NED基金会给些固定薪水还不够，要是不用个耀眼头衔犒赏下，做个千金买骨的姿态，如何能吸引更多鼹鼠来为自己的渗透和颠覆大业出力卖命。美国人赏罚分明这一点很正确。

　　为何说愚蠢呢？那就是刘殖民有太多言行，完全突破了身为“中国人”的底线，让一个正常的、还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人，都会感到触目惊心、望而却步。选择如此累累硬伤的极端叛徒，来作为挑拨内讧的标杆，固然能激起一些早有异志小人的反华热情，却瞒不过、也没法说服更多其他中国人。司马南老师评价是“获奖的汉奸依然是汉奸”，更进一步说，中国的汉奸居然也能获奖，那可想而知这么个奖是什么东西了。萨特拒领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理由之一是，“诺贝尔奖已经沦为冷战的工具。”可见，明眼人全世界都有，可不止在中国。

　　最直观的前车之鉴当然是毛子。35年前的1975年10月9日，炸药和平奖授予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20年前的1990年10月15日，炸药和平奖授予了苏联最高领袖同时也是首席瓦解者戈尔巴乔夫。炸药和平奖见证了、也不遗余力参与推动了苏联瓦解。毛子国家失败惨烈后果之一是人均预期寿命从1990年的69.2岁，下降到2001年的65.3岁，而伏尔加格勒州男性人均寿命降低了整整10岁。其它还有黑社会化（叶利钦在1996年国情咨文中承认：俄罗斯当时己超过了意大利，成为国际社会最大的黑手党王国），从 1991年到20世纪末，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1990年下降了52%，工业生产减少 64.5%，农业生产减少60.4%，卢布贬值，物价飞涨五千多倍，而这种趋势直到被西方诟病不已的专制普京上台才有所遏制。

　　“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讲，它是一场真正的悲剧”，这就是普京在2005年国情咨文中的总结。

　　感谢西方，每次我们稍有茫然、稍有困惑、稍有淡忘时，他们总会很及时的做出一件事，简洁而有力的教育了我们。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再一次幼稚的陷入西方新蒙昧主义陷阱以后，这种教育这些年一波又一波，1993年银河号事件，1996年台海事件，1999年五八事件，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2008年三一四事件和奥运火炬传递事件，2009年七五事件，2010年炸药奖事件……

　　真的，太感谢了，真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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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扬台湾独立】

　　“台湾新政府承诺不进行公投，是迫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而做出的决策。这并不等于台湾人民没有用公投来决定自己归属的权利。”
——刘殖民：《自治的权利》，2000年11月24日

　　“自秦始皇通过武力征伐统一中国之后，大一统观念就变成中国文化中不容置疑的绝对正确——最高善，直到今天仍然占据着道统制高点，而从来不问：1，如何统一，是武力强制下的统一，还是自愿结成的政治共同体？2，生活在大一统中的国民，是主人还是奴隶？3，如果统一意味着武力吞并和更深重的奴役，这样的统一还有必要和道德正当性吗？……人的自由，有着远比民族或政权或国家更神圣的价值，不仅高于统治权力、国家或民族的利益，甚至高于人之生命本身……中共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方式仍然处在中世纪的帝国时期，至今仍然没有放弃建立更庞大帝国的中世纪迷思，对内不给少数民族以自治的自由，对外不承诺放弃用武力统一台湾，以独裁强权干涉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自治，致使香港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举步为艰。”
　　“二战后，现代文明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住民自决”，它是由个人自由乃天赋人权的价值观中引申出来的，并得到最权威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承认。在此一原则下，任何统一的达成和民族冲突的解决，皆不是取决于强势一方的武力强制，而是取决于少数民族的自愿选择，一旦强势政权依靠武力来解决民族争端和统独之争，必然造成大规模的种族歧视、人权灾难和社会动荡。特别是当两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甚远、政治制度截然对立的情况下，如果强势一方不尊重弱势一方的民意而采取强行的武力统一，一来现在的国际社会决不会漠然视之，二来现行国际规则允许国际社会进行人道主义干涉。如果统一只能意味着强制和奴役，那就宁可不要这样的统一。”
　　“具体到两岸关系，象台湾这样在事实上已经脱离大陆本土100年的地区，能否最终回归大陆，应该完全尊重台湾民众的自由选择……现在的世界已经进入了人权（住民自决是基本人权之一）高于主权的时代，台湾也已经成为世界主流文明中的合格成员，台湾民众终于享有了不受任何强权强制的自由。在此情况下，对台湾民众如何选择两岸关系，台湾政府不能实施强制，其它政权就更不能！”
　　“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要面对历史和现实，但这种面对不能只讲无原则的实力主义或实用主义，即谁的人多、地大、武力强就由谁来主导。而应该在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同时，在大原则上不违背普世道义的前提下，从两岸的民众福祉、社会稳定、品质提升、区域及世界和平、未来远景出发，经过对等的协商、谈判来解决问题……如果大一统只意味着面子上的民族尊严而无视具体个人的尊严，只为了一党政权的利益而无助于民众的福祉，只是强权大国武力威逼下的统一而不是平等协商下的统一，那么这样的尊严、利益和统一还是不要的好，哪怕它是以高尚的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为诉求的。”
　　——刘殖民：《如果统一就是奴役》，2005年12月20日

