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维护党的纯洁性的成功经验与启示打印页面

核心提示：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重大历史飞跃，维护党的纯洁性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毛泽东通过提高全党理论水平、践行“两个务必”诺言、开展整风整党运动、严肃处理重大腐败案件、加强党性自律、注重建章立制等，有力地维护了党的纯洁性，为我们今天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纯洁性纳入党的建设主线，作出了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执政党的战略部署，找到了维护党的纯洁性的新出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带领全党自觉加强党性锻炼，战胜了各种困难，使新中国顺利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今天，我们认真回顾和总结毛泽东当时维护党的纯洁性的宝贵经验，对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的战略任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指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七年。其中，前三年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后四年为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们党带领人民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十分复杂的严峻局面。从国内来看，在军事上，解放战争虽然基本胜利，但还没有完全结束，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的任务还很繁重;在经济上，市场混乱、经济萧条、通货膨胀、百业待兴，人民生活贫苦，还有许多地方的土地改革没有完成，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政治上，一方面巩固新生政权的任务繁重，同时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消极腐败等问题有所滋生，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建设任重道远。从国际环境来看，新中国只得到了一部分国家的支持，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不承认和敌视的态度，对新中国相继采取了军事威胁、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的政策，乃至于1950年9月打着联合国的旗号，纠集15个国家的军队发动了主要目的是针对新中国的侵朝战争，这使新中国面临着严峻考验。

面对这些严峻的局面，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抓住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来统领各项工作。随着土地改革在全国的完成，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变成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适时引导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被提到议事日程。1952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统战部《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中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在这种情况下，他及时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总之，从革命到执政的地位变化，既提供了党更好为人民服务的条件，也加大了党的纯洁性建设的难度。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一直高度重视党的纯洁性建设，把纯洁性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特征之一。1945年2月15日，他在中央党校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纯洁性”的概念，要求保持党的思想纯洁和组织纯洁。他指出：“我们要不要胜利，要不要在全国胜利?如果要的话，就要有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合乎统一的标准的党。”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党的执政地位的确立，党员干部面对的诱惑越来越多，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挑战越来越大。

骄傲自满、贪图享乐是维护党的纯洁性面临的第一个严峻挑战。毛泽东认为落伍分子的思想主要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他们自身思想的退步与腐化，二是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和腐蚀。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权利的诱惑、享受安逸生活的诱惑是无时不在的，对于执政党来说，如果不能很好地抵御这些强大的诱惑，党的精神就会瓦解，革命胜利的成果就会被葬送，党执政的合法性就会慢慢丧失。

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是维护党的纯洁性面临的第二个严峻挑战。新中国虽然成立了，但是旧社会的痼疾不可能清除，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现象会在不同方面表现出来。当时，一些党员干部在工作中，高高在上、自以为是，漠视民主和群众利益，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有些党员干部，不注意国家大事，不关心群众痛苦，不了解共产党员的重大任务是随时随地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些同志对工作疲沓松懈，得过且过，逐渐失去了作为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命令主义实际上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一种表现，它具体表现为一些党员干部在工作中为了完成任务对群众采取命令、强迫的方法，使人民利益受到了损失，从而影响了党的纯洁性建设和党在群众中的威望。

贪污腐败是维护党的纯洁性面临的第三个严峻挑战。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物质条件匮乏，政治环境险恶，加之党的组织纪律严明，因此在党员干部中出现腐败的现象比较少。在成为执政党以后，特别是在政权稳定以后，环境宽松了，条件改善了，由于少数人不注意加强党性锻炼，发生腐败的可能性加大了。1950年初，北京市委查出贪污腐化者88人，其中个别贪污者24人，集体贪污者6人，敲诈性贪污者1人，生活腐化者57人。可见，当时有些党员和干部是被贪污腐化的思想侵蚀了的，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学做经济工作是维护党的纯洁性面临的第四个严峻挑战。党的纯洁性不能孤立存在，是与党的先进性密不可分的，体现在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中。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工作重心已经完成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重新学习的任务十分繁重。1949年6月，毛泽东就提前号召全党加强学习：“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此外，新中国刚刚成立，没有完整的经济方针、政策，没有完备的经济发展计划，也给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了许多困难。党的纯洁性与先进性是相辅相成的，尽快学会做经济工作，迅速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本领，成为当时维护党的纯洁性的重要环节。

