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去年3月的台湾“太阳花运动”，出发点是对社会不公的抗议，但最终又怎么会被裹挟进“反倾中”和“台独”的政治潮流之中的呢?在本文作者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包括“太阳花”在内的台湾民主运动追求的是“全民政治运动，而非阶级政治运动”。因此，如何建立一套左翼的政治纲领，以此设定新的政治辩论议题，进而主导今后的社会运动，将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作者在本文中探讨了一种基于经济民主的劳动者赋权方案，虽然其可行性还有待进一步商榷，但无疑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2014，政治版图动荡的一年
要了解台湾自2010年代以后的政治，2014年3月发生的占领立法院运动是一把钥匙。有时候，重大历史事件的内在动力并不直接表现出来，从事后的发展反而能将其看得更清晰。
自2014年3月的运动至今，台湾政坛出现了不小的改变，首先是2014年11月29日的县市长选举，执政的国民党在22席里只拿下6席，传统上被认为是蓝营囊中物的台北市，主打“两岸交流”和“经济发展”的国民党候选人败给了无党籍候选人，这两张牌原本是国民党在2012年总统大选中胜选的利器，却在短短两年后反成败选的原因，这个改变不可谓不大。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选举中，国民党候选人连胜文住豪宅、开名车、申报的名下资产高达44亿台币，甚至求学求职经历中的特权等等，都成为年轻选民负面观感的来源。
可见，年轻世代对社会不平等的感知加强，是这场选举的推动力之一，而使这代年轻人大规模政治化的2014年3月运动，与此有不言而喻的关系。青年对社会贫富悬殊、机会不均等的不满，以及对社会正义的幻灭与追求，是3月运动的内在动力，也是决定台湾未来政治情势的最大变量。
除此之外，台湾最近数个月来的政党重组现象，除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大老牌政党以外，许多新兴小党和政治团体都冒出头来，其中不乏“社会民主党”等具左翼色彩的政党。
因应最新的政治情势变迁，和表现为新政党蓬勃发展的民众激进化现象，澄清以“经济民主”和“劳动者赋权”为核心的左翼政治方案，就是本文的目的。
1980年代台湾劳工运动的回顾
台湾在1950年代以前，就业人口中绝大多数属于农业，之后经历了30多年的威权资本主义时期，直到1980年代末，在民主化运动的大旗下，才迎来第一波劳工运动高潮。
许多研究者对这波劳工运动的性质做过深入思考，这些研究大多围绕着台湾劳工“阶级意识”的缺席，进一步追问为何这波劳工运动在政治上往往依附党外力量，而没有催生出强而有力的“阶级政党”。
回到台湾1980年代末，当时除了少数左翼人士，多数劳工运动在政治上其实从属于“反国民党”、“反独裁”运动的一环。当时的氛围，可以说是政治运动优先于劳工运动的典型，这点与欧陆式劳工党的发展背景有共同之处。然而，不同的地方在于，台湾民主化运动的主流思潮，并不包含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追求的是党外大团结，资本家和劳工的利益冲突被抹煞了。
1990年代的台湾国会全面改选，可以说是民主运动的里程碑，自此台湾逐渐步上资本主义民主制。2000年取得执政的民进党，则证明了以“全民政党”而非“阶级政党”自许的民主意识形态，在实践上，自然导致把政权基础建立在拉拢资本家、牺牲劳工阶级之上。
从上述历史经验中，我们可以学到些什么呢?