　　“一个被岛内主流民意自我认同为事实上的主权独立的国家，却无法在国际上获得合法的主权国家身分，不仅被排除在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与的主要国际组织之外，而且其主权身分也不被绝大多数国家所承认。在住民自决权原则得到国际公认的今天，台湾人却要面对四面楚歌的国际环境，其屈辱感之深重，绝非局外人所能体验。如果台湾主流民意屈从这样的国际现实，也就等于接受了永远被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的屈辱……现在的台湾已经是自由民主社会，在岛内，台湾人已经是拥有平等尊严的自由人，而在国际上，台湾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却没有这样的平等尊严，也就等于台湾人的民族尊严得不到世界的尊重，如何能不悲情……尽管，黑金和民粹、劣质口水和局部暴力、国民党老朽和民进党的稚嫩……皆是台湾朝野必须加以不断克服的弊端，事实上，岛内对这些弊端也一直有不断深入的反思。然而，环视当今世界，在如此有辱尊严的外部环境下生存，台湾人的自尊怎能不受到极大的伤害！”
　　——刘殖民：《台湾恶劣环境中的优质民主》，2004年3月23日，《观察》200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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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全盘西化】

　　“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选择西化就是要过人的生活，西方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换言之，要过人的生活就要选择全盘西化，没有和稀泥及调和的余地。我把西化叫做国际化、世界化，因为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发挥，这不是一个民族的选择，而是人类的选择，所以，我很讨厌‘民族化’这个词。”
　　——《文坛“黑马”刘殖民——刘殖民答记者问》，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号



【种族主义言论】

　　“中国文化的危机不仅是民族性的问题，我甚至感到是与人种不无关系。因此，走出危机之路是十分的艰巨。”
　　——《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深圳青年报》1986年10月3日）

　　“我有自身无法摆脱的局限：语言问题。我没法用英语那样好的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我将来有可能用英语表达的意思，但语言的味道会一点儿也没啦。所以，语言如果可以过关，中国会和我根本没有关系。我最大的悲哀就是因为语言的局限性，还不得不为中国说话，我是在与一个非常愚昧、非常庸俗的东西对话，这种对话只会使自己的水平越来越低”
　　——《文坛“黑马”刘殖民——刘殖民答记者问》，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号





【否定中国传统文化】

　　“对传统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
　　——《与李泽厚对话——感性·个人·我的选择》，《中国》1986年第10期

　　“我承认我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最后走投无路，如果你把问题归结为政治腐败，再及文化腐败，就会问：为什么孔子的思想能统治中国这么多年，至今阴魂不散?我没法回答。我说过可能与人种有关。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因为制度是人创造的，中国的所有悲剧，都是中国人自编自导自演和自我欣赏的，不要埋怨别人，反传统与革新要从每个人开始。”
　　——《文坛“黑马”刘殖民——刘殖民答记者问》，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号

　　“中国的文学只有打倒屈原、杜甫才有出路。”
　　——1986年12月12日在清华大学的讲演

　　“从人类文化史、特别是思想史的角度看，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既无感性生命的勃发，也无理性反省意识的自觉，只有生命本身的枯萎，即感性狂迷和理性清醒的双重死亡。”
　　——《形而上学的迷雾》，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61页

