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纪宏：“依宪执政”为何不能简称“宪政”

“依宪执政”这个概念，是2004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全国人大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来的，当时的提法是“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从这一讲话精神来看，“依宪执政”是从两个角度而言，一是针对依法执政来说，主要是强调依宪执政在依法执政中的核心地位，因为“依法执政”中的“法”应当以“宪法”为核心；二是相对依宪治国来说，强调“依宪执政”包括了“执政党依照宪法治国理政”的内涵。依宪执政再次被提起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2月4日纪念现行宪法正式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习近平总书记讲话进一步强调了“依宪执政”在“依法执政”中的重要地位。2014年9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全国人大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进一步明确“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这一主张是在充分肯定和继承党的最高领导人关于依宪执政重要性的历次论述基础上，对于依宪执政在依法执政中的重要地位的权威性论断，具有理论建构和指导实践的重要意义。“依宪执政”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宪政”，因为汉字的“宪政”已经在历史上被作为许多命题表述的简略形式使用过。最早梁启超用“宪政”来支撑黄尊宪提出的“立宪政体”，将“宪政”理解为“有宪法的政治”或者是“按照宪法来安排的政治”。近年来学术界有人主张“宪政”就是“宪法政治”的缩写版，但也有人反对，认为“宪法政治”也可以缩写成“宪治”和“法治”等等。总之，当“宪政”一词很大程度上被随意地作为某些命题的缩写版对待时，就会陷入概念含混的是非争议中。依宪执政的含义比较清晰，就是指中国共产党依照宪法治国理政，并在宪法范围内活动。依宪执政在当下具有特定内涵，它是针对依法执政来说的，是依法执政的上位概念。总而言之，我国的依宪执政绝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宪政，两者存在着泾渭分明、不容混淆的根本区别。简单地将我国依宪执政类比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在民主政治的实践中也没有任何现实意义。推进依宪执政，关键要克服的问题是如何推进宪法实施、加强宪法实施的监督和保障。其中，如何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是依宪执政的关键。同时，怎样保证“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也是依宪执政的题中应有之义。

（来源：《人民日报》2014年12月3日）

陈晋：毛泽东与“西学”

毛泽东喜欢钻中国古书，也对西方著述怀有兴趣，所读在他那个时代并不算少。自青年时代起，毛泽东自觉地接触西学。读西学著述，在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思想探索中产生过不小影响；五四运动前后，他更加注重阅读译介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的书刊；从延安时期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成为他了解西学的一个重要途径；新中国成立后，他读谈西学，比较从容和宽泛。毛泽东读西学著述，较感兴趣、较为注重和读的较多的是西方哲学、西方近代史、西方自然科学这三类。关于西方哲学，毛泽东说，它“是我们的先生”；关于西方近代历史，毛泽东说，“要搞革命，需要了解几个国家的革命史”；关于西方自然科学，毛泽东说，在这方面“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

（来源：《党的文献》2014年第6期）

程恩富 侯为民：从经济学角度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为当代中国的价值主旋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不同于以往一切旧价值的经济社会属性。这种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价值观，从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实践来说，是对人类进步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性和当代人类进步经济思想的共性。一是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观根源于人民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的一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不懈追求。中国道路是从独立解放到发展富强、从人民民主到文明和谐的道路，这条道路发轫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以人民整体利益为最终归宿。二是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集中反映社会成员的经济关系及其协调准则。就经济意义而言，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价值观是重要的社会平衡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它们相互支撑，集中体现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协调这一关系的基本准则。三是公民层面的核心价值观科学界定社会成员进行经济活动的行为规范。公民个人价值观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具有重要意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每个社会成员从事经济活动都应遵循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效有序运行的前提。

