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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教训

作者: 郑之杰 来源: 《红旗文稿》2014/19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有100多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至今进入高收入国家的只有寥寥十几个,且大多数是小国。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有人认为中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性很大。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分析跨越陷阱国家的成功经验和跌入陷阱国家的教训,对中国未来发展非常重要。

  一、 韩国和日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经验

  韩国和日本是通过增长动力机制转换和经济发展体制改革,成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而顺利成为高收入国家的典型,对中国的借鉴意义较大。总体而言,从日本、韩国的经验看,跨越陷阱实际上是竞争力的阶段性提升和跨越问题,日韩持续增长能力的核心是培育出内生增长动力,最关键的是实现了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方式转换,其主要经验包括以下几方面。

  1.调整经济发展方式。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日本实现了轻工业——重工业——第三产业的适时转换升级,完成了由“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再到“文化立国”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极大地冲击了韩国出口导向型经济。韩国提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政策目标,加速从依托增加资金投入、维持廉价劳动力的粗放型发展战略,转为主要依靠增加研发投资和提高产业科技含量提升竞争力。韩国大力发展以电子工业为核心的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整顿轻纺、纤维、染色等低附加值产业;将汽车、造船、机械等产业的制造工程逐步转移出去,国内主要抓研发、设计等前端工程及营销、售后服务等后端高附加值工程。这为韩国在全球产业调整过程中抢占先机,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2. 依靠技术创新立国。高收入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均采取各种战略和措施来提高本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以此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1982 年,韩国正式提出“科技立国”战略,并明确其主要目标是利用先进技术改造原有产业。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为减轻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程度,韩国进一步实施“科技立国”战略,发展本国高新技术产业。与韩国类似,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日本也确立了“创新立国”战略,并把它作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基本国策。

  3.提高全要素生产率。20世纪70年代,韩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显著特点是资本投入增长速度非常快,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值,经济增长依靠的是要素投入。但到20世纪80年代,韩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贡献率达到了28.94%,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劳动投入部分,成为仅次于资本的第二大发展动力。1998-2011年间,韩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4.87%,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韩国真正实现了经济转型,转变为依靠全要素生产率发展的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日本经历了1951—1974年的高速增长期,1975—1993年的平稳增长期,以及1994—2005年的失去的十年期,每一个时期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同向升降。

  4. 调整收入分配格局。韩国政府通过税收政策调整初次分配格局;通过社会保障措施调整再分配格局。1980年代以后,基尼系数明显降低,收入分配趋于均等化。1991年韩国的基尼系数由1980年的0.39降至0.26,社会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明显缩小。

  5.实现城乡均衡发展。20世纪60年代,在工业化进程中,韩国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拉大。1970年,韩国政府启动旨在缩小城乡差距、工农协调发展的“新村运动”。韩国《农林统计年报》显示,1970年韩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为44.7%,2005年下降到6%。农民在其他非农部门大量兼业,城乡收入分配发生了显著变化。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已经达到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的95%,城乡收入差距已基本消失。二战后,伴随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日本城乡差距急剧扩大,由此引发了大城市人口过密、农村人口过疏、农村经济日渐凋敝等系列问题。日本政府于 1961 年、1969 年和 1977年先后制定了三轮综合开发计划,不断调整农业、农村政策,通过加强农村地区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城乡统筹的养老、医疗、教育制度的方式,使城市和农村在法律地位、居民政治权利、社会保障、治理模式等方面具有一致性,有效解除了农民进城或城市居民“下乡”的后顾之忧。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日本成为了世界上城乡差距较小的国家。

  二、一些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探析

  许多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为何相继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以下原因不可忽视。

  1.发展失速。“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增长问题。在具有持续增长能力的经济体内,各种社会矛盾可以通过增量调整的方式逐渐予以解决,而在增长停滞的经济体内则只能被迫进行存量调整,陷入“增长停滞—社会动荡—经济失序—复苏无力”的恶性循环。一国经济必须保证持续发展,否则就会跌落“中等收入陷阱”。整个拉美地区20世纪80年代经济年均增速1.2%,人均GDP增长只有-1.9%,其中1963—2008年的45年间,阿根廷还出现了16年负增长。