　　“以儒家传统为代表的中国正统文化，在高度统一、高度集权的封建等级制中，经过长期的发展，简直太‘完美’了，其力量太强大了。虽然受到过‘五四’运动的冲击，但在当代中国，从‘反右’到‘文革’，传统文化又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大复辟，登上了它的又一个高峰。即使新时期已经开始了十年，传统文化通过‘文革’所传播的影响也很难在短期内消失，它沉淀为民族的潜意识，在不同的程度上浸透了大多数国人之魂。”
　　——《一种新的审美思潮》，《文学评论》1986年第3期

　　“在和传统文化对话的时候，就是得把这样一些东西强调到极点：感性、非理性、本能、肉。肉有两种含义，一是性，一是金钱。”
　　——刘殖民：《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198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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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谄媚美国】

　　“1，任何国家都不会完美无缺，即便如美国这样的老牌自由国家，也会有局部性的制度漏洞和管理不善，加之人性之恶的难以根除，发生局部性的人权灾难在所难免。何况是在战争中，任何交战国都很难保证没有虐囚行为发生，只不过，美国军人倒霉，被爆光了。2，虐囚案是美国人自己揭露出的，而有多少国家的虐囚行为没有被爆光：不仅是战争中的虐囚，还有和平时期的虐囚。与那些无法爆光的国家相比，美国已经做得足够好了。美国即便出现了虐囚丑闻，但其人权保护与专制国家相比，还是有根本区别的。所以，虐囚固然要谴责，但专制国家无资格批评美国。3，冷战后，“人权高于主权”的提出，美国已经把战争的文明水平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尽量减少平民伤亡、没有领土野心、尽量在战后建立民主体制，然而，即便如此，在以主权国家为实体的现有国际秩序中，任何自由国家对本国人权的关注和保护，都必然高于对别国人权的关注和保护，何况是在战争时期。所以，基于以上理由，美国受到如此激烈的世界性谴责，有欠公允。”
　　——刘殖民，《把罪恶当罪恶——虐囚案评论之二 》，2004年5月18日

　　“悲愤，难以想象！难以言表！我想为死者献血！我想参加反恐怖部队！无论是哪里组建的，只要能够消灭恐怖主义，我都参加！我想跨过太平洋，参加全纽约市动员的救助！我想把我的生命当作救援的天梯，伸向从高楼中求救的人们，让那些绝望中的无辜者在遮天蔽日的浓烟中看见曼哈顿上空的蓝天！我想化为一棵常青树或一捧泥土，在坟墓上为那位52岁的飞行员守灵！世贸大厦坍塌的一瞬间，我想化作一块坚硬的石头，与大楼一起沉下来……这不是文化之间的对立，不是民族之间的相残，不是弱小者在被逼得走投无路之时，向强者被迫复仇的正义，而是对生命、自由、和平的邪恶挑战，是针对无辜平民犯下的反人类罪！”
　　“这是美国人民为建立和捍卫全球自由秩序所付出的超常代价，也是全世界所有享受着、向往着自由与和平的人们付出的代价。美国必须坚强，经受考验！世界必须团结，经受考验！因为自由、和平与无价的生命在经受灾难和考验。要想让自由女神手中的火炬燃遍全球，每个人都有责任向恐怖主义宣战。”
　　——刘殖民：《我想为捍卫生命、自由与和平而战》，2001年9月12日