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错综复杂的社会局面，针对日益繁重的建设工作，毛泽东始终紧紧抓住党的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以捍卫党的纯洁性来保持党的先进性。

善于学习，坚持从思想上建党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成功经验。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号召全党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对维护党的纯洁性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第一，牢牢掌握思想领导主动权。毛泽东认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1951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发布，要求每个党员都应无例外地和不间断地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等经典作家的著作。

第二，重点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解决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党中央鼓励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原著进行通俗化解读，以便民众能够听得懂、看得懂和用得上。当时，李达撰写的《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影响广泛。毛泽东称赞其通俗易懂，对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

第三，高度重视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1951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指出：提高党的理论水平的主要责任是在党的高级干部身上，开展全党理论学习的主要责任也是在党的高级干部身上。1953年4月，党中央发出了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1955年1月，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1955年在职干部学习的报告》。

第四，努力学习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毛泽东提出向苏联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要以钻研的精神学习。1955年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他告诫全党：“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发出“两个务必”的号召：夺取全国的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自觉践行“两个务必”诺言，把党的纯洁性建设落到实处。

一是坚决反对在党员干部中滋生的骄娇二气。新中国成立后，和平的环境、优越的条件，容易使人滋生骄娇二气，导致意志衰退。毛泽东用“骄娇二气”来形容某些领导干部的不良作风。所谓“骄娇二气”指的就是骄傲之气和娇弱之气，说到底就是群众观点淡化、理想信念弱化。他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强调“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要求共产党人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奋斗精神。

二是倡导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针对当时党内不良作风、享乐情绪有所抬头的情况，毛泽东及时批评报纸上片面地、不合实际地宣传要改善人民生活的主张。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三是确立勤俭的基本方针。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党风正，事业兴。为了克服骄傲自满的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毛泽东决定于1950年下半年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1951年5月1日，他签发了以中央名义发出的《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这个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总结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的居功自傲情绪、命令主义作风，处理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错误，密切党和人民的联系。他在给胡乔木的信中写道：“全党整风运动即将开始，这件事已成当前一切工作向前推进的中心环节。这一环节不解决，各项工作便不能顺利地向前推进了。”这次整风运动重点抓住了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切实提高了全党干部的素质，纯洁了党员队伍。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党组织发展比较快，少数投机分子和坏分子混入党内，影响了党组织的纯洁性。在整风的基础之上.1951年-1954年，全党又开展了时间更长、规模更大的整党运动，主要是解决组织不纯、思想不纯问题。在三年多的整党运动中，全国共吸收新党员107万名，与清退出党者相抵，全国党员总数由580万人增至636.9万人。通过整党，党的组织更加纯洁，党员的质量和党组织的战斗力迅速提高，干部作风有所改变。

刘青山、张子善案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三反”运动中查出的党的领导干部严重贪污盗窃国家资财案件。当时人们在对二人的量刑上存在着分歧，毛泽东对此事十分重视。对于依法判处两人死刑，他这样说过：“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1951年11月30日，他在致邓小平的电文中指出：“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

1952年2月10日，刘青山、张子善被枪决。同一天，毛泽东在关于“三反”斗争报告的批语中写道：“大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故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或同情。”严惩两个大贪污犯，充分显示了毛泽东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态度和勇气。江泽民高度评价毛泽东从严治党的魄力，他说：“当年，我们党果断处理了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对党员、干部进城后注意反腐倡廉、拒腐防变起了很大的警戒作用。”

保持党的纯洁性，关键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提出要“力戒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带头执行党的纪律，为维护党的纯洁性发挥了率先垂范的作用。一是禁止对他本人歌功颂德。1950年5月20日，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纪念新中国成立，决定在沈阳市中心区修建开国纪念塔，塔上铸毛泽东铜像。毛泽东在来函“修建开国纪念塔”旁批写“这是可以的”，在“铸毛泽东铜像”旁批写“只有讽刺意义”。最后在公函上批示：“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二是坚决反对任人唯亲。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曾先后接到一些亲朋好友的来信，提出要进京工作生活，并请他安排工作。对此，他对亲朋提出“四不”政策，还特别嘱咐秘书：“凡是要求到北京来看我的，一律不准来，来了也不见;凡是要求我为其安排什么工作的，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三是带头勤俭节约。1954年，在毛泽东离开北京期间，在未得到他本人允许的情况下翻修了老的住宅和游泳池。为此，他非常生气，专门给中央领导写信：“为补救计，建造费五亿由我的稿费中支出，游泳池封闭不用。”

