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邓小平曾多次说过，中国无非是“块头大”，指的就是中国“地广人多”。地广，意味着治理难度大；人多，意味着人均资源少。“文明型国家”也是“百国之和”，内部各种差异极大，稍微处理不慎，就容易引起各种矛盾和冲突。人多、地广、资源少、治理难，四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中华文明的治国传统。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美国和中国。美国 18世纪下半叶建国的时候，人口为 300万左右。到 1848年美国打败墨西哥、吞并加利福尼亚时，美国人口才 2000来万，而当时中国人口已达 4亿，约为美国的20倍。当时双方都处于前工业社会，前工业社会里最大的资源是土地，如果套用中国人的标准，那么当时的美国，家家都是大地主，而且还要雇佣黑人来种地，这种资源占有的奢侈使美国人更倾向于谈自由，谈权利。相比之下，中国属于人均资源紧运行，资源的竞争异常激烈。所以，中国人更多地谈“孔融让梨”，谈权利与义务的平衡。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世界上很多文化传统的形成，归根到底，都与资源多寡有关。美国这些白人大地主，当初在欧洲就遭受政教合一政权的迫害，到了美国后，对政府还是处处设防。美国人的“政府是必要的恶”观念大致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形成的。相比之下，中国人均资源少，资源竞争激烈，一个村里的人甚至会为河水和井水资源的分配而打架。在这种条件下中国人形成的传统就是通过选贤任能，组成一个比较中立的政府来协调和保证各方的利益，来确保“国泰民安”。了解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中国人怕乱的集体心理。当然，中国人均资源紧运行也使中国人形成了自己有滋有味的活法。比方说，中国人讲“人气”，没有“人气”，再好的房子也卖不掉。中国餐饮之丰富，世界上还无他国可比，背后也是人均资源紧运行带来的大量餐饮创新和革命。

　　过去，中国人常被认为是“一盘散沙”、不团结、“窝里斗”等，这也和人均资源有限造成的激烈竞争有关。鸦片战争后的大量战争赔款，辛亥革命后的长期战乱，日本侵华战争的残暴破坏，等等，导致了经济凋敝，民生艰难，人均占有资源更少。此外，中国广大农村历来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分散、孤立、封闭，多数农民仅关心自己“一亩三分田”，社会形态薄弱，自组织能力匮乏。虽然儒家提倡“家国情怀”，但旧时的中国还是缺少把“家”与“国”联系起来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这种“一盘散沙”的局面使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举步维艰，也抵挡不住西方列强发动的一场又一场战争，最终整个国家陷入了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

　　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开始真正改变。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强大的动员能力把中国基层民众组织起来了。从此，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短短一个甲子，中国综合国力全面跃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中国不久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一盘散沙”的问题。经验已经证明，一旦政府没有担当，一旦“组织”形态缺乏，中国还会陷入“一盘散沙”的局面。西方一些势力也一直盼望这种局面出现。他们鼓动中国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对抗，鼓动不同民族之间的对抗，鼓动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对抗，企图搞乱中国。当然，今天的中国已非昔日之中国。中国是世界上凝聚力最强的现代国家之一，搞乱中国的企图必将以失败告终。

　　2010年上海举办了盛大的世博会，我去参观了三次，发现了两个颇能说明问题的细节：一个细节是世博会厕所之干净令人印象深刻，另一个是晚上打车状况之混乱令人感到失望。尽管每天参观世博会的观众达数十万，但世博会的厕所始终保持得干干净净，我看比纽约三大机场的厕所都干净。考虑到如此巨大的人流，这种保洁水平堪称世界一流。但晚上 9点从世博会出来打车，大概是管理出租车的人员下班了，一下子失去了秩序，虽然只有二三十个人等车，但就是没人排队，一辆车过来，大家就涌过去，再过来一辆，大家又涌过去，都抢着上车。车不算少，但混乱局面一直持续着。前一个例子说明，只要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中国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国家竞争并可能胜出，世博会的保洁工作做到了高水准的数字管理和网格化管理。后一个例子说明，一旦缺少某种形式的组织和规范，我们社会往往会重归“一盘散沙”和“内斗四起”的局面。

　　当然，我这里说的“组织起来”，不只是指政府组织民众，而是指任何一种可以形成秩序和规范的作为。它可以是政府的，也可以是非政府的；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可以是长期的，也可以是临时的；可以是政治的，也可以是经济的和社会的；可以是部分人自发组织的，也可以是全体国民共同去做的。只要确立基本秩序和规范（这就是我说的“组织起来”），大家既可以劲往一处使，力往一处用，也可以各尽其责，各司其职，各显神通，任何人间奇迹，中国人都能创造出来。

　　走的国家越多，我就越觉得世界上各个民族似乎都有自己的相对长处与短处，用经济学的术语就是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这两个概念是 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阐述国际贸易理论时提出来的，即每个国家都有相对而言可以做得比较好的产品，它应该集中生产并出口具有这种“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自己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这种贸易活动能使双方都获得更大的利益。我这里无意评判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这种假设，而只是借用“比较优势”、“比较劣势”这些概念来说明，在政治生活中，一个民族似乎也有一些自己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如果想要超越我们的对手，我们就应该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