　　“今夜，我们是美国人。愿上帝保佑美国！”
　　——刘殖民等：《致布什总统和美国人民的公开信》，2001年9月12日

　　“冷战后，由美国领导的几大局部战争，就是现代文明的道义规则如何约束战争行为的最好实例：在战时尽量减少平民伤亡，在战后尽量做到文明重建，最终让当地人民享有和平、自由和民主……从 911后美国及其盟国的言行中，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和自由的力量，更加坚定了自由必胜的信念。正是对自由的信念使我相信：美英联军决不会屈从于流氓的恫吓和要挟，自由世界也决不会败于独裁残余及恐怖主义，一个自由、民主、和平的伊拉克必将诞生。”
　　——刘殖民：《美英自由联盟必胜》，2004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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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谄媚日本】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在中国留下的遗迹多了，仅就我生长的东北而言，最初的大连市是日本人建起来的，著名的鞍钢、小丰满水电站、阜新煤矿和东北发达的铁路网……，在在都是日本人留下的……在北京人主要用无烟煤炉做饭取暖之时，长春人主要用煤气暖气。这也都是日本人留下的遗产。正如长春人所说：当年的小日本真把咱长春当自己家建了……前不久，胡锦涛甚至极端到不可理喻的程度，居然把小泉停止参拜敬国神社作为恢复中日元首会面的前提。反对小泉参拜，可以有多种方式，特别是在中日元首会晤时，既当面表达明确的反对，又不影响讨论其他问题，应该是最恰当的外交方式。而一旦把停止参拜作为先决条件，就等于彻底关闭了中日峰会的大门……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在官方灌输和纵容下的民族主义，开始由怨妇防卫型转向愤青攻击型，鼓动打杀复仇和武力统一的声音日渐高涨，歇斯底里的极端者也不乏其人，而且，这样的歇斯底里也不断殃及国人。中国愤青们高举“反日爱国”的道德大棒，对国人的爱国要挟愈来愈不可理喻。当年，拳匪们杀掉的中国教民数十倍于外国人；今天，爱国愤青侮辱的国人也远多于日本人。近年来，仅媒体曝光的“国耻”事件就接二连三。 政论家马立诚提出“对日新思维”，遭到网上爱国者的口诛笔伐，还传出马先生在深圳遭到人身攻击。”
　　——刘殖民：《樱花的中国劫难》，2006年4月11日

　　“日本游客在珠海集体买春事件，照中国目前的法律，至多是违法卖淫嫖娼，对买卖双方依法处罚就是了，决不应该因人数的多寡或国籍的不同而区别对待……民间的反应远比官方强烈得多，网民们的怒吼致使各大门户网站的BBS被‘涨爆’，又一轮爱国反日思潮高涨。痛心疾首者恨不得马上阉了日本嫖客并取其人头，怒火中烧者兴奋得有点语无伦次，信口胡说……看爱国愤青的们的表现，无论对美对日，在向外喊话时，尽情倾泄仇恨愤怒和呼唤正义和平，也把同等份量的语言暴力加诸于中国的‘一夜美国人’和‘对日新思维’上……某些国人的流氓化爱国主义已经到了成精的化境了。”
　　——刘殖民：《狂热到精明的爱国主义》，2003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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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西藏危机凸显出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劣……中共当局再次玩弄"阴谋论"和民族主义的把戏。温家宝公开指控达赖喇嘛是西藏危机的操控者，央视播放了掐头去尾的"拉萨3.14骚乱"专题片，拉萨闹市区的打砸抢烧的画面，一下子激化了汉藏冲突。再加上西方某些媒体的失实报道和奥运火炬在西方国家的传递屡受骚扰，特别是中国残疾火炬手金晶遭到袭击和CNN嘉宾卡佛蒂的出言不逊，进一步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的官方发言人和媒体将矛头对准达赖喇嘛、西方的部分媒体和公众人物，发起一边倒的大规模宣传攻势，大量的海内外华人聚集在反分裂、挺奥运的民族主义旗帜下，掀起了反达赖反西方的狂潮。如此不可理喻的极端民族主义所凸显的，与此说是崛起大国的自信，不如说是弱国心态的又一次发作……‘爱国主义是恶棍的最后避难所’，这个避难所的主要功能就是利用爱国主义，特别是当外部压力加大时利用‘爱国愤青’，用完之后就弃之，比扔掉擦屁股纸还容易。”
　　——刘殖民：《不同于爱国颠狂的另一种民意》，2008年4月23日，《人与人权》2008年5月号

　　“自从网评在中国风靡以来，其醒目的特点之一，便是文革式叫骂的泛滥。这半年来遭到这种叫骂的人，就有达赖喇嘛、CNN、家乐福、王石、莎朗斯通、范跑跑等。”
　　——刘殖民：《韩寒评“大师”已经很客气了》，2008年6月22日，《观察》2008年6月23日

