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2015年深秋的北京，雾霾锁城。似乎没有任何来由，被许多精英认为已经远去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又开始徘徊在中国的舆论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革命理想高于天，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的言论引起了各方关注。教授”、房地产大亨、网络大V，都被动员到围堵共产主义幽灵的行动中来了。

　　也许觉得第一轮围堵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远在香港的“端传媒”又邀集了周舵、徐贲、洪振快三人，以五篇文章《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还是宗教?》、《论证共产主义的马克思犯了哪些错?》、《苏联与中国，用不同的方式证伪共产主义》、《前苏联的三重信仰危机》、《王歧山谈合法性背后的幻象与危机》，发起新一轮围堵，似乎不把这个不安分的幽灵重新装进瓶子里就不能罢休。

　　虽然端传媒的编按自认为“热点之后，有必要提出重要问题——共产主义是理想，还是幻想?马克思主义失败了吗?”又“邀请三位先生”“以五篇文章”“从条分缕析共产主义、苏联的信仰危机到重塑合法性等多个角度，谈论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是是非非，以及中国的未知前路。”然而，考虑到这几篇文章的视角上如出一辙，很难说它们能够回答了编按中所提出的“重要问题”。

　　对于这个上帝可以信、王林大师可以信、市场万能论可以信，共产主义却不能信的时代而言，共产主义是否还能作为一种理想，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为了全面回答这个问题，今天破土君也公开征集文章，也条分缕析马克思主义、谈论共产主义、以及中国的光明前路。破土君先推出第一篇稿件，并将陆续发表其他稿件。欢迎各位网友加入讨论，来稿请电邮至groundbreaking@126.com。

　　据闻，为了响应习主席关于“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员的最高理想”的讲话，端传媒邀请周舵、徐贲、洪振快等三位自由派“领袖”以五篇文章“证伪共产主义”(其中周舵先生一人就贡献三篇)，据说港台地区传播甚广，读者争相传阅，云云。

　　如果按照自由派队伍里面的资历来说，周舵等先生属于我的前辈。自1989年以来，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各位先生，似乎什么也没有忘记，什么也没有学会，还是生活在柏林墙倒塌的那个瞬间，还是陶醉于“历史的终结”，对于中国与世界大势的变化茫然无知。如果要比，今日之自由派，未尝不是在步上世纪八十年代斯大林主义遗老之后尘。

　　中国现代的自由派，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但他们既不是真正地、完全地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也不是如它自己有时所标榜的，是代表了人民大众的利益;而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这里专指城市专业技术人员、自由职业者等)的利益。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自由派曾经是强大的，他们曾经垄断着青年的思想，他们曾经那样接近权力中枢，但眼睁睁地把机会错过了;他们那时虽然还不富裕，但还是有理想、有激情、有献身精神的，有些像当年的共产党人。后来呢，有的消沉了，有的被招安了，有的盲目地往体制的枪口上撞，有的做了资本家的食客、管家、御用文人，还有的内斗内行、外斗外行。海外的队伍早就瓦解了，国内的也多半被体制吸收了。今天，还有多少有理想、有抱负(而不是为稻粱谋)的青年在追随他们呢?

　　本世纪初以来，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在左转，已经成为内地在思想上、政治上最活跃的力量。对于马列毛左派在内地青年和一般群众中的实际影响，各位先生可有客观、可靠的估计?各位先生难道没有考虑过，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欺骗”，在这思想运动的背后是否还有更加深刻的原因?难道仅仅是因为今天的青年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就像当年的老左派责备青年向往资本主义是因为没有经历过“旧社会”?

　　二十多年前，空谈自由、民主、宪政(姑且不论这三者之间的矛盾)尚可属于天真。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仍然不进步吗?洪振快先生深为中共的合法性所忧虑。有朝一日，中共不“合法”了，中国就能够实现自由、民主、宪政了?今天受马列毛左派思想影响的青年数量这样多，整个社会这样脆弱，中国的工人阶级又如此庞大，并且眼看着越来越好斗、越来越激进，即便是城市“小资”也正在发展“仇富”的思想。

　　形势如此可虑，站在自由派的立场上，难道不揪心、不担忧?如何还会有闲情逸致来算“共产主义”的旧帐?

