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主义侵入历史学，这是历史的大不幸，因为它根本否认历史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历史虚无主义者从事着编造历史、肢解历史、碎片化历史的工作。他们“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只要肯下功夫，“侵略有功论”、“否定革命论”、“党史诟病论”、“历史人物重评说”、“中国文明西来说”，全都有了立论的根据。但是，正如列宁指出：“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选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都不如。”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主义者曾严厉清算过以施蒂纳、蒲鲁东、巴枯宁等为代表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马克思指出：施蒂纳不过是“试用”或“利用”宗教来替“圣书”写冗长的辩护性的评注的“圣者”，他的哲学的基础“无”就是“神”的代名词;在蒲鲁东那里，“现代各种问题不是解决于社会行动，而是解决于他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运动”，他能给我们的历史只是“他本身矛盾的历史”;巴枯宁的“理论”十分浅薄而反动，他的观点无非是“从蒲鲁东、圣西门等人那里乞取而拼凑成的废话”。马克思还告诫说：“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
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但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毛泽东说：“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邓小平也说：“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习近平则更是明确指出：“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坚决抵制、反对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
但虚无主义却并不因此退出历史舞台。它对中国特色道路、中国特色理论和中国特色制度的历史侵蚀，从根本上否定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因此，一定要准确把握中共党史的主题和主线，深刻揭示中共党史的主流和本质，把90多年的党史与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中国历史衔接起来，深刻认识历史和人民选择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因为只有坚持历史自信，才能真正支撑起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也只有树立一种对历史的自信，才能更有效地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坚持历史自信，必须正确对待党史国史上的失误和曲折。如果我们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能客观地认识历史挫折，实际上就把一个又一个阅读历史、解释历史的机会拱手相让，给历史虚无主义者以话柄和空间。这就需要历史工作者既实事求是地写出党史国史上失误和曲折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道出这些失误和曲折的所以然。对党的成就和经验能做到“写足”、“写够”，对党所犯的错误及其后果也能做到“写真”、“写实”。比如，1949年前党史上的三次“左”倾错误，1949年后国史中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均要以严肃的态度来书写，既不回避，也不渲染。只有这种处理历史问题的方式，才能让人觉得共产党历史真实可信，共产党人可敬可亲。
坚持历史自信，必须将书写“大历史”与叙说“小故事”结合起来。如果不关注历史细节，不重视历史叙述的通俗化，仍停留在背景、事件、结论这种三段论的模式上，结果只能使历史变得苍白无力，使历史作品令人不忍卒读。这也给虚无主义者“解构”、“搞笑”、“戏说”历史提供了机会。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马克思学习。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曾发明一种讲故事的方法，即把历史事件千头万绪细致入微地描述出来，并用现象的寓言性的东西来把握历史。这种叙事方式让人耳目一新，以致在它发表33年以后，恩格斯仍感叹这一部“天才的著作”：“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精妙，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现实。”
坚持历史自信，还必须对历史虚无主义予以当头棒喝。因为它不仅颠覆中华民族重新建立民族自信所依赖的历史观，也在解构这个民族的价值体系。历史虚无主义者总以怀疑的态度来审视一切，它怀疑“本质”、“规律”、“价值”和“意义”，甚至怀疑自身的存在。被虚无主义占领，就意味着没有目标感、缺乏真理感，当然同时也丧失了幸福感和意义感。对历史主义者来说，历史是一种“营养剂”，具有沟通过去与未来、个人与民族、生存与愿望的永恒力量。但对虚无主义者来说，历史是一种“劣质酒”，它麻醉人的精神，也毁伤了自己做人的形象;它强调历史是一种可以随意涂鸦的“空”或“无”，这种虚无的绝对化让人感到绝望而无所适从。
因此，只有做到历史自信，才能将虚无主义从历史的“避难所”中驱除出去，才能找回人的尊严、价值和意义，才能增强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