　　“在我看来，和平时期的独裁化爱国主义仅仅是单刃毒剑，它的锋芒来自极端的仇恨，它的闪亮来自极端的愚昧，她的杀伤力来自极端的野蛮，无论对外还是对内，它的主要手段是制造敌人，对外制造‘反华势力’，对内制造‘汉奸’……极端爱国主义还是可以让人陷入群体性颠狂的春药，无视基本事实，泯灭是非善恶，罔顾普世价值，践踏基本人权。所以，海内外愤青们根本不管王千源站在对立双方的中间仅仅是为了促成对话交流的善意，不管王千源的‘不支持国家分裂，不愿意有意识针对任何国人’的表白，更不尊重王千源的基本人权，对她发动了一场文革式的野蛮围剿。”
　　——刘殖民：《迎风而立的王千源》，2008年4月22日，《观察》2008年4月22日

　　“在中国，随着近年来民族主义情绪日趋狂热，几乎所有大型国际赛事的中日碰撞，都会为中国爱国愤青提供发泄仇恨的机会。所以，中国球迷对日本女足的嘘声，绝非来自他们对德国队的热爱，而是来自一种狭隘而盲目的民族仇恨——对日本人的仇恨……中国人表现出的丑陋民族主义，引起国际社会对北京奥运的质疑。如果这种畸形民族主义得不到矫正，那么这柄单刃毒剑就会越来越寒光四溅。”
　　——刘殖民：《被民族主义狼奶毒化的中国愤青》，2007年9月20日

　　“近年来，在中共官权的煽动和纵容之下，狭隘而盲目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越演越烈，已经变成当下中国最时尚的社会潮流，爱国主义变成了中国的‘政治正确’……民族主义与新左派基本是同一批人，他们攻击的主要对象也是自由主义。他们把中国自由主义指控为西方殖民化的中国代理人，甚至直接把亲美亲西方的自由主义者称为‘文化卖国贼’或‘思想汉奸’……在根本不存在国家独立危机和独裁体制不变的当下中国，民族主义的鼓噪必然要走向独裁爱国主义，变成民间非理性宣泄的出气口，也变成恶棍的最后避难所。它是政客们弄权的意识形态工具，也是一个心智不成熟的民族坠入蒙昧深渊的标志。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民族意识极不成熟的国家，那种天下主义的盲目自傲、怨妇诉苦的仇恨情结和奴性十足的自卑心态，必然使民族主义走向或好战或犬儒的泥潭。”
　　——刘殖民：《中国自由主义的当代困境》，2007年4月20日

　　“在舆论的导向上，中国的御用精英和新左派不断煽动民族自傲情绪……在反美反日反台独的民族主义狂热中，不时透出一股嗜血的味道。每逢出现中美、中日、两岸的冲突事件，网络上必然响起一片喊杀喊打之声。一些所谓的专家也加入到战争叫嚣的大合唱之中。有军事专家危言：‘中美之间必有一战’；有外交专家表示： ‘是放弃韬光养晦的时候了。’”
　　——刘殖民：《在大国崛起的背后》，《人与人权》2007年1月号

　　“今日的中国民族主义已经走火入魔，而任何走火入魔都可能产生极具破坏性的后果。宗教原教旨主义以神的名义要挟其信徒去充当人肉炸弹，民族狂热也可以代替宗教狂热而发展为‘爱国教原教旨主义’，特别是当爱国教原教旨主义以主流民意或国家利益的面貌出现时，对任何人都是一种无理的却是强有力的要挟甚至敲诈。无论多么杰出的智慧，只要第一次吸食民族主义的精神毒品，就会越陷越深地驯顺于这种要挟和敲诈，自愿出卖人的起码良知和平等待人的最低公正，先在视野上变成惟我独尊的井底之蛙，最后甚至变成狂热的好战分子。 ”
　　——刘殖民：《樱花的中国劫难》，2006年4月11日

