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军：论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内在关联

　　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是当前爱国主义教育中一个重点问题。可以从八个方面去理解二者的内在关联：第一，从历史上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救中国;第二，从国家与其社会制度的关系上看，社会主义制度是新中国不可分离的重要方面;第三，从现实利害来看，社会主义与当代中国形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命运共同体;第四，从国家未来发展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发展中国的必由之路;第五，从爱国主义的历史形态看，社会主义完善和提高了爱国主义，使爱国主义具有更广的社会基础和更高的思想境界;第六，从主体人格上着，中国共产党人既是社会主义者又是爱国主义者，将爱国和爱社会主义有机融合于一身;第七，从人们思想感情的形成看，其爱国主义有一个从身边感性事物到社会制度这样的抽象事物发展的过程;第八，从更广的视野看，社会主义有与爱国主义相融合的一面，又有超越于爱国主义之上的方面，这种超越于爱国之上的世界之情和人类之爱，吸纳了各国爱国主义中美好的东西。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2014年第4期)

梁柱：莫被“翻案”之风迷惑

　　历史虚无主义在当前的表现形式可谓多种多样，它更多地集中在史学领域，而影视、小说、美术等领域也或多或少受到其影响。可以说，但凡我们肯定的历史，它就统统颠覆。例如，当前“翻案”、“重评”之风大行其道。有人提起抗战，认为只有国民党在抗战，而共产党在平型关战役中只歼灭日军53人，这些数字是他到日本靖国神社里面数出来的，以所谓的细节真实来否定敌后战场的存在及其重大作用。还有学者在美国看到了蒋介石日记，就认为可以据此认识一个真实的蒋介石，甚至据此可以重写中国近代史。还有人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只有一个要求——现代化，而现代化的要求被革命压倒了。这些观点很有迷惑性。实际上，没有民族独立就不可能有现代化。对毛泽东的诬蔑、抹黑和歪曲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重点。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开国领袖，特别是像毛泽东这样的民族英雄遭到如此的谩骂、诬蔑、抹黑。有人甚至诬蔑说《毛泽东选集》中仅有12篇文章是毛泽东自己写的，其他都是别人代写的。毛泽东所作的诗词也都是胡乔木改的。这些是不是事实呢?当然不是，有档案文件为证。现在胡乔木的女儿有机会就要做声明，说我爸爸怎么能写出毛泽东那样的诗词，相反，我爸爸的诗词有些还是请毛泽东改的。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4月23日)

马勇霞：改革是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

　　腐败是社会的毒瘤。腐败问题的形成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腐败动机。一个党员领导干部有崇高的理想信念，坚守廉洁自律底线，掌握再大的公共权力也不会腐败。二是腐败机会。体制机制有漏洞，决策不公开不透明，可以搞暗箱操作。三是公共权力。没有公共权力就没有腐败的本钱，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有诱惑就产生动机，有漏洞就有机会，掌握公共权力且不受制约监督，这些就是滋生腐败活动的土壤。“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只有把惩治和预防腐败的要求体现在各项改革举措之中，深化腐败问题多发领域和环节的改革，堵塞一切可能出现腐败的制度漏洞，消除体制机制的障碍和弊端，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一要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二要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三要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

　　(来源：《中国纪检检查报》2014年4月29日)

马怀德：法治政府建设要警惕形式主义

　　最近，中国政法大学“全国法治政府评估”课题组，对包括直辖市在内的53个城市的法治政府建设状况进行了调研测评，发现各地法治政府建设发展并不平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法治政府建设中存在形式主义倾向。一些地方政府对依法行政的组织推进工作呈现模式化、套路化，停留于口头承诺，缺乏实质举措;部分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过于简略、粗糙，多宏观和原则性规定，少可操作举措;一些制度，如行政问责等，有规定无落实，实际中运用非常有限;部分制度如行政审批网上办理、投诉举报处理，实际效果低于其形式规定。部分建设举措停留于应付上级要求、显示“政绩”上，不能有效提升行政权的规范程度。这同时也导致，本次评估中公众的满意度评价普遍偏低。解决暴露出来的问题，还需要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精细化，改变当下法治政府建设多宏观原则性规定、少操作性制度安排的现状，加强重大行政决策的规范化建设，完善专家评估论证，完善决策的公众参与。

　　(来源：《人民日报》2014年4月28日)