（来源：《人民日报》 2014年10月30日）

陈先达: 批评、抹黑及其他

批评不能说是抹黑，而是意见。激烈的批评中可能出现情绪化的东西，但仍然属于批评；对社会一些不良现象的抨击，也不应该简单归为抹黑。抹黑绝不是批评，因为它不是意见，而是以漫骂对党和社会丑化。 中国共产党建立90多年，全国解放至今60多年，为中国人民做了许许多多的大事、好事，但也犯过错误。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从幼稚到成熟、从不太成熟到比较成熟的过程。党的领袖人物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已经承认错误、清算错误，检讨错误、纠正错误，平反冤假错案，为受难者昭雪，还了这笔债。即使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面临不少新问题，包括贪污腐败、官商勾结、贫富差距过大、生态环境恶化，以及医疗、教育、住房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任何一个不怀偏见的人，都能看到中国共产党通过总结改革以来的经验，正在完善依法治国，提高治国理政的能力，严惩腐败，标本兼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努力解决前进中的种种问题。我们不仅应该看到问题，更应该看到问题的被重视和逐步解决。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理论工作者，应该超越日常生活经验的水平，站得更高，看得更深、更远。错误如同包袱，错误多，就是包袱重。有什么理由，把已经清算的错误，已经放下的包袱，企图重新一个个捡起来压在共产党人的背上？有什么理由重新撕裂开始愈合的伤口，甚至往伤口上撒盐？有什么理由把已经发现和正在着手逐步解决的问题，作为抹黑的依据呢？我们应该用科学的历史观引导学生，让学生看到祖国的灿烂未来。

（来源：《光明日报》2014年12月3日）

[美]吉姆·奥尼尔：下一拨经济强国谁界定？

中国是强国吗？如果它不是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庞大的经济，那么肯定也是在向那个方向发展。除了规模上相当于欧洲大陆三大经济体之和，中国经济总量以现值美元计算约为美国经济规模的55%，根据世界银行各国购买力比较项目最近的估算，就购买力平价而言，中国的经济总量或许还略高于美国。另外，以美元计算，中国是另外三个所谓金砖经济体(巴西、俄罗斯和印度)总量之和的1.5倍，如果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保持在7%到7.5%左右、通胀率保持在3%左右、人民币币值稳中略升的话，它每年将为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贡献1万亿美元。我经常强调，中国每两年为世界经济贡献一个印度。然而，在我看来，尽管由于拥有13亿人口，中国目前的人均财富约为7000到8000美元，远远落后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但仍然应当把中国视为强国。它是金砖四国中唯一始终达到我预期或预测的国家。虽然中国的增长速度放缓甚至有可能进一步放缓，但我仍然认为在2025年到2027年前后，中国经济以美元计算很有可能达到与美国并肩的地步。我估计到2020年，很可能更早一些，中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进口国。在世界其他国家看来，中国届时无疑是一个经济强国。

（来源：《参考消息》2014年12月8日）

[美]斯蒂芬·里克特：美国为何变得越来越差？

一是政治结构极端保守。在全球化时代，美国的一个基本美德——社会的快速适应能力——已经变成了所有国家的美德。但美国不仅失去了这方面的独特性，而且也失去了快速转变的能力，它大幅后退，有时甚至完全停滞不前。那里的自由民主分子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很难将现代化政治落实到立法实践中。我们甚至不得不严重质疑作为民主国家的美国的特性。在一个按收入计算占总人口50%的社会底层民众其实很少参与选举的国家，我们必须说它是一个后封建政权，虽然它装扮成民主国家。二是一切只为利益服务。美国在避免利益冲突和相关申报责任方面的透明度曾经称冠全球。如今，这早已成为历史。没有哪里比国会的情况更糟糕。如果人们为了避免利益冲突而在那里要求各委员会的议员们不要处理涉及给他们提供竞选资金的企业和协会的利益的法律草案，那么所有立法活动实际上都将停止。因为他们必须承认他们其实是有偏心的。一个精英们现在都失去了自律意识和物质俭朴作风且抱怨“遗产税”的社会到底会怎样呢？尤其当政治服从于同样的利益时。三是自我批判能力不再。公共讨论的自我批判能力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批判和现实感总是被立即斥为悲观？当美国人为衰落的恐惧感寻找慰藉时，他们说：“中国人也有他们的问题。”美国喜欢把自己的经济困难归咎于其他所有国家，尤其是归咎于中国。但人民币升值真的能够改变这种情况吗？如果政府官员和公共服务人员无一例外地被描述为“官僚”，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和服务业社会还能再次好转起来吗？四是精英圈子日益固化。我们是伴随着这样的理解长大的：美国是一个拥有高度社会阶层渗透性的社会——那是一个洗碗工变成百万富翁的故事。但现实展示了相反的情况：在经合组织国家中，美国在社会地位方面属于渗透性最差的社会之一。

（来源：《参考消息》2014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