　　“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激进民族主义往往成为抗拒全球化的野蛮价值和邪恶制度的避难所，既会造成本民族的自戕，也将对普世人权与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威胁。所以，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最愿意高举民族主义旗子的政权，大都是政治独裁和经济落后的政权，如所剩无几的共产国家，朝鲜、古巴中国，中东地区的政教合一的国家。和平时期的民族主义，特别是独裁国家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它既是一种自我膨胀的虚幻群体意识，也是一种为转移内部危机而夸大外部危险的统治策略，它是官方故意制造的外部威胁幻想，也是民间相信官方爱国主义幻想的盲目——国力弱小时产生封闭排外的夜郎自大和崇洋媚外的自卑自贱，国力强大时就将在盲目独裁意志的主导下，走向对外扩张的大国沙文主义、本民族文化至上的原教旨主义或民族精神的法西斯化。也就是说，独裁政权在和平时期煽动的民族主义，已经不是“善恶双刃剑”，而只是单刃毒剑——恶棍的最后避难所，既是政客们弄权的意识形态工具，也是一个心智不成熟的民族坠入蒙昧深渊的标志。”
　　——刘殖民：《独裁民族主义是单刃毒剑》，2005年10月22日

　　“独裁中国的激进民族主义之害，正经多有人论及，本文不准备多言。而自由韩国的激进民族主义之害，论者不多，但我以为更值得重视，因为它能使人更清楚地看到极端民族主义的邪恶魔力，不仅可以让独裁制度下的民众被操控得颠三倒四，而且也会让自由制度下的官民混淆最起码的是非善恶……东亚文化民族至上的愚昧 在我看来，最近东亚三大国之间的较力，凸现的不仅是东亚各国的历史恩怨和制度差异，更是中韩日对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的隔阂和愚昧——爱国爱到走火入魔。 ”
　　——刘殖民：《爱国爱到走火入魔》，2005年4月14日

　　“九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无论是官方的意识形态说辞还是民间的流行思潮，无论是精英们的学理研究还是大众文化的商业炒作，无论是对“本土化”的呼吁还是“东方主义”的走红，无论是反全球化西方霸权反资本主义的新左派还是遍布全国的伪民俗时尚，无论是呼唤革命的《切格瓦拉》还是充斥电视画面的清宫戏，最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话语霸权就是狂热而狭隘的民族主义。尽管自由主义的声音一直没有中断，但持有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日益边缘化。这种民族主义随着中国的国力军力的提升和精英阶层普遍步入小康生活，从《中国可以说‘不’》到5.8使馆被炸风波，大陆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走向非理性，以至于“爱国”成了进行政治要挟和道德敲诈的利器。及至21世纪初的中美撞机事件和美国的9.11恐怖惨案，民间的反美反西方的民族主义狂热，开始大范围溢出官方的外交定调，甚至走向丧失起码人性的下流，引起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高度警惕。”
　　“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只能越来越边缘化，反美反西方对于第三世界的任何国家都是弊大于利的选择。特别是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民众来说，极端的民族主义只能使之在没有任何自由选择的被强制状态中，成为独裁者维护其统治方便说辞。”
　　——刘殖民：《把大陆民族主义梳理回八十年代》，2001年12月30日

　　“目前的大陆，‘爱国’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精神流氓从事语言杀戮和人格猥亵的道义合法性来源。他们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以匿名的方式进行野蛮的人身攻击、人格侮蔑、兽欲宣泄和道德审判的利器。‘爱国’主义不止是恶棍们的最后避难所，而且已经沦为恶棍们手中挥舞的大棒。”
　　——刘殖民：《大陆“爱国者”的流氓相》，2001年12月13日

　　“撞机事件所激发出的爱国王义或民族主义，在公开的媒体上或网络上表现得相当强烈。但是，由于大陆民众获取的讯息只能仰仗官方来提供，听到的只是一面之词,所以这种狂热的实际证据肯定有很多水分，其效果也是负面大于正面……对于充满爱国热情的中国民众来说，首先要争取的,是可以自由表达的权利，而不是隔着太平洋发泄对美国军事霸权的愤怒，是对各种社会问题和国际问题的充分知情权，并根据事实进行自我判断的权利，而不是被动地只听执政党操控的一面之词，别无选择地接受他人的现成结论。与其在官方允许的网站发泄非理性的愤怒，不如理性地勇敢地抗议钳制网络自由的体制。”
　　——刘殖民：《爱国主义是中共的工具》，2001年4月24日香港信报