  2. 结构失衡。巴西、墨西哥、阿根廷、马来西亚、泰国长期存在结构失衡。第一,产业结构失衡。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忽视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却转而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钢铁、造船等重化工业,导致轻重工业比例失衡和工农业比例失调。第二,人力资本和自主创新失衡。高端人才匮乏和低下的研发能力严重制约经济结构升级转换。2009年,日、韩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超过2%,而智利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只有0.7%。2009年,韩国获授权专利达到9566件,同期马来西亚仅为181件。第三,城乡发展失衡。工业化发展严重滞后于过快的城市化,大量无地人口涌入城市,就业、住房、收入和社会保障困难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巴西城市化率从1950年的41.4%飙升到2013年的85%,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水平。泰国总人口6000多万,而首都曼谷人口就达1000多万。第四,社会保障机制失衡。就业、医疗、教育保障投入弱化,对经济和社会稳定形成巨大冲击。第五,环境发展失衡。巴西大量砍伐亚马逊热带雨林的树木、工业化种植经济作物,阿根廷过度放牧,泰国的森林资源基本被毁损,马尼拉和雅加达大量垃圾被直接倾倒入海中。

  3. 资金失血。金融体系脆弱的国家缺乏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经济严重受制于发达国家资金,特别是普遍存在着借短放长现象,加上过早过度放开资本管制,一旦外资撤离致使资金失血,企业就会倒闭或濒临破产。例如,巴西曾经成为南美的骄傲,但巴西后期严重依赖外资,1999年的金融危机彻底击碎了本已脆弱的金融体系,资金大量失血,经济下滑至谷底。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也大致如此。

  4. 应对失措。许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当重大困难或经济危机来临时,应对失措,使困难演变成危机,小危机演变成大危机。第一,部分拉美国家顽固坚持“举债增长”战略。上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不久,不少拉美国家继续维持“举债增长”的发展战略,同时欧美国家则相继采取紧缩政策,极度加剧了拉美国家的债务负担。第二,推行“原教旨市场决定论”经济政策。20 世纪 80 年代,仍处于经济增长停滞泥潭的拉美国家将“看不见的手”视作救命稻草,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见死不救。经济监控缺位下的救助方案不仅未能消除债务危机的根源,反而导致国际收支更趋恶化。第三,拉美不少国家脱离本国财政金融水平,照搬西方高福利制度。1987—1988年,在拉美较早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阿根廷和乌拉圭,其社会保障税率分别高达34%—45%和54%—57%,接近欧洲国家;有不少国家为20%—30%,也高于加拿大和美国。“福利赶超”扭曲了市场价格信号,导致资源配置失当和宏观财政上的债台高筑。第四,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未能及时对依靠低成本贸易拉动经济的模式进行调整,没有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采取的举措

  “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国要解决这一阶段出现的各种问题,显然需要多管齐下,例如,优化投资、进出口和消费结构,以产业转移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推动技术创新,着力提高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等等。此外,以下几个方面的举措也是非常重要的。

  1.发挥政府战略导向作用。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决不能忽视政府的作用。以亚洲为例,成功跨越“陷阱”的大多是政府作用明显、经济决策高度集权的国家,而那些放弃政府应有作用的,反而跌入“陷阱”不能自拔。菲律宾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经过30年快速发展,现代化水平仅次于日本。但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政治、经济体制完全照搬美国,资金和政策严重依附IMF、世界银行等外国势力。菲律宾政府作用疲弱,未曾制订明确的、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导致经济长期衰退、社会动荡,由“亚洲典范”走向“亚洲病夫”。战后日本实行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官产学一体、银企相互渗透,在短短二三十年里,经济实力迅速超过英国、法国和德国。韩国政府在60年代初形成以高度集权化为特点的经济决策模式。新加坡政府在西方看来现在仍然是一个政府相对集权的国家。中国的国情和这些国家的发展经验都证明,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才能保持自身特色、跨越发展陷阱。

  2. 推进城乡二元市场改革。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主要表现为土地制度、公共品供给和公共治理制度、户籍管理和相关制度的城乡分割。成功的城市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更重要的是要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配套政策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转变。要统筹推进人、地、钱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体制机制改革;在城乡户籍、农村土地产权、城乡社会保障和政府财政税收制度上要有所突破,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在深度城市化进程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逐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及城市内部二元结构,近期重点抓好棚户区改造,在资金、技术和机制上确保2017年前实现各类棚户区1000万户改造目标。

  3.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生产推动型向消费推动型转变,必须依赖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形成经济增长、公平分配和社会和谐的良性互动局面。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形成中产阶级占多数的“橄榄形”分配格局。从减贫、基本公共服务、人力资本建设、就业创业等方面入手,提高社会机会均等程度。加快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合理确定税前抵扣范围和调整累进税率,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税收负担,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调节力度。

  4. 把改革驱动作为各项应对措施的主基调。金融危机促使全球经济秩序进行深度调整。为了抢占未来战略制高点,大国已进入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变革时代。我们要紧紧抓住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牢固树立经济增长依靠“改革驱动”、“效率驱动”的观念,以改革对接开放、对接全球化的规则和机制,提高“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和“中国模式”的影响力,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走上内生增长的轨道。

(作者:国家开发银行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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