首先，劳工运动的高涨，未必总是起因于工会运动的长久累积，倒可能是政治运动的结果，尤其在台湾这种资本主义历史不长、国家机器介入社会事务程度甚高的环境。当劳工受到建立新社会的政治诉求感召，因此积极组织起来，反而会在客观上形成阶级的力量。
其次，过去历史上民主化运动与劳工阶级利益的背离，不应解读为“政治”和“工运”的必然对立，劳工阶级在政治上跟随信仰资本主义价值的政党才是问题所在。
而2014年3月之后，民众对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不均、重资轻劳的不满还处于潜伏形式，但“反倾中”意识却甚嚣尘上，与台湾早期民主化运动的“反独裁”相比，民族主义色彩更浓、民主主义有时仅是点缀，但共同点是，皆追求全民政治运动，而非阶级政治运动。
综上所述，为劳工运动建立一套左翼政治纲领，是十分迫切的任务。若没有对客观现实的系统认识，不可能制定出正确的纲领，因此理论的研究是基础。
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主义的痼疾
什么是左翼的共通点?想必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聚焦在劳动力被视为商品的“僱佣劳动”制度和资本追求无穷积累的“剩余价值”生产机制。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里，有两大主要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
前者的定义是资本的所有者，这类人手上握有大量财富，可以用货币购买工人的劳动力和生产设备。工人劳动产品的所有权也归资本家，资本家因此可以透过出售这些产品，来实现价值高于预付资本额的利润，并利用这些利润不断投资以生产更多的利润。而后者的定义，则是除了向资本家出售自己的劳动能力以外，没办法透过其他方式获得收入以维生的人。
由于劳动力被视为商品买卖，按照商品价格的规律，资本家只要支付能再生产出工人劳动力的费用，即让工人维持平均生活水平所需的工资数额，就能使用工人的劳动力。而工人的劳动力，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泉源，因此在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人在劳动过程中为商品注入的价值量会高于资本家付给自己的工资。
工人越辛苦的劳动，商品价值高于预付资本额的量较越大，能再用来投资的利润也越多，这就是资本家“钱滚钱”的诀窍，然而工人领取的工资，仍相当于购买基本生活所需的水平，这就是“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原因。资本自我增值所产生的剩余价值不是别的，正是工人阶级被剥削的证明。
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规律，不断生产出阶级剥削和贫富不均，不打破这些规律，社会正义永远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经济民主：劳工自主企业
理查.沃夫(Richard Wolff)因此提出“工作场域的民主”，强调政治民主和社会正义，在企业组织完全保留给私人独裁的情况下，无法真正存在。
在目前的资本主义企业中，基本上是由大小股东以一股一票的方式，投票选出董事会的成员，这些董事会的成员通常也是公司的股东，或身兼高阶管理者。董事会负责分配和运用企业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同时决定生产内容、生产技术和方法。资本主义企业的股份往往掌握在少数大股东手里，大股东拥有绝对的主导权，如果他们不满意，也可以撤换董事会。
而“劳工自主企业”则与此截然相反，由企业内部实际从事生产的每个劳动者，平等的担任董事会决策成员。按照沃夫的构想，劳工自主企业可以有股东存在，但股东不能进入董事会，也不能影响董事会的成员组成，只有劳动者才有此资格。在劳工自主企业里，每个劳动者除了他原本依专业分工获得的工作，还必须承担起在董事会内参与民主集体决策的责任。