　　“撞机事件使中美之间的敌意徒升……流行于西方自由世界的愈演愈烈的‘中国威胁论’，决不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虚构敌人和制造围堵中国的口实……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恰好有利于独裁政权把制度之争变成民族之争。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作为大陆中国的民众之所以得不到善待，决不是大洋那边的美国政府，而是我们头上的一党独裁。”
刘殖民：《是制度而不是民族之争》，2001年4月21日

　　“在人类价值谱系的排序上，人权具有至高无上的普世价值，人权高于主权和政府利益，也高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不能以任何藉口来忽视之、践踏之。种族、信仰和财富等差别，不能构成在人权上实施差别对待的藉口；主权、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也不能构成侵犯人权的理由。即便是其他国家的人权、甚至是战争状态中敌对一方的基本人权，也高于自己国家的利益和政府的权力。惟其如此，才真正体现出人权高于主权的普世正义，也才能为良性世界秩序的建立提供人类性的道义共识。”
　　——刘殖民：《保卫人权 即便有损于国家利益》，2004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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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视“民粹主义”】
　　“绝对民主在根基上是民粹主义。从历史经验上看，民粹主义首先是一种仇恨情结，他们厌恶贵族、权势者、有产者和知识分子等精英，而同情平民、无产者、甚至流氓地痞，也就是无产业无知识的大众。更有甚者，民粹主义不光是同情，还特别煽情地在道德上无限制贬低精英而无限制地抬高大众，赋予了大众以无穷的创造力和最优越的道德感，最后发展为‘大众崇拜’：大众不仅是主人，而且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换言之，民粹主义的正面是‘人民崇拜’，反面是打到精英，特别是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所以，民粹主义具有强烈的清教徒主义、反智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倾向。……中国古代传统就具有浓厚的民粹主义色彩，‘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就是这种民粹主义的经典表述……毛泽东思想中的民粹主义可谓登峰造极……蒋介石败于毛泽东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蒋不善于利用传统的民粹主义资源，更不善于煽动底层的民粹主义情绪……民粹主义在今日中国已经再次出现复活的苗头，‘朗旋风’之所以尽吹，与新老左派近年来煽动民粹主义高度相关，从非理性仇富情绪和狂热的民族主义到胡温政权的亲民路线和赎买大众，民粹主义已经成为毛泽东亡灵不死的社会心理基础。”
　　——刘殖民：《民粹主义是独裁的温床》，2008年2月2日



【攻击“新左派”】
　　“在中国‘新左派’的大旗上，贴着两块著名的膏药，一块是‘毛泽东主义’，另一块是‘民族主义’。前者代表着反市场化反私有化反权贵化和优先关注弱势或底层的民粹情怀，后者代表着反美反西方反全球化反和平演变和优先关注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的爱国情怀。”
　　——刘殖民：《杨帆教授又拿国家安全说事儿了》，2008年1月12日


【攻击中国立场的真正“自由主义”】
　　“在现代中国，从来没有过英美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有的仅仅是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混合体，即便是那些自由主义的坚守者，也大都服膺罗素、杜威和拉斯基的社会民主主义。由此，西方古典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每况愈下，甚至已经找不到真正的信徒……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者大都把民主理解为帝制时代的‘民本’，用天下为公的国家利益取代个人权益……他们只强调自由的民族主义价值，仅仅着眼于自由对‘富国强兵’的工具作用，即个人自由对国家的独立和进步的价值……他们的自由主义底色是偏好社会民主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所以，他们不相信古典自由主义而追随罗素、杜威等人的民主社会主义，大都主张政治上的民主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均贫富传统与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结合，构成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主流。”
　　——刘殖民：《中国自由主义的现代困境》，2006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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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谩骂不同主张的人】

　　“李熬是个患有畸形自恋狂的戏子文人，无论走到哪，也无论讲什么，他都忘不了贬低别人和抬高自己，那种自我炫耀的无耻劲头，真是世所罕见。然而，骂遍天下的李熬，独独对中共及其领袖不骂反夸，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胡锦涛，从第一代夸到第四代。在凤凰卫视上夸还不算，来到大陆也要继续夸……李熬在台上向中南海的新旧权贵撒娇，清华学生在台下向李大师撒娇，李熬的表演就在台上台下的互媚中结束，堪称‘超级圆满’……向权势者和名流献媚早已变成中国人的第二本能了……更令我作呕的是他近于无赖式的精明，为了让肆无忌惮的媚相不太难看，他又在独裁爱国主义的煽情中撒上点自由主义的味精。”
　　——刘殖民：李熬的献媚和自媚，2005年9月28日