周舵先生的哲学

　　周舵先生是学哲学的，但是周舵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评实在是大失哲学水准，完全是一堆花边新闻、道听途说、主观臆测的大杂烩，外加赤裸裸的歪曲胡说。从周舵先生的“批评”中，不但看不出周舵先生读过马恩列任何关于哲学的原著，甚至连上世纪中学哲学教科书的理解水平都达不到。

　　在《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还是宗教?》这篇“大作”中，周舵先生先是吹嘘自己如何师从“党内思想领袖”于光远学习科学哲学，然后在讲了经验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以后，便是大批黑格尔的“唯理主义”，接下来笔锋一转，“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大厦，就是建立在黑格尔的经院哲学式的玄想式‘方法’之上”，“他的研究方法、理论建构方法全然不是前面所说的科学方法，而是‘头足颠倒’之后的黑格尔主义——不论如何颠倒，其方法论的本质不变”。除了人身攻击、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式的恶意揣测之外，这差不多就是周舵先生对马克思哲学的全部“批判”。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歪曲为黑格尔主义，然后再借批判黑格尔来打倒马克思，周舵先生决不是第一家，并且恐怕还是最蹩脚的一位。

　　周舵先生讲到经验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从问题出发，通过观察和实验搜集经验事实，运用归纳法和科学想象力，提出理论假设，然后用经验证据对从理论推导出的可观察现象做出验证，从而做出证实或证伪的结论。周舵先生在这里所概括的，应当说，基本符合现代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实践(对不起，这里要说“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请周舵先生不要激动，这丝毫不妨碍你“证伪”的自由)。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经验”?经验是依赖于人的主观的东西，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东西?如果说经验是主观的，我们怎么知道从经验证据中获得的理论是客观的或者说是科学的?如果说经验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变化的，科学又为什么会进步?新的经验证据与旧的经验证据之间为什么会发生矛盾?如果两者都是客观的，为什么一种客观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推翻另外一种客观?除了“科学共同体”的“范式”以外，还有没有更加深刻的原因?“科学范式”发生革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周舵先生是否同意这样的观点：所谓“经验”就是人对于客观存在的外部世界的感知。如果同意，周舵先生是否承认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如果不同意，周舵先生是否承认自己实际上是唯心主义者?

　　周舵先生是否承认，外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周舵先生是否承认，自然界在人类产生以前就是从来就有、一直存在的(列宁的问题)?如果周舵先生对列宁的问题做肯定的回答，周舵先生是否同意物质是本原、意识是派生的，人的意识不过是外部世界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如果是这样，科学是不是也是外部世界在人的头脑中的一种反映?科学的真理性是不是取决于在一定时期的科学理论认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正确地反映外部的客观实际，而不仅仅是“经验”?

　　请周舵先生考虑，科学是怎样产生的?科学的产生，是不是人类的长期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等社会实践的结果?科学的产生，是不是在物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才有可能?如果是这样，周舵先生是否在事实上接受历史唯物主义?

　　人类科学活动的目的是什么?是单纯为了获得能够得到经验证据“证实”的理论假设吗?还是为了将科学理论运用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等广泛的社会实践?这些实践是不是又必然造成新的、大量的“经验事实”，从而反过来影响并决定科学的发展?在这个社会实践、经验事实、科学理论，再到社会实践、经验事实、科学理论　… 的循环往复过程中，人类的认识能不能逐步地接近自然界和社会的客观实际?如果不是这样，周舵先生愿不愿意承认自己实际上是不可知论者?如果是这样，那么能不能说，人的正确认识实际上来源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等广泛的社会实践，并且要接受社会实践的再验证，从而通过大量相对真理的反复长期积累，逐步地接近并达到绝对真理?

　　如果周舵先生同意上述观点，周舵先生是否就同意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如果周舵先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那么，就马克思主义可以指导周舵先生达到对客观真理的认识来说，可不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周舵先生的历史哲学

　　周舵先生有个不好的习惯，那就是他在批判马克思的时候，既不愿意花时间阅读原著，也不愿意核对自己的道听途说、任意揣测有没有文献的根据和来源。

　　为了论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错误的，周舵先生列举了13项致命错误(周舵，《论证共产主义的马克思犯了哪些错?》)。其中多数属于无知的胡说，只有几项值得讨论一下。

　　在周舵先生看来，社会现象是非常复杂的，“比自然现象高出不知多少个数量级”(诚不知周舵先生是根据怎样的“经验证据”下了这么一个大结论)，根本不可能有必然规律。

　　这里要向周舵先生请教一个哲学史上的著名问题：我们每天早上都看到太阳升起，连续一千次，那么是否就可以肯定地说，明天早上太阳必然第一千零一次升起?这是休谟的问题。休谟是个怀疑论者，就是不可知论者，用这个问题来说明不存在必然规律，或者仅存在周舵先生所说的“概率统计”意义上的规律。

　　但是，现在只要稍有天文学常识的人都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的，明天早上太阳必然升起。这是因为，太阳明天早上升起，只不过是地球每天完成一次自转在视觉上产生的现象。休谟不能回答为什么太阳必然升起的问题，是因为他只是“知其然”(太阳在过去每天早上升起)而“不知其所以然”(地球每天自转一次)。“然”与“所以然”的关系，就是事物现象与本质的关系。