　　总体上看，以我自己的观察，盎格鲁—撒克逊人（英、美的主要族群）“自组织”能力较强，他们喜欢自己组织起来做事情，哪怕只有几十个人在一起，往往就会自发地组织各种协会，进行选举，实现某种形式的“自治”。相比之下，自组织能力似乎不是中国人的强项，中国人普遍喜欢由较为客观公正的第三方来确立和维护某种秩序，并在这种秩序中，井然有序地生活、工作、学习和娱乐。中国城市住宅小区普遍聘用物业公司来管理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在国外，普通居民小区的管理许多情况下是居民自我组织、自我管理为主，而非依赖专业的物业管理公司。

　　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看，在政治领域，英、美人似乎更相信选举，也更善于搞选举；中国人似乎更相信“选贤任能”，也更善于搞选拔与考核。与英、美这样的国家竞争如何进行选举，我估计可能竞争不过他们。但与英、美比“选贤任能”，我们现在做的就比他们好，而且好很多。

　　我们当然可以也应该借鉴别人之长，但我们千万不要放弃我们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我们今天的选贤任能模式已经是一种“选拔 +（某种形式的）选举”的模式，其中，选举是从西方借鉴的。当我们把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而且是以选拔为主，选举作为重要参考，这就产生了一种既高于我们过去那种光是依赖选拔的制度，也高于西方那种光是依赖选举的制度。中国人把两种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了一种制度创新和超越。

　　在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国家里，建立秩序和规范总是第一位的。没有秩序和规范，天下一定大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其实，历史上的西方也是这样做的。西方自称其民主制度比较稳定，但纵观历史，西方几乎都是在经历了革命之后，由富人建立起一个富裕阶层主导的社会秩序和法律框架，确保他们自己首先掌控社会主要资源（政治、经济、媒体、法律等），然后再把这种法治覆盖到更多的人。

　　中国今天要做的也是维护、改革和完善自己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特别是政治和社会秩序，但不是富人主导的秩序，而是由普通人参与并建立一种使大多数人受益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组织起来”不是说不要个人的积极性，恰恰相反，通过“组织起来”，首先就是确立秩序，有了这样的条件，个人生活才可能出彩。在井然有序的条件下，中国人几乎个个是龙，既可以联合起来一起攻坚克难，做成别人做不成的大事，也可以发挥个人的积极性，按自己认定的方式使自己的人生精彩万分。过去36年，至少有超过美国人口总数的中国人以这种方式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中国的社会活力与西方社会的阶层利益固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整个国家也因此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一个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世界上，“组织起来”也包括一个国家的组织能力、整合能力、规划能力。总体上中国的这些能力均超过西方。以整合能力为例，现代社会带来了一个国家内不同群体利益的分化，也带来了不同国家之间利益的分化。从过去36年的情况来看，中国模式在整合国内外不同利益方面，明显比西方模式更胜一筹。例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政府通过自己较强的整合能力，更好地实现了产业调整与整合。欧洲不少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欧国家明显缺乏这种整合能力，所以他们到现在都无法适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带来的产业竞争。

　　西方企业界对中国特有的组织能力、整合能力和规划能力感知颇深。2012年，英国《金融时报》曾在一项针对全球著名企业 CEO的调查中询问，您认为最称职、最可靠的组织是什么？这些企业老总把自己的能力放在第一位，把中央银行放在第二位，把“中国共产党”放在第三位，得票率 64％，远高于美国总统（33％）和美国国会（5％）。他们的理由是，中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总是看得很长远，而美国，“虽然我们不喜欢中国的某些政策，但至少我们知道这些政策是什么……美国的问题在于政策都是短期的，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回想一下过去的 60多年，中国遇到过多少沟沟坎坎？很多人都认为中国过不去了：“大跃进”的灾难过不去，“文革”的悲剧过不去，知青大返城的困难过不去，社会普遍贫困的状况过不去，物价改革过不去，国企改革过不去，税制改革过不去，银行改革过不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坎过不去，金融危机的冲击过不去，“非典”过不去，等等。但现在回头一看，都过来了。怎么过来的？关键是我们能够“组织起来”。我们的组织、整合和规划能力比较强，我们整个社会的凝聚力也比较强，特别是国难当头时，我们的制度有担当，有定力。 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抗震救灾展现了中国人这个特点：不分阶层，不分贫富，不分东西南北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众志成城，共赴国难。考虑到中国的人口规模比整个西方世界加在一起还大，中国今天“组织起来”的能力应该是中国体制 1949年以来形成的最大财富之一。这种能力来之不易，它将继续帮助中国克服自己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在更多的领域内实现对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

　　（作者：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中国学所所长，近著有《中国超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