　　“喻权域……拿起“爱国主义”的大棒，准备向人大提出《惩治汉奸言论法》的议案……喻权域的提案，无论打着多么高尚的旗号，都是公然为文字狱张目，堪称左派们迄今为止发表的最野蛮、最荒谬、最疯狂的言论……在中外历史上，凡是和平时期鼓吹爱国主义的人，大都要走向癫狂……左派的偏执和爱国的狭隘，导致了喻权域对言论自由和自由主义知识人的仇恨，仇恨使之疯狂，使之丧失了起码理智，走向丧心病狂！”
　　——刘殖民：《老左喻权域的野蛮和癫狂》，2007年3月5日

　　“朱的核恫吓言论，主要是针对美国而发，用不惜打核大战来显示统一的决心，来阻吓美国协防台湾。但我以为，他的言论不仅是针对台湾问题，也不仅是代表了中共“鹰派”的立场，而且是中共的一贯狂妄思维，其鼻祖就是毛泽东。再往深里追溯，这是所有极权者的共同狂妄逻辑……沉浸于大国崛起幻觉的弱智民族 妄得目中无人的老毛，亏他当政时中国的实力太弱，再想通过核大战称霸世界，也只能快快嘴皮子而已；崇拜老毛的李敖，亏他只是个狂傲的文人，只能说大话惑众；放言对美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朱成虎，亏他只是个不掌兵权的少将，口出狂言发飙，还不会变成中共现政权的决策……如此冷血的公开叫嚣，只能以‘战争狂’ 名之。”
　　——刘殖民：《朱成虎不过是个小毛泽东》，2005年8月15日

　　“如果硬要把毛泽东实现其无限制的权力野心也叫做‘理想主义’的话，那么这样的理想主义之成立，只能是最机会主义的‘成王败寇’逻辑的产物。换言之，尽管理想主义者常常具有狂妄的倾向，然而，极权者的狂妄并不能等同于理想主义，狂妄一旦完成与政治权力的结合，知识狂妄和道德狂妄就将转化为权力狂妄，导致为实现个人权力野心的极端统治，其不择手段的厚黑就会产生极为可怕的毁灭性力量：极端的暴力、谎言和权术，极端的偶像化崇拜和救世主人格，极端的不宽容和冷血残暴，并将这一切极端野心诉诸于极端的社会运动，以自上而下的发动掀起自下而上的洪峰……毛只相信权力，相信自己的权力野心能够实现，而再无其他发自内心的信仰。就毛意欲‘解放全人类’的权力野心而言，他想统治天下的‘帝王梦’也只实现了一半：毛是中国特定土壤中的成功帝王，仅仅在国内一言九鼎，而在国际上则彻底失败，最终不能不向其对手妥协。遗憾的是，在毛已经死去27年后的今天，国人仍然把一个无信仰的暴君神化为满怀理想主义的政治家，实在是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最大悲哀！毛思想之于中国文化，使民族精神迅速走向粗俗化、痞子化、犬儒化，当下的毛热再为毛对民族精神的毒化提供最新例证。”
　　——刘殖民：《昨日小延安 今日大中国——毛泽东批判》，2005-05-08

　　“近两年，清华学者康晓光先生以赤裸裸的权威主义立场而声名鹊起，他提出的‘国家合作主义’……独裁制度所造就的敌人意识及仇恨心理对人性的毒化既深且剧，这毒化，曾经把大陆知识人的头脑变成智慧和良知的屠宰场……利益至上的逐金大潮已然冲垮了一切道义坚持，却仍然洗不净敌人意识的余毒，一有机会，哪怕不是机会的机会，毒性便会发作，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狼对人的撕咬。”
　　——刘殖民：《康晓光的狂妄和阴招》，2004年3月20日

　　“汪晖……在一个文明国家的知识界是不可想象的，而在中国这样的酱缸文明中，御用的学霸或学痞当道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刘殖民：《中国自由主义的现代困境》，2006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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