这个制度虽然尚未成真，仍只是构想，但其实对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理应有极高的正当性。理由很简单，这正是民主精神的体现，只是由政治场域扩展到了经济场域，可谓真正的“经济民主”。
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者而言，“经济民主”的涵义不应被窄化，经济民主意味着权力真正归于劳动者，受僱者应当享有完全的、最高的集体决策权，而非仅有与资方谈判、期盼资方恩惠的机会。然而，经济民主这个词，由于尚未普及化，在政治运动中常被滥用，被庸俗化为财富重分配、劳资协商、甚至拒绝跟中国经贸往来的代名词。
澄清经济民主的意义，将是劳工阶级运动走向政治上独立自主、走向挑战资本主义的第一步。
劳动者赋权：一切权力归于受薪阶级
资本家和经理垄断资本的所有权和利润的分配权。为了剥削更多，必须将工人的劳动力置于资本的控制之下，工人没有自己决定工作方式的权力;工人劳动的成果，直接转化成利润进了资本家的口袋，对工人而言多劳并不多得，除了害怕失业的威胁以外，工人缺乏积极劳动的诱因。
这种生产机制带来的必定是效率低落，有时候甚至影响到利润的生产，于是资本家想出了各种方法，例如形形色色的劳工参与、共同决定制度，一方面缓解劳资纠纷，一方面让劳工承担责任、为资方政策背书;或者各式各样的利润分享、员工持股制度，塑造劳工跟企业是利益共同体的认同感，意图让劳工自愿接受高强度的工作负荷。
这种“由上而下”的改良，可能暂时对劳工有利，但终归是表面的，当管理阶层在设计这些制度时，总是隐隐守着一条利益的红线，无论如何不会让劳工侵犯到资方的领域。比如说，股东只会容忍居于少数的劳工董事席次，这些“董事”除了听取信息以外并无实权;允许劳方代表共决的事项，不会包括企业并购、关厂歇业和大量解僱。除非帮公司付出不成比例的心力，资方才可能多分享一点利润;配给员工的股票，如果不是禁止出售、无表决权，就是数量微乎其微。
要解决劳工在企业里无权且不能分享经济果实的问题，需要“由下而上”建立起“劳动者赋权”的制度，将权力一步步归还给受薪阶级。我们必须：第一，强化受僱者透过民主程序治理企业的权力，第二，将企业所有权从资本家手中转移到受僱者手中。
有两个制度创新的案例很值得研究，它们为实践上述目标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蒙德拉贡合作社”和“瑞典受薪者基金”。
制度案例一：蒙德拉贡合作社
今天的蒙德拉贡合作社，是1991年经过重新设计的联合体系，治理结构依专业分工分成三大部门——制造、销售、金融。工人社员直接所有的个别合作社，构成联合组织的基本单位，每个合作社皆拥有自治权，“蒙德拉贡”仅是这些个别组织的代表。
在个别合作社里，最高权力单位是全体工人大会，由合作社内兼具劳动者和社员身份的参加者组成，大会透过民主选举选出各种代表会及委员会。合作社内有两组权力结构，一组代表全体工人行使治理企业的权威，另一组则负责执行前者的决定，专职于管理和技术事项。按合作社规章的精神，负责技术性事务的委员会要服从全体工人的代表。
在“蒙德拉贡”的层次，所有社员参与的全体大会和合作社代表组成的常设委员会，则规划集体的长期发展策略，提供研发、保险、教育等服务，透过团结投资基金，将利润从高获利的合作社分配到财务困难的合作社。
然而自2000年之后，蒙德拉贡合作社的领导者认为，因应全球化的市场压力，必须采取积极扩张的策略，于是投入资源收购其他私营企业。这样做的结果是：截至2007年，整个蒙德拉贡合作社内约10万名工人里，仅有不到40%具社员身份，其他工人则与一般资本主义企业下的受僱者无异。
原本属合作经济的蒙德拉贡合作社，经营方式有日益资本主义化的倾向，早先的合作社社员，如今俨然是受僱员工眼中的集体资本家了。
制度案例二：瑞典受薪者基金
受薪者基金是瑞典社会民主党在1970年代提出的经济政策，目的是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企业所有权逐渐社会化。
一般而言，国家对企业课征资本利得税，是股份公司向国家缴纳获利的一部分当作税款，例如20%，剩下的获利才让企业自行运用，视需要进行再投资或发放给股东。但受薪者基金制度要求企业以“股份”而非现金纳税，也就是企业须缴纳与利得税价值相当的新发行股票，此称“股份纳税制”。