建立健全制度，是维护党的纯洁性的根本之道。一是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1949年11月9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1950年2月，中央又发出《关于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领导关系问题的指示》，从制度上保障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和纯洁性。二是加强党的优良作风建设。1950年4月，中央作出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防止党脱离群众，危害大众利益。1951年3月，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要求努力克服党在某种程度上的组织不纯与思想不纯现象。三是出台惩治贪污条例。在“三反”运动后期，政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注重从制度建设上防止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滋生贪污腐化的不良作风。四是抓好干部队伍建设。1953年9月，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会议着重研究了干部队伍建设问题，接着中央出台了《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关于加强干部文化教育工作的指示》等文件。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党面临着“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形势严峻、任重道远。报告强调：“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纯洁性建设是党的建设主线，贯穿于党的建设全过程：建设“三型”政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主要内容，也是维护党的纯洁性的重要手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带领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用科学的世界观教育党员干部，有力地维护了党的纯洁性。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战略任务，是对我们党注重思想建党的优良传统的创造性发展，也是保持信仰纯洁的重大战略举措。

习近平指出，“信仰纯洁是共产党人最根本的纯洁”，“保持思想纯洁，最重要的是保持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当前，一要抓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活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三个方面组成的有机统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须臾不可分离。二要处理好远大理想与现实情况的关系。我们既要有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也要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三要自觉澄清重大的理论是非。近几年中宣部推出了《划清“四个重大界限”学习读本》等一批重要理论读物，帮助干部群众辨明理论是非、澄清模糊认识，在各种诱惑面前筑牢思想防线。

2.建设服务型政党，保持党的作风的纯洁性

1957年，毛泽东针对少数干部为人民服务精神有所弱化的状况指出：“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服务型执政党”的重大任务，是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创造性发展，也是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新要求。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发展壮大的历史经验。习近平认为：“保持党在作风上的纯洁性，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和不断从人民群众实践中吸取经验、智慧和力量的固本之道。”首先，要搞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十八大报告指出：“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其次，要紧紧抓住密切联系群众这个核心。保持党的作风纯洁，关键是密切联系群众，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自觉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人民群众保持零距离。再次，集中解决党内存在的“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四风”问题解决好了，以党风带动政风民风才会收到实实在在的效果。

3.建设创新型政党，实现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相互促进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创新型政党，科学回答了党的建设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的辩证关系。历史告诉我们：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是先进性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著特征，是纯洁性的体现和落脚点。一方面，党的先进性建设内含着党的纯洁性建设，如果不具备纯洁性，就无所谓先进性;另一方面，纯洁性如果不能与时俱进，体现时代要求、顺应环境变化，就体现不出党的先进性。

当然，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建设创新型政党既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本质要求，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创新型政府的实践要求。建设创新型政党彰显马克思主义政党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的精神品格。在具体内容上，要求推进党的建设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在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面前，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进一步增强党的创造活力。根据党的十八大的统一部署，目前要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完善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加快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

4.创新监督机制，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在与民主党派领导人座谈时，重提毛泽东和黄炎培当年在延安关于历史周期律的对话，他认为这个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发人深省。当前，保持党的肌体健康，重点在于创新监督内容、优化监督形式。首先，强化对公共权力监督。公共权力失范，是当代中国社会认同的重大难题。因此，强化公权力监督，防止权力异化成为重中之重。其次，推进党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有利于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再次，完善网络舆论监督。网络监督是信息化时代的一种群众监督新形式，也是反腐败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当然，网络反腐的力量是一把“双刃剑”，既要充分发挥和有效利用网络在反腐败中的巨大作用，又要最大限度地避免负面后果，从而使网络监督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