　　社会现象虽然复杂，但是任何社会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因而也都有一定的本质性的社会关系。这些本质性的社会关系规定着一个社会的基本性质，这个社会的基本性质又规定着它运动、发展、变化的一般特点，也就是规律。比如，周舵先生坚定地认为，人类争取建设共产主义的尝试必然失败，这就是周舵先生根据自己所认定的人类社会本质特点总结出的“必然规律”。再比如，周舵先生很有信心地判断，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类仍然要无休无止地为了争夺“优质异性”而展开斗争，这又是周舵先生根据“人永远是动物之一种”这一本质特征总结出的“必然规律”。既然周舵先生连在现实世界中尚未存在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规律”都能够总结出来，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不可以根据现存和以往社会的本质特征总结出它们的“必然规律”呢?

　　周舵先生关于必然性有另一个有趣的问题，那就是，如果社会进步是必然的，如果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为什么还要搞阶级斗争，还要搞无产阶级专政?人都是要死的，但是没死的人还是要继续生活。周舵先生没有吃长生不老药，周舵先生正在必然地、无可挽回地走向死亡，但是周舵先生今天还是要喝水吃饭睡觉休息，维持新陈代谢。

　　资本主义是必然要灭亡的，现实的资本主义正在走向死亡。但是，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一天，无产阶级就要被压迫、被剥削一天，无产阶级就必然地(不以周舵先生意志为转移的)要进行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无产阶级为了争取自己活得好一些而斗争，这是符合自由民主精神的，应该是周舵先生所赞成的。无产阶级必然为了自己活得好一些而斗争，这也是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的过程的一部分。

周舵先生的经济学

　　周舵先生说，马克思的“经济学”是“一把单刃的剪刀，只有供给理论，没有需求理论”。实际上，马克思的“经济学”比周舵先生所说的还要糟。马克思只有“政治经济学”，没有“经济学”，并且既没有“供给理论”，也没有“需求理论”，而只有价值规律。

　　说到这里，周舵先生一定会抢白：“有充分证据证明”，庞巴维克已经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彻底驳倒了。想来周舵先生对于庞巴维克之后所发生的经济思想史已经一片茫然，更不曾追踪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转形问题”的讨论。或许理解转形问题所需要的数学十分复杂高等，周舵先生力不胜任。

　　周舵先生身临其境般地描述：“主流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出现之后，马克思完全傻掉了”。周舵先生是否知道，后来爆发了“两个剑桥的论战”，主流经济学的萨缪尔逊完全傻掉了，因为论战的一方从逻辑上论证了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无法同时定义并测量资本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而不陷入循环论证或者导致类似于利率上升而资本密集度反而上升(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如果利率上升，资本密集度应该下降)一类的自相矛盾的结果。萨缪尔逊不仅傻掉了，而且公开承认论战失败。在经济思想史上，论战双方中的一方因为逻辑错误而被迫承认自己论战失败，这是唯一的一次。

　　“两个剑桥的论战”之后，整个“边际革命”的逻辑基础都不存在了，马克思还会傻掉吗?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自由派的投降

　　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一切人类社会都是依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而产生、存在、发展的。对于马克思来说，决定一个人类社会产生、存在、发展的最重要的历史条件就是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方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历史条件，决不会固定不变，而必然不断地发展变化。当一个社会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变化到一定程度，就不可避免地要与现行的社会制度发生越来越严重的冲突。这种冲突，最终只能以已经不适应历史条件的、旧的社会制度灭亡，代之以新的社会制度来解决。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来，一切社会制度都是历史性的，因而一切社会制度都只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存在和发展，永恒不变的社会制度是没有的。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特定的社会制度，它同样要依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才能存在和发展。自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并取得全球统治地位以来，资本主义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乃至根本的变化。

　　仅举一例，在资本主义产生以前，由于人类的物质生产和消费规模有限，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总的来说是有限的，即使爆发环境危机，也仅仅影响到个别的地理区域、个别的文明。在资本主义时代，由于资本无限积累的倾向，人类的物质生产和消费爆炸式增长，从而导致世界资源迅速枯竭、环境全面破坏，气候变化危机标志着全球生态系统濒于崩溃。周舵先生既然引用了罗莎·卢森堡对列宁的批评，或许也知道，罗莎·卢森堡的另一句名言，资本主义之后，“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

　　资本主义可以不灭亡吗?如果出现了下述三种情况中之一，资本主义或许是可以不灭亡的：(A)资本主义不是一种社会制度;(B)资本主义可以不依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而存在;(C)资本主义所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可以完全静止下来，不再发展变化。

　　人总是要死的，一个社会制度也总是要死的。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资本主义，总是要死亡的。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中国的自由派朋友们，你们何去何从呢?是向社会主义投降，还是向野蛮投降?

　　李民骐

　　2015年10月25日晨于美国盐湖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