这些向国家缴纳的股份，将被纳入受僱者基金，受僱者基金终将有部分是以企业为单位，部分则以地区为单位。
由受薪者基金持有的股份，被赋予所有一般股份拥有的权利，例如：领取股利、投票选举董事会、决定公司重大政策等等。这些股份不能出售，它们代表受薪者整体不可让渡的权利。长期下来，受薪者基金纳入的股份将逐年累积，最后导致企业的控制权，从私人股东手中转移到社会的民主管理之下。
1976年，在瑞典总工会的支持下，这个计划开始推动，然而随即引发瑞典资本家的强烈敌意和反弹，资本家宣称，这将带来资本外逃、投资紧缩、经济崩溃。随着1992年保守党上台，这个计划最后无疾而终了。
由此可见，资本家阶级对自身利益的警觉程度甚高，且必要时不惜用伤害经济民生的手段捍卫之，此点亟须铭记在心。
实践经验的反省：政治行动之必要
蒙德拉贡合作社和瑞典受薪者基金，各有其成功和挫折，值得认真研究一番：
首先，奠基于劳动者自治的合作社企业，工人社员同时兼具劳动者和所有者的角色，就这点来说，合作社企业没有剥削，是反资本主义的因素。但是当少数合作社企业被资本主义经济围绕，这就让合作社处于一种先天不利、时时可能蜕化的情况。
举例而言，只有相对获利不佳的产业和生产力不高的工厂，才会被资本家弃置，也才有机会被工人接管;新型态的合作社企业经营前景不确定，难受金融资本的青睐，获取信用较为困难。为了争取较高的获利及与资本主义厂商竞争，少数生产力高的单位可能脱离合作社自立门户;最糟糕的还不只如此，合作社社员可能不想和他人分享自己的所有权，而在扩大经营时选择用资本主义僱佣关系剥削其他工人。
其次，纵使以十分温和、不影响企业现金流的股份纳税制为手段来实现受薪者基金，当资本家意识到自己的经济权力正被一点一滴的夺走，这对他们而言，无异于长期资本报酬率大大降低甚至消灭，资本外逃是可预期的。
这些难题不能光靠工人自发性的经济活动克服，需要工人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将现有的国家政权取而代之，并采取必要的行动。
对经济民生有重要性或生产力高的大型企业，应当不待资本家弃械逃跑就予以征收，并让工人接管;如果大银行不愿提供贷款，那就将这些银行收归公有，由国家来提供工人信用。合作社组织应签订契约，承诺不会昨是今非，不能因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戕害合作经济的共识。所有受僱者都具有社员身份，应成为国家法律的规定。
若不能遏止资本外逃，不要说受薪者基金制度，任何稍有进步性但对资本不利的政策，恐怕都寸步难行，管制资本流动是不可避免的。对规模较大的经济体而言，管制资本相对容易，然而不论规模，管制资本都需要两大条件：金融透明化和跨国合作。纵是未经公有化的私营银行，也要有完整的信息查核和监督机制。
争得政权的目的，不是要让一切权力集中在国家手里，而是将国家当作工具，为运动开辟道路，为经济民主和劳动者自治的社会创造条件。
结语：劳工运动须反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像个组织严密的有机体，就算矫正或切除部分，尔后还是会故态复萌，只有集中火力攻击核心，才能解决问题。财富重分配政策，常只是仰资本家鼻息的戏码，成为政客一张张空头支票;只有诉诸受薪阶级的意识觉醒和政治行动，实现企业由薪资劳动者自治、自有的经济民主制，才是值得追求的最终目标。
今天受薪阶级还不接受经济民主的思想，是由于对自身的力量没有把握。因此在每场劳工奋起抗争的运动中，有志之士当提出对劳动者赋权的主张：
企业要减薪裁员，行，把帐本公开给员工看看，让员工来决定;企业要关厂外移，行，由员工来处分公司资产，安排合理补偿或接管经营;企业盈余如何在股东和员工之间进行分配，也应该由受僱者进行集体审议。这些要求会帮助劳工从自己的处境出发，体认经济民主的合理性。
这些主张务必具体可行、切中时弊，在争取体制内改革的同时，厚植受薪阶级独立的组织和自主的意识，为变革体制打下基础。
(本文原文发表在台湾政大、中正、文化三小劳工研究所的联合讨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