王中保：规范资本私权，保障社会公权

　　资本私权侵犯公权力最常见的手段，就是通过暗地里贿赂掌握公权的公务员，把公权堂而皇之变为资本私权。资本私权侵犯公权比较间接的手段是影响和掌握舆论的话语权，为侵犯公权开道。比如，为轻易、廉价地获取“国有资本”，私有资本首先制造的舆论压力是公有制企业的效率比私有制企业低，给出的主要理由是公有制产权不明晰，再辅以民营企业取代国有企业。资本私权侵犯公权最隐蔽的手段则是把“成本外部化”，即资本会把本属于自己承担的成本转嫁给外部来承担。比如，资本为节约成本和提高利润，有毒、有害的污水和废气不经无害化处理就直接排放，造成环境污染，侵害社会对于环境的“公权”。　此外，商业贿赂、虚假宣传、假冒伪造等获得相对于竞争对手的“经济优势”，侵犯了市场的“公权”，也损害了消费者“公权”。防范资本私权对公权的侵犯，既需要掌握公权力的权力机关按照公共利益的需要，透明、规范、公正地运行公权，还需要人民民主的机制和经济规则与法制的建设，规制资本的私权，保障人们社会、环境、劳动、市场的公权，同时更需要为大多数人谋福祉的公有资本的发展壮大。

　　(来源：《环球时报》2014年4月29日)

詹勇：敢于向潜规则宣战

　　潜规则顽疾之深、为害之烈，常在于扭曲价值观念、污染社会生态。潜规则为何能大行其道?制度漏洞的空子、政策执行的走样、信息封闭的“黑箱”，都是其滋生的土壤。潜规则面前，一些人心理上纠结、行为上分裂。声讨公款吃喝，酒杯一端又来个“下不为例”;痛骂“走后门”，自己有事又忙着找关系;害怕“伸手被捉”，又挡不住“不收钱会成为异类”的受贿逻辑。这样的首鼠两端，正助推了坏习惯的养成、坏风气的流布。敢于向潜规则宣战，最需要拒绝麻木和放任，唤起勇气和担当。尤其对领导干部而言，面对各种歪风邪气，做挡风驱邪的泰山石，还是做八面玲珑的老好人，是不可回避的现实考验。习近平总书记说，光明前进一分，黑暗便后退一分。人人都站出来负起责任，对潜规则敢于动真格、实行零容忍，就会使歪风邪气没有市场。

　　(来源：《 人民日报 》 2014年4月29日)

樊鹏：自媒体智库方便百姓参与决策

　　当下随着微博和微信平台的发展，中国进入了全民自媒体时代。在自媒体时代，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因从业背景或共同的爱好凝聚起来。还有一类“跨界”组织的讨论圈，围绕时下热点经济社会议题和政策，来自政、商、学不同界别的人们展开虚拟空间的讨论，分享信息和思考。由于这些讨论关涉社会议程，同时充满群体智慧，可以说一种“自媒体智库”范式正在兴起。传统的媒体、智库、基金会，最先注意到新兴自媒体中各类分散的用户和讨论“圈”所释放的信息和能量，如果加以整合、开发，可以弥补传统的信息采集手段之不足，产生超越传统媒体、智库的知识。在经过与传统媒体和智库嫁接后，可能打通信息壁垒，加速知识互通，成为社会政策知识的蓄水池。“自媒体智库”还为创新政策参与提供了可能，借助自媒体民众可就公共政策表达意见和建议，体现了一种“流动的民主参与”精神。如果对此善加利用和开发，“自媒体智库”可能成为汇集民意和民智的新源泉，成为创新政策参与的新形式。

　　(来源：《环球时报》2014年4月18日)

乔杉：20年互联网带来的改变才刚开始

　　20年前,我国通过美国Sprint公司连入互联网的64K国际专线开通，成为互联网大家庭的第77个成员。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2013年我国全年网络零售交易额达到1.8万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0%以上。今天网购已经无处不在,极大地方便和实惠了消费者。这就是互联网，不仅改变了经济，而且改变了生活。这样一种互联网的力量，也是这2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而支撑其中的，则是创新、开放、自由、平等、共享的互联网精神。正是得益于这种互联网精神，“野百合才有春天”，才会“创造了一个消费时点”，很多人才能通过“微力量”改变着社会，推动着这个社会越来越美好。这种互联网的力量还在释放。“互联网+”是一个趋势，加的是传统的各行各业。的确如此，当互联网加上媒体后，产生了网络媒体，对传统媒体影响很大;加上零售后,产生电子商务，对实体商业影响很大;加上金融后,产生了互联网金融,这段时间正运行得风生水起。这是在经济领域，而在社会领域，互联网已经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工作、生活状态。对于许多人来说，互联网已经成了一种生活，可以三月无肉不可一日无网。这种改变对于某些行业来说，可能是一种痛。比如信息安全问题，网络规则以及网络道德问题。但这同样属于“发展中的问题”，这提醒我们应该用创新的思维进一步用好互联网。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